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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居领地时代这一关键性时期的研究将不得不面对如下事实：恰巧，区分过程的位置是在人之心(mind)。一旦意识，或用希腊词汇，人之心(psyche)被理解为过程的场地，神性呈现的象征系必须从宇宙内的(intracosmic)诸神转移到人之心作为神性呈现的位置，伴随着在道成肉身这一基督教的象征中最极端的经验表达。
在区分之历史过程中，当意识开始独自启明为神—人协作的场所的时候，万事万物的终结，并非像这一伟大事件的一些同时代人所相信的那样要来，而是根本没来。将会完全破坏这个世界结构的第二次来临，也没有发生，尽管那是被保罗和早期基督徒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发生的。相反，某种全然不同的事情发生了。表达心之经验及其意识经验的象征，表达知性的和灵气的结构之经验的象征，被认作是在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真理的象征系，而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过程，同时在另一方面，它是一个神显的过程。整个象征转移到洞见之次级实现的位置；在这个次级洞见之上，产生了对人之朝向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理解，而这神性根基是这个世界上真理的任何象征都不能恰当地表达的。要进一步阐明超越了知性的和灵气的神性呈现之象征的那一个经验层，就是伪-迪奥尼修斯之后开始被称作的神秘主义(mysticism)。当然，这一层，在它开始被阐明于五世纪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家那里之前，也是呈现的。甚至柏拉图也清晰地知道与一个神性实在的关系，而这个神性实在是在他用造物主(Demiurge)或历史上继克罗诺斯(Kronos)和宙斯(Zeus)之后的第三位神诺斯(Nous)这样的象征所表达的启示之上的。神秘主义，按其认识到“在实在中有一层在结构上超越历史的神显实在”来理解，可以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不成熟形式中被识别到。比如，在西方神秘主义和印度神秘主义之间惊人的平行就被奥托(Rudolf Otto)在他的《东西方神秘主义》[1932]中所研究。
神秘主义在西方历史上变得相当重要，尤其是自中世纪以来，真理的教条性表达的局限开始可见，特别是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在阿奎那之后的一代，就开始了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之唯名论和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义之间的神学工作的分裂。唯名论的信仰和神秘主义的信仰此后就一直是西方知识史中的两股潮流。已经分离于经验的、因此也就不再能诉诸经验而得到控制的一个教条的唯名论，已经成为西方公共意见的主导形式，因为从十八世纪开始，它就被采纳为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当诸般不同的真理(verities)开始互相斗争，神秘主义就一再地成为哲学家的关怀。在十六世纪，当有八场宗教性内战发生在法国，博丹(Jean Bodin)认识到，战场上形形色色的神学真理之间的斗争只有通过这样的理解才能得到平息，也就是，与神秘的洞见相联系，这些教条性真理仅具有次等的重要性。他想要他的主权者，法兰西国王，即使不是神秘主义者，也至少应该被一个像他自己这样的神秘主义者所指导，为的是站在意见统治(dogmatomachy)之外。我在三十年代初对博丹工作的悉心研究使我对神秘主义在社会无序时代的功能有了第一次全面理解。我依然记得博丹的《给让·鲍图的信》(Lettre à Jean Bautru)，这是影响我思想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1]。在二十世纪，当意见统治不再是神学性的而是意识形态性的派别的时候，柏格森在他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中对此问题达到了相似的理解。我不知道柏格森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是否有博丹那样的地位，但这两位法国精神主义者(spiritualists)对我来说是理解精神无序时代之秩序的两个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