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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米湾

《欧洲保守主义研究三篇》[译稿·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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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7-6 12: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约瑟夫二世的过分集权和过分草率,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所发动的战争袭来之前,这个国家就已经是一个组织失调并缺乏方向感的国家了。哈布斯堡家族是承受不起某种历史意识的流失的。将近二十五年的战争(其中取胜的只有两次)使国家国库空虚,也没有了任何确定的政策。官僚机构的日常运转由于随失败而来的方向上的转变而陷于混乱。领土上的忽得忽失打断了政府文职官员的培训工作。国家情报机构忙于战争或忙于为战争做准备。政府面前的工作堆积如山。然而,没有任何机构来推行协调一致的改革方案,甚至没有机构在这方面进行运思。西欧意义上的内阁制政府和大臣之责任这类东西在奥地利是闻所未闻的。皇帝一人就是各个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相连系的唯一环节,正如皇室是帝国各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相连系的唯一纽带一样。玛丽亚·特里莎(Maria Theresa)曾设置过一个国务委员会。但是由于事务上的压力,此一机构被分割成若干分部,这些分部之间不能互相协调,与那些常规的诸官僚机构也不能互相协调。这些官僚机构是依据集体负责制原则组织起来的,这样一来就没有了个人的责任,创造力也因之被扼杀了。

      皇帝的插手又加重了每一政府机构已有的混乱、拖延和武断。皇上无所不知之假定,如果将其落到实处,那就意味着皇帝可以与任何一位他愿意信任的大臣、部门主管或皇室官员商议问题。可是他并没有充分的知识;他接到的报告和他发出的敕令都带有片面性,缺乏一贯性,可能把任何系统性的、精心设计的政策破坏掉。

 楼主| 发表于 2006-7-9 17:4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晚年,在其“政治遗嘱”中他又重提了这样的说法:他从未“统治”过奥地利帝国。(ibid., vii. 642.)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讲到了在帝国内部一切权力权威在形式方面是如何地僵硬而死板。权力的行使被局促在非常明确地划定的狭窄的渠道内,显得非常琐碎,而这种琐碎本身也妨碍着公务的顺利展开。“在我担任大臣之职的整个生涯中,我始终都不得不与之抗争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内部行政管理上的疲软无力。”私人恩怨和个人成见有其不容忽视的不良影响,而这些不良影响对梅特涅在外交领域内的某些失败是负有责任的。各民族的权利诉求影响了帝国文官系统内的人员任用制度;要找到即有能力又无偏私的人十分困难。“在政治和道德方面,我是孤单的……想一想1809年至1848年间我们帝国和欧洲的局势,问一问某个人或某一智囊机构是否能把这种危机状态加以转化,将其纳入某一既定的轨道上。我敢说,我对那种处境是明了的;同时,我也承认我没有能力在我们的帝国和德意志建构起一座新的大厦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求把已经存在的保存下来,而作过多的奢望。”(Mémoires, vii. 642-4. Cf. Ibid,. viii.491.

承认其权力有如此局限,这仅仅是他事后所作的辩解吗?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记住的,即:在帝国的内部状况方面梅特涅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详细的知识,他在内部事务方面所作判断的价值含量不及他在欧洲政治事务方面所作判断的价值含量高。1801年他几乎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进入奥地利政府的。此后的八年他在奥地利境外从事外交事务。在他以外交家和外交大臣的面目崭露头角时,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帝国的不同省份之需求问题上形成独立的判断。他所动议的改革局限于行政机构之最高层,他所熟知的也仅限于此。因此,他无力抗拒高层贵族和约瑟夫世代的官僚传统的影响。那些贵族丝毫没有英国贵族所具有的那种政治能力。(ibid., viii. 192.)自他们的短视的目光看来,上层阶级的全部利益都是与现存的行政体制捆绑在一起的。除非贵族们愿意放弃他们所拥有的绝大部分社会的、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特权,农村地区的处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除非有一个开明而刚毅的皇帝把政府系统内的贵族势力和荫庇制度结束掉,出身地位较低但能力较强的人就无望迁居要职。

有一个人,他也许能完成这些工作。而且实际上他完成这些工作时还无需考虑弗兰西斯皇帝!然而到1815年的时候,拿破仑的政治前途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继之而起的是那些小国王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普通的政治家都做不了更多的事,要不就是辞职了。可梅特涅辞职后能把职务给谁呢?因此,旧的机构根本难以得到更新,老的规矩依然如故。梅特涅接受了这种局面。皇帝感到满足,而他头脑清醒的大臣则只能黯然伤神地看着他无力防止的灾难的到来。

弗兰西斯死后,这种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这的确是个采取果断措施的时机。认可斐迪南为皇帝本来是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君权原则直接抵触的,因为“统治者应该统治”乃基本原则。如何将其废置一边?谁可以取代他?支持稳定的人能与革命达成妥协吗?在宫廷中建立某种集体性的“宰辅”制不是更好些吗?然而,这种国务委员会是由一个大公来主导着的,而他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最后成了梅特涅与科罗乌拉两人之间的决斗场。(原注:科罗乌拉身后既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有留下日记。关于他的情况以及弗兰西斯死后梅特涅和他之间的争斗所造成的不幸后果,请参斯尔比克的著作,也可参屈贝克的《日》。(Srbik, op. cit., i. 540-6Kuebeck, Tagebücher, 1. 2. 768.))此时梅特涅在宫廷中已经失去了他的最大支持者,而且在皇室成员中他也变得不受欢迎。只是由于政治上缺乏言论自由和组织严密的反对派,加上缓慢运转的政府机器还有些贯性余力,才使得奥地利没有在1948年之前的十年内垮下。(科罗乌拉说:“我们的政府如同达赖喇嘛的政府,我们都是其高级僧侣”。(Kolowrat to Kuebeck. Kuebeck, op. cit.,1. 2. 679.

原注:有一次科罗乌拉对屈贝克说:任何在皇帝身边从事贴身服务的人,如果他迫于形势不得不服务上一段时间,那么他必须是“一个哲学家,一个阴谋家,或者一个残酷的畜牲”。屈贝克的回答是:“在这三种可能情形中,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恰当的中间路线’,也就是说,会去搞阴谋。”(Srbik, op. cit., i. 539.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9 18:00:42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6-7-12 23:5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因要外出一段时间,上网不便,剩下的大概1/3内容稍后再贴来。是否读起来顺畅,请提意见。

(陈明兄:译稿马上就完,完后会发你信箱里。此书后两部分的译者,其联系方式我已通过此论坛的信箱转告你,有事请和她直接联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2 23:56:10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6-6-16 23: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导言续2)反对把主权建立在人数的多寡上,读梅特涅的电文和基佐的演讲的人,都会不断地遇到此一问题。时不时地,但却是坚定地,为防止革命而设置些障碍,而且不限于用言论的方式。这里所谓的“革命”就是基于整个复杂场景和事件而在脑海里形成的画面。要想把即使是一百年前的确定的观念重建起来,也是不容易的。在做这样的重建工作时,现代历史学上的科学方法也不是总能奏效。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被推到革命发生之前,被分解成一大堆经济碎片。曾经被人为是壮观的人格战斗,现在成了一系列的细小事件,其原因不可胜数,偏差不可胜数,交叉错综,后果互相抵消。如果这种个别细节研究所导致的不仅仅是怀疑论,那么就必须把那些细节聚拢起来,像当代人看待它们那样,将其视为一条生活之流。这种情况下,专家应该有门外汉的勇气去承认确实有一场在柏克和路易十六看来是典型的灾难性的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被拿破伦收拾住,并被其充分利用。这是就暴烈事件而言的革命,而不是用嘲讽性的天神般的眼光解释出来的革命。持后种方法论的人总是把统治欧洲的下代人贴上某种标签。确认新的政府原则,人民行使权力,主权在民,使人们摆脱已经蜕变为专制的国王们、僧侣们和行业的统治,这些便是这场革命的关键事实。如果我们看到完成革命的那些人他们自身就惧怕这场革命的话,那么这些新原则之奇特和解放程度之巨大就一目了然了。革命者自己之所以害怕,是担心他们不仅摧毁了政府机构,而且摧毁了一切类型的统治的道德权威,结果为武力的运用大开方便之门。摆脱非理性枷锁后,欧洲人并不纯然成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道德的和智慧的存在者”(“etres morales et intelligents”);他们是一些由于对外面世界的恐惧、机缘的凑泊和改善生活的希望而迷迷乎乎地走在一起过起社会生活的。被纳入社会,他们并不感到自在。是因为习惯、共同需要和权威力量才这样的——虽然这种权威和他们自身一样,也是不完美的。突如其来的权力使一些人目盲,使另一些人跃跃欲试,并且使所有的人受到蒙蔽。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方案,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建设。几年光景之内,数百年的成果似乎都将化为灰烬。

      虽然许多人都觉得这时是古代文明的最后日子,但它却是波拿巴的良机。此时出现的这一类型的人,迄今为止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完全想象出来。人类历史此时所呈现出的现象,就其能量力度而论,与巨大的自然力量最为接近,如冰川之倾泻,如海潮之澎湃。拿破仑在法国恢复了秩序原则和实在的是非观念,为欧洲,甚至为他的敌人,维持了秩序原则和实在的是非观念;没有哪个人曾经如此轻蔑地打破过由言词所构成的专制。埃及法老奥西曼迭斯的任何夸口也赶不上拿破伦在他那个时代控制欧洲政治思想并用他自己的观念主导后代人的头脑的决心。只有两个同代人堪与拿破伦相提并论:歌德和贝多芬;在他自己的领域,他的创造力所表现出的辉煌甚至更加独一无二。然而,拿破伦不是不死的。甚至在尚未有足够的时间使活着的人受到什么影响的时候,欧洲的力量和传统就又重新复活了。推翻拿破论的那些力量,正是那些他用以建立其权力的力量。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的后继者。在长达差不多二十五年的时间内,欧洲诸国被战争、骚动和政治试验折磨得伤痕累累,拿破伦之后,由谁来在诸国确立某种政府秩序——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呢?

      我所研究的那些思想和行动类型,在我看来,其意趣就在这里。基佐想把 秩序和自由结合起来。他想用理性的手段达到拿破伦试图用武力来达到的目的;他想把革命时代画上句号,在不破坏恒常的权威堡垒的情况下达成多数人统治之政治。梅特涅想在人们的心中恢复某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已经随着人类的傲慢被遗失了,或者,只有当人们对人类事务报有更冷峻的看法时,这种理论才可能重现。对错误观念不能休战;对文明的威胁持续不断,而且其严重程度并不是在减轻,因为要抵制新的和恢复旧的,实质性力量是有限的。不能作出任何让步,不能表现出任何怯懦,直至毒素从欧洲之躯体上散去为止。

      在这变化着的欧洲世界里,天主教会将何以自处?也许其领导者会伺机确立在旧体制期间随着世俗权力的扩张教会所失去了的某种尊严。屈从于世俗王公之下,这不属于教皇的传统,更不是基督教的本质。东正教和新教教会就意味着一种警告:把精神权威过多地建立在国王和国家的支持上是危险的。法国革命对教会的激烈攻击已经在天主教徒和革命势力之间制造出了鸿沟,但是教会财产之被剥夺以及其等级统治体系之瓦解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教会与旧时代的君主制结合得太紧密的缘故。而在德国,在消灭教会特权方面,君侯们自己就一直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如此情形下,尽管教会因在道德上抵抗拿破伦而有其巨大的威信,它所持的立场也应是某种处在极左和极右之间的立场。换言之,其保守主义应该是基佐所理解的保守主义。还有更严重的:现在主教们的小小王国需要仰更大的国家权力的鼻息才能存在,这使它在精神领域的自由活动权遇到障碍。如此,如果有可能,教会可以摆脱“在和平时是种尴尬在动荡时是种威胁”的政府的束缚。教会甚至可以利用这样的机缘去完成一项更为艰难的工作:这不是将教会的某些理论和实践与“已经与中世纪的思想模式和术语坚决地决裂的时代”的思维方式更好地协调在一起的好时机吗?

      实际上,天主教会被其领导人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极端反抗新秩序的帮派捆绑在一起了。他们放言无忌,不计后果地重申了在世俗世界所享有的权力和中世纪的教理。我想尽量说明其原因。维持一个世俗的王国已成为教权的常规做法。习惯的力量、在世俗管理机构中供职的人的利益拥护现存的秩序;僧侣统治集团内部的遴选机制不大可能使教皇把任何新思想或高的行政效能引入其管理工作中。一旦教廷决意保持它在意大利的领土,历史的力量就会驱使教会从波旁皇族、哈布斯堡皇族和所有历史残余那里寻求支持。阿尔俾斯山北面,有许多人在看着这种政策将会走向何方;但是,面对在罗马长期以来确立下的既得利益,他们绝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因此,他们不会去试图理解那些本身看来就是来自革命陷阱的新学问。无论如何,现在已能比较容易地看出,任何东山再起的企图都将不会成功。教会的学说被强调得太频繁,对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精神坚信太过,以致受中世纪逻辑训练的人不再有能力使用另外的语言了。崇高的中世纪的希望:“别了,十字架,唯一的希望”(Ave crux, spes unica,是无法翻译成现代语言的。经院哲学之于教皇犹如由各种民族和具有特殊利益的不同地域所构成的哈布斯堡帝国之于梅特涅。教会所处的形势与国家所处的形势一样,不可能让步,不可能前进,只能回到过去。因此,教士门继续呆在他们古董般的围墙中,推演着他们的三段论的最后结论;与此同时,他们的敌人们则撰写着标题为“教条是如何完结的”(Conmment les dogmes finissent.)之类的文章。

 

      这些对不可避免的变化的反动有何现代意义,在此没必要展开论述。反动势力正在抬头时,社会也正在经历着更大程度的转化。而且,许多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被认为是“进步的”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成了历史陈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又遇到了这样的历史时期:文明看来已经突破了它的障碍,取得了更多的它无法把握的战果。梅特涅和基佐身后的第三、第四代政治家所面临的工作更加不容易,因为宗教潮流退却得离我们的世界更远了,关于社会方案的外观和统一性,我们不再有昔日的自信。单是因为如此,十九世纪的天主教会史就有超越任何世俗政治实验史的意义,虽然帝国和信仰、前一时代的国王和百姓所遭遇到的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导言完)

 楼主| 发表于 2006-6-21 11:47: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种自大对别人来说更是麻烦,因为他的自大是与喋喋不休的毛病搅在一起的。老年时他这种毛病几乎让人忍无可忍。他拥有一整套文秘班子为其口授文件;为了让愚蠢的下属人员明白,他不得不在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上厘清他的意思;此外,有时他的用心与其说是在行动还不如说是在拖延。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要其遵循言简意赅之原则,他是不会有多大动力的。此外,依奥地利文官系统的传统,也不赞成急就式的或断断续续的公文行文风格。在晚年,起草十分冗长的电文或阅读讨论基本原则的报告的习惯几乎成了梅特涅的第二天性;要与他交谈,听者必须有耐心方可。梅特涅的第二次婚姻是与一个出身比他本人门第低的美丽女孩结的婚,对此黎文夫人始终不能原谅他(“那位神圣同盟的骑士现在以不般配的婚姻而告终”“le chevalier de la sainte alliance a maintenant fini par une mésalliance”)。梅特涅晚年的时候,黎文夫人不无恶意地说他“充满了宁静、内在的满足,充满了无休止的闲谈——很长、很慢、很沉闷、很虚玄。当谈到他自己和他的一贯正确性时,令人讨厌。而在谈论过去的事,尤其是谈到拿破仑皇帝时,又很吸引人。”(Barante, Souvenirs, vii.421.)(“plein de sérénité, de satisfaction intérieure, de’interminable bavardage, bien long, bien lent, bien lourd, très métaphysique, ennuyeux quand il parle de lui-même et de son infaillibilité, charmant quand il raconte le passé et surtout l’Empereur Napoléon”)写起信来,他总是没完没了。1848年他离开维也纳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向奥地利皇帝、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写申辩信,解释其为何倒台。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尽管他摆出了愉快的姿态——终于从公共事务的重担中解脱出来了,但他仍然起草冗长的备忘录,把当时的每个问题都记下来。这些备忘录空洞说教的成分多,益人神智的成分少。这些备忘录还表明,他对终于开始成型的新欧洲是如何地缺乏理解。

这种自大所导致的更为严重的后果便是他怎么也不能明白他自己最恶劣的缺点——喜好无谓的转弯抹角和故作神秘。这种缺点贯穿在他整个性格中。他缺乏最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凝重——他不能像他们那样很好地驾驭激情,因为他没有他们所具有的强烈感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无聊的得意之事经常过多地牵扯着他的心思。在维也纳他把时间荒废在女人和跳舞上;他的敌手称其为“蝴蝶大臣”。他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爱好文学艺术;即使最没权利抱怨他什么的根茨也惧怕他的无礼。在他第一位妻子死后,他把他们的婚姻写成是“没被任何阴云打扰的共同生活”(“vie commune qui n’a été troublé par aucun nuage”。这表明他或他圈子内的人对人类激情的最深的意义和最纯朴的人类忠诚之情所知是如何之少。然事实上他一再地对她不忠,而且要不是因为她比较圆通,他与朱诺夫人的奸情会让他的前途彻底完蛋。(原注:Hanoteau (quoting F. Masson), op. cit., Introd., p. xxv. 有一次拿破仑让其士兵去冒生命危险以便其情人能看到进攻场面。但是在关系到他个人和法兰西的前途命运问题上,他从不在女人身上浪费一小时。

因为他在根本上缺乏高贵心灵,他喜欢上了机巧手腕本身,在意志冲突中喜欢施展精巧的计谋。拿破仑就看到了他的这一短处,说“他为权术而搞阴谋”(“il prend l’intrigue pour la politique”)。在其信件中有两段非常奇怪的段落,他在其中谈起蜘蛛来了:“我已开始理解世界,并观察到如果飞蝇被蜘蛛吃掉了,那是因为他们死的时候太幼小,因此缺乏经验,不知道蜘蛛网是什么东西。蜘蛛的确令我感到有趣。我经常观察它们;它们是最好的晴雨表,而且除了难看之外,它们是最为迷人的小生灵,总是忙个不停,把它们的住处整理成世界上最整洁的房间。”(Mémoires, iii. 340.莱巴赫会议过后十八个月,他又写道:“我感到我正在按照我的蜘蛛朋友的方法编织一个网。我喜欢蜘蛛,因为我经常羡慕他们。”他解释过他是如何把亚历山大套住的。“这便是我说的我的蜘蛛网。这种网看起来令人愉快,编织得非常有艺术性,尽管不能经得起一阵狂风,但是其结实的程度足以抵挡轻微的袭击。” Mémoires, iii. 473.难怪凝重的卡斯尔莱——当时其家庭在维也纳认真地过着英国式的礼拜日并打算离开维也纳的舞会去参与英国议会的辩论——会把梅特涅说成是“政治小丑”。

 楼主| 发表于 2006-7-3 17: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诸国政府之疲软迟钝是那些威胁着社会的危险得以蔓延的主要原因。在十八世纪,没有哪个政府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但是那些当权者非常盲目,没有注意到有许多精明强干的人们意识到了他们自己的能量,也意识到了现存秩序的弱点。这些人对社会后果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唯一的动机是发泄仇恨,蓄意地以颠覆社会为己任。“是法国不幸,关押了最大数量的这些人。”(“C’est la France qui a eu le malheur de renfermer le plus grand nombre de ces homes”)正是在法国,宗教、道德、权威以及它们所护持的一切事物遭到了最激烈顽强的攻击;正是在法国,喜笑怒骂之技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在国王的宫殿、在沙龙、在城市的小客厅里,革命率先完成,而同时在人民大众那里,革命仍然还在准备之中。”(“C’est dans les palais des rois, dans les salons et dans les boudoirs de quelques villes que la révolution était déjà achevée, tandis qu’elle ne faisait encore que se préparer dans la masse du peuple.”)“谈论着某种社会契约,而革命就完成了。
   
“Parlez d’un contrat social, et la révolution est faite.” 从英国借鉴来的事物也有其危害性这也不可能视而不见。英国的东西出自英国的特殊的条件,不顾英国风俗制度与大陆情况之根本不同而盲目比附、运用,也会造成危害。在这种舆情沸腾的危险时刻,法国政府去帮助了美国革命者,这又是非常不谨慎的举动。自此以往,法国出现任何重大变动都会导致革命。只有法国政府没有认识到这种必然后果。

      革命爆发了,短时间内就发生一连串如此这般的事件。革命初期阶段的可怕暴行以及其后的侵略战争使法国的邻国得以免受疾病的感染。但是,拿破伦的军事专制在各个国家打破了现存秩序,这样便使革命在德国、意大利,后来又在西班牙,有机会在爱国主义的面纱中将其目标掩藏起来。1815年拿破仑的复位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百日之内,波拿巴毁掉了他掌权十四年期间所做的工作。他在法国平息了革命,现在却放任了革命。他不是把人们的思想带回到雾月十八日,而是带到国民议会由于其可悲的盲目而采取的那些原则上了。”普鲁士怂恿秘密社团,某些德意志小公国背叛自己的秩序和利益,1815年至1820年间的法国政府非常虚弱,凡此种种,只能使局势更加严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3 17:23:38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6-7-5 18:16:00 | 显示全部楼层

  把地方利益、民族利益与帝国的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是困难的。联邦制度也不是解决这一困难的真正办法。如果联邦主义仅仅意味着中央行政权力的下放,那就不足以满足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如果联邦主义意味着对民族独立性的真正认可,那就会危及整体的凝聚力。有种族“混合”地区和插在别国领域中的领土,在帝国之外有种族相关的人口的吸引,德意志人和马札尔人在传统上具有优越地位,——这些因素决定了要采用联邦方案是不可能的。不能指望哪一个奥地利政治家会愿意牺牲掉奥地利在意大利所取得的地位;声称维也纳解决方案是其杰作的梅特涅最不可能同意作出这种牺牲。也不能指望奥地利政治家会为了斯拉夫人的利益去冒与匈牙利发生战争的危险,或者将来之不易的德意志邦联的领导权拱手让给普鲁士。然而,如果有任何可能,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联邦。

支撑着哈布斯堡皇室的那些历史和物质条件同时也从两个方面制约着它的行动。他们必须考虑帝国内存在的民族、文化、语言和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再不能重复约瑟夫二世的那种不幸的试验。目标只能是统一,而非混合。任何拉平过程都必须从历史的而非逻辑的角度来考虑,并且必须避免仇视心理的滋生。文化上优越的种族,只有他们才理解“国家”一词之真正含义的德意志人,必须使帝国其他种族走向文明化,但是一定不可以试图对他们采取直接的“德意志化”策略。在欲突出其在欧洲大陆东部的——如其在欧洲大陆西部那样的——“法国的政治主导地位”时,法国人使用了“波兰族”这一措词。这引起了梅特涅在1846年所发表的一番评论:“人们应该明白法国人是如何对民族所应该受到的尊重加以解释的;看看拿破仑的帝国就知道,那时罗马和汉堡都成了‘法国的边地城市’,一千万德意志人或一千二百万意大利人被宣布为‘法国人’。奥地利则从未提出过此类宣称······这类言辞上的花招从来不合于奥地利君主国的口味;这个君主国从未把德意志人之名加给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或波兰人。另方面,奥地利一直关心联结在政治统一体中的各不同种族的共同生活······而且法国人居然向奥地利宣传起尊重民族性这一理论来了!”(Mémoires, vii.212.这其中其特殊的辩解成分,其程度不亚于当法国人说他们关心波兰整体尤其关心克拉科夫共和国时所蕴涵的辩解成分。但是,在执行强化德意志成分之政策以及在帝国的马札尔人或斯拉夫人居住地区推行“文明化原则”时,梅特涅总是谨慎地对其政策的含义加以明确的界定。(原注:1817年梅特涅曾谈起过对匈牙利加以“文明化”的任务。(Mémoires, iii.65.)在1850年写给屈贝克的一封信中,梅特涅提到过约瑟夫二世所推行的突出德意志人地位、将其视为奥地利帝国中的“起文明化作用”的因素的政策。Metternich und Kuebeck, op.cit., p.59.)“我所说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德意志化’一词的含义。一个民族的‘转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特定情况的作用之下这种情况才能发生。我们必须把目标定在德意志成分的发展上······所采取的途径应该是让其自身的威信和它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来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

      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共同生活又不能通过一个一般性的立宪议会来落实其表达渠道。这种形式的统一将会是不自然的、非历史性的。就保护各民族的利益而言,这种类型的议会也不是必需的。1831年梅特涅在致符芮德(Wrede)的信中说,奥地利皇帝并不是“极权的”;帝国的各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宪章;但是这些宪章是历史留下的遗产,因此不是“代议性的,也不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Bibl. op.cit.,p. 249.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6 9:07:03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6-7-9 10:54: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另方面看,如果其位置与普鲁士之位置几乎是同样地显眼的奥地利帝国要发展出与其需要相适应的实力的话,就必须得小心谨慎,以免浪费任何可能的能量资源。匈牙利及它的“被并入的”诸邦在地位上享有特权,这是缺乏和谐的一个原因(这里又涉及到均衡理论),因而也是产生摩擦和消磨力量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现有行政管理制度下,其他省分孤零地处在偏远地方,默默无闻。“由于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结果匈牙利人得以具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抬高了匈牙利人的地位,以至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立的。而奥地利其他各邦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是值得考虑的——则在(中央)政府和与各省之间的冲突中消磨掉了。此外,德意志民族在政府组织中具有实际的较高权威,其所代表的实际倾向是融合”,而帝国的政治体制则是以相反的原则为基础的——实际上也应当建立在与此相反的原则之上。结果便是机构的瘫痪,“狂热地干预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把政府的真正的性能毁掉了。”(Mémoires, iii.70-1.

      对奥地利问题的分析,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可是,梅特涅所提出的矫正措施却是出奇地缺乏力度:在某一大臣或总理大臣之下建立一个内务部。这一新大臣将有四个下属,“其活动范围应该由各省的民族属性和直接的地方利益来决定。”在部内,这四个下属官员可以保护民族利益;在部外,他们可以教育各民族,使他们顾全大局,对帝国的统一性有一更加宽宏的理解。如果不考虑偏远闭塞的零星地区和少数种族,那么非匈雅利人地区的划分就非常容易:讲德语的奥地利本土及其周边省份(斯蒂里亚,萨尔茨堡,因菲尔特尔(Innviertel)和蒂罗尔);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加利西亚;伊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伦巴第和威尼西亚。这四组区域在地理上具有大致相同的重要性,只是其文化水平和政治教育的程度有不同。梅特涅的方案被付诸实施了,只作了写小的调整,即把加利西亚从捷克诸省份中分出来,并将伊利里亚归入奥地利本土。

这一方案的成功与否是建立在官僚们的态度的转变上的。皇帝没有创造此一奇迹的意愿,梅特涅则没有创造此一奇迹的力量。其结果是本来已不堪重负的行政机构又被添加上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机器部件。在一段时期内一度出现了更大的混乱和纠结。弗兰西斯采取的是尽量息事宁人的路线,于是“改革”就被放弃了。从梅特涅的观点看,这一失败是件尤其不幸的事,因为此一失败可能使皇帝转而听从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在内部事务方面去听从科罗乌拉(Kolowrat)的建议。弗兰西斯去世之后,在大公们的支持下,科罗乌拉的反对势力使得任何精简行政规程的方案都会受到阻碍。

 楼主| 发表于 2006-6-19 00:1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梅特涅与黎文公爵夫人首次谋面是在181810月的埃拉夏培尔(Aix-la-Chapelle)会议上。11月间他们又幽会大约两周时间。后来1821年和1822年他们又分别在汉诺威、法兰克福和维罗纳会议上短时间相会过。他们最后的会面是在英国,时在1848年的革命之后。

      在埃拉夏培尔会议上,黎文夫人年方34岁。13年之前,托玛斯·劳伦斯勋爵曾给她画过画像。此画像现在保存在国家美术馆,从面中可以看出她是个任性而傲慢的女人。不是很美丽(鼻子太尖,耳朵太大),但是极具活力和机智;自私,不是很有想象力(原注:在霍兰庄园(Holland House)还藏有另一幅黎文夫人画像,是沃茨(G. F. Watts1856年所画。)她的故事本身很奇特,对我们来说似乎很耐人寻味,尽管在她那样的狭窄小圈子里其故事并非不同寻常。她母亲是俄国皇后即保罗一世之妻的朋友。她很年轻时即死去。她死后皇后负责其女儿的教育。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其女儿可以说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教育。有段时间她被送到斯摩纳(Smolna)的贵族女子寄宿学校学习,但是她的绝大部分童年是在世纪之交之际腐化而且不是十分豪华的俄国宫廷度过的。1800年她十六岁时与黎文伯爵结婚。后者的家庭和她自己的家庭一样,也是来波罗的海地区。仅仅几个月后的某个早晨,她丈夫被召到冬宫。传信的人告诉他说皇帝病了(保罗一世实际上已被暗杀),是“亚历山大大公,也就是说皇帝”要召见他的。宫廷的气氛是如此这般,黎文必须立即判定这一召见是真诚的,还是仅仅是一个想把他卷入叛国重罪的阴谋。他作出了正确的猜测,去了皇宫。结果是他和他的妻子在宫中住了9年,受到了皇室的高度优待。1810年,黎文先生以大使的身份被派往柏林。在这里他住了三年,这是普鲁士遭受屈辱并与俄国失和的三年。在柏林,似乎没有人特别注意过黎文夫人。她的机智需要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经受历练才能得以充分发展。她精神强健有活力,有教养和风度,但并不美丽。她需要在柏林以西的社交场合过段生活,以便给她的面容增添魅力、凝定的气质和光彩。她,还有别的人,长期以来一直估量着她的十分平庸的丈夫。当1812年亚历山大派黎文去伦敦任大使时,她很快发现,那里是一个年轻聪明的女人实现自我的好地方。机缘帮助了她,因为1812年时,各大国中,只有俄国有大使级代表驻在英国皇室。六年后,当她随黎文参加埃拉夏培尔会议时,她充分领略了外交游戏的乐趣。她发现这种游戏之所以更加愉快,是因为她从来无需麻烦地面对游戏背后的残酷现实。“她从未越出过使馆和沙龙的界限”(Elle ne dépassa jamais les horizons des ambassades et des salons.”
   
)同时她也不受许多道德规范的制约。一个俄国宫廷长大的孩子,没有天赋的反思能力,她如何能看到大多数人民所看到的现实世界?在当时她所生活的堕落的环境中,没有人留意道德法则,她如何能感到有尊重这些法则的必要?

      梅特涅了解她的背景,被她吸引住了,如同当年他曾被更美丽、更喜欢骚动的情妇迷住那样。然而,很清楚的是,两人互相吸引都有激情之外的动机。梅特涅根本不能信任亚历山大,根本不能左右卡斯尔莱。如此,他也许觉得把这个了解英国和俄国的宫廷机密的女人钓上钩是值得的。黎文夫人一直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她觉得和这个男人搭在一起,收获也许不只是浪漫乐趣,因为他控制着欧洲中部,并能谈论很多有关拿破伦的情况。基于这些原因,梅特涅写给黎文夫人的信件就有些伪饰成分在其中,即便是在他们的胸怀最为敞开的时候也是如此(原注:梅特涅于18181819年写给黎文公爵夫人的信件1909年在巴黎出版过,其中附有阿诺托(M. Jean Hanoteau)所写的导言。据悉两人通信持续到1826年。查看一下梅特涅《回忆录》中的“私人信件摘录”部分,似乎有理由相信这些摘录就是取自写给黎文夫人的信件。黎文夫人写给梅特涅的信则一封也没发表过。)在写这些信件时,梅特涅是感到比较怠倦的。通信对方的这位女人他仅仅几周前才认识,而且认识时的情景决定了他很难马上信任她。如果有谁总幻想着在那些左右着欧洲的局势并不时地大量消费着其财富的人的情书中找到高尚的思想、火热的激情和多姿多彩的想象,那么这些信件会让他感到失望。这些信件的语调沉重,全然是中年人口气,都非常自以为是和自私。有时令人厌烦地强调某些相当无聊的玩笑——如把黎文夫人称为伦敦的“外交官之母”(“la mère des diplomates”)等。此外,梅特涅知道皇室家族的信件是在邮局开封的,因此他从不能确信这些信件能否顺利送达,根本不能保证排除秘密警察的阅读。(原注:可以清楚知道的是,起码有一封信被秘密警察看过。凭着他们特有的机敏,他们从信件的字里行间推断出梅特涅有一私生子——那时已经十岁了!)因此他保持着某种警惕;不过这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暴露。(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9 9:26:28编辑过]
发表于 2006-6-19 20:56: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上世纪上半叶就对中国学人产生影响的白璧德的著作似乎也可以在保守主义概念下来阅读,也有值得读但未被中译的著作。
 楼主| 发表于 2006-7-3 00: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梅特涅“原则”之一般运用

三、 梅特涅“原则”之一般运用


    
梅特涅是如何适用这些“原则”的?它们总体上是如何对其政策起决定性作用或者如何影响其对具体问题的处理的?为方便和恰当起见,我们先对他中年阶段的政策作一阐释,因为在其中年阶段其思想能力和外部的成功都是最显著的。   

      1820年的时候,梅特涅觉得他有可以把沙皇亚历山大的自由主义观点完全解除掉。他不像他所预想的那么成功。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亚历山大都认为他只是推迟而不是放弃了在俄罗斯和波兰推行自由政策,而这种推迟是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与梅特涅的说辞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亚历山大具有足够的聪明,所以表现出一幅被说服了的样子。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请求梅特涅将其观点用书面形式陈述出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梅特涅高兴了,他起草了一份“政治信仰声明”(”profession de foi politique”)。在这个机缘上,也许有必要对欧洲的事态作一回顾。自滑铁轳战役至今已经有5年了。1818年底的时候占领法国的联军已经撤出。稳定似乎指日可待。不料1820年革命又在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爆发了。德意志的情况也不平静,相当危险。激动的学生放言不羁,而且发生了一起政治谋杀事件。利用这一机会,强迫德意志联邦中的诸小邦把自由主义结束掉了。于是便制订了一些措施(即所谓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以限制大学的自由权,并加强了出版审查制度。   

梅特涅知道,布吕歇和威灵顿的军队难以消灭人民主权观念,警察也同样难以做得到。此外,俄国的亚历山大已在德意志诸邦间公开表示了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倾向,而在意大利,俄国的侦探也在竭力地陷奥地利于难堪之境。其自己军队中出现的一次兵变使亚历山大感到沮丧,同时波兰人的持续抵抗和忘恩负义(从沙皇的立场看)使他对一切自由改革感到希望不大。对梅特涅来说,加紧促成亚历山大转变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为镇压那不勒斯革命而召开的特罗保会议期间,大不列颠拒绝认可任何不受限制的干预权,而法国,由于不愿看到奥地利势力在意大利扩张,态度也相当冷淡。因此,梅特涅决心让亚历山大相信:保守主义国家是按照普遍有效的原则而行的,它们对天意的解释比沙皇所靠拢的其他指路人所作的解释更加清楚。   

      梅特涅在开始声明其信仰(原注:这篇令人感到好奇的文章,梅特涅本人称之为“不太具有外交色彩的文章”,被载入梅特涅的《回忆录》。(Mémoires,iii.425-45))时声称,政治家应该把他们的行动原则弄清楚;他们有责任不把“道德领域”放任地交给一大群“充满了一知半解的自满的肤浅的心灵,对社会重大利益轻率地下判断的人…没有定见的牢骚人、自己错误的牺牲品和伪先知们”。“esprits superficiels pleins de satisfaction de leur demi-savoir, juges impudents des premiers intérêts de la société……criailleurs sans idées bien arrêtées, victims de leurs propres erreurs, et faux prophètes.” 用下面这个比较古老些的断语来描绘欧洲的状况是再贴切不过了:“今天的欧洲让有才智的人可怜而让有美德的人厌恶。”(“l’Europe fait aujourd’hui pitié  à l’homme d’esprit, et horreur à l’homme vertueux” 宗教、公共道德、法律、习俗、权利和义务等社会之基础结构正在受到破坏。大众都无非是些旁观者。有些人的确是模糊地倾向变革,但大多数人希望“平静”,而这种“平静”已不复存在,其基本要素看样子已经失去。  

      这些恶劣现象缘何而来?能否加以补救?梅特涅认为,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最深层原因,他能分析出个所以然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3 0:08:22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6-7-3 15:2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梅特涅对这种臆断之人有过描述。经验对他而言毫无价值;他用一种所谓的私人判断来取代信仰。在作出这类判断时,无需审察和研究,因为对一个扫一眼就能把错综复杂的事实和问题看清楚的人来说,审察研究之类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似乎都是多余的。对这种臆断之人来说,法律毫无意义,因为他并没有参与其制定工作。对野蛮、无知的前人所强加的制约加以些微的注意都是有损其尊严的。权威就在他自己那里。在他看来,有什么必要去遵守只对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们才会有用的规范呢?接受外部的权威——这样的情形与理性时代不相称,与德国改新人物称之为“各民族之解放”的高度的普遍启蒙时代也不相称。这种臆断之人并不敢公开攻击道德,因为没有道德他也不能感到安全。但是,他是用他个人的观点来解释道德的,而且也允许其他人也如此做——只要他们既不抢劫他又不杀害他。如此一来,社会被“个体化”了,每人都是他自己的信仰、准则和行动的法官。到最后甚至连民族性这一最自然的人类情感也“被从自由主义的教义问答汇编中抹去了”——不过为挑起事端或使政府卷入分裂活动,民族性还是可以被作为一种杠杆来使用的。

      描绘了臆断之人的特点后,梅特涅又描述了有助于当时那种邪恶现象滋生蔓延的不同因缘和际遇。这些第二性的助缘,其动因有些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它们“与事物之本性是如此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人类无论如何审慎也不能防止其发生”。梅特涅把这些因缘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关于这些,梅特涅没有详谈。这是他的论证所具有的弱点之一。如果这些第二性的助缘是人类无法控制的,那么其后果就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一个“全然现实的、全然历史的”(“tout à terre, tout historique”)政治家应该坦然地接受它们,利用现有的资源尽量做些建设性工作。这样才是更为智慧的表现。这需要有创造的能量方可,而梅特涅并不具备。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物,预见到了将要出现的乱局;但是将从旧的废墟上产生出来的新欧洲只能任其自己降生。当然,他不能指出新的欧洲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他只关心如何避开变革所带来的灾难,却未曾注意这样做所带来的危险:这样可能拖延了新生命分娩诞生时的阵痛。

      这种宿命之论对改变亚历山大的观念不会起什么作用。因此,梅特涅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人类可以控制的动乱之因。

 楼主| 发表于 2006-7-4 00: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有没有补救办法?如果不受激情作用,不带偏见,不先入为主地执定补救办法必须是什么,在此情况下对邪恶之原因加以分析,那么对每一邪恶都有补救的办法。对社会加以考察即可以发现,中产阶级最容易感染上革命之流行病。人民大众没有受感染,而且一定不能受感染。大多数人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关心模糊而抽象的高谈阔论。普通人最关心的是明天的生活。他希望其劳动果实、其家庭成员和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原注:社会下层对政治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在这点上梅特涅与基佐两人的看法相似,但是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上面,他们两人的意见是相左的。对此作一比较是相当有趣的。)因此,梅特涅很自信地觉得,不必担心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会马上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在这些国家的每一国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有要求和平和安宁的强烈愿望。“宫廷革命”,或者说在统治阶级的上层,则另当别论。上层社会的少数人员总是加入革命者的行列中;但其革命生涯不会长久。他们要莫是“虚假的野心家”(faux ambitieux),要莫就是“精神反常的迷失之人”(esprits pervers et perdus。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们自己的改革活动的第一批牺牲品,少数存留下来的则通常会成为那些出身于社会低层但现在跃居国家要职的人的奴仆。

      问题的根源出在介于民众与贵族之间的那些阶层:资本家、文职人员、文人、律师和公共教育界人员等。资本家们有自己的说法:“真正的四海为家者,不惜以任何事物的一切秩序为代价来保障他们的利益。“véritables cosmopolites, assurant leurs profits aux dépens de tout ordre de choses quelconque”古老贵族阶层因在十六、十七世纪失去了权力而心怀不满,他们竟会用几乎与无产阶级的呐喊相同的口号来反对资本,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沙皇亚历山大对中产阶级的了解比梅特涅所知要少;实际上,在对中产阶级的了解问题上,他比任何一个有着同样多的世事经验的欧洲人所知道的都要少。亚历山大很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煽动性言论的好听众。这种煽动表现为制宪之要求。具体要求各不相同。在纯粹的君主制国家,中产阶级要求的是国民参政权;在代议制已经为人所熟知的国家,他们要求扩大权利保障的范围、基本法律和成文宪法。在宪政主义最为发达英格兰,他们要谋求选举改革。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借口之下所掩藏的都是中产阶级对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觊觎。在梅特涅的政治—哲学论稿中,有少数几个段落是表达其愤慨和蔑视之情的。他在其中的一个段落中说:“社会的中间阶级”(“classe intermédiaire de la société处在君主们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其煽动者欲“打落国王的王冠,篡夺人民的发言权”;他们攻击“许多世纪以来所成就的一切应该受到人类尊重和护持的文明成果”,竭力地借此为他们的贪婪辩护。(原注:进行这些攻击的手段是出版物。梅特涅怀疑出版自由的存在是否是某种“十七世纪后半叶之前的世界闻所未闻的灾难,是否能与人类社会的存续相适应。”

      政府如何来对付这些攻击?首先,它们不能失去自信。他们必须立场坚定。他们应该汲取历史上的教训,牢记在激情澎湃的时代要推行改革是不可能的事。在此种历史的危机关头,政治家必须履行其维护权威和保守现有秩序的责任。稳定原则应该被看作是君主制度的一项方案,将其晓喻世人。稳定并不意味着死水一潭,但是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必须出于制度性的权威。明智的改革可以被定义为“通过法律手段取得制度上的进步性发展”。小宗派无力运用他们所赢得的东西,对他们不能作任何让步。最重要的是,如果欧洲的君主们想挽救社会使其免于彻底毁灭,他们就必须团结起来。为对付各国的宗派集团,所有的政府都必须结成联盟。换句话说,不要给干预原则设立任何限制条件。此外,必须认清敌方阵营中的两种成分:平等主义者和理论家。前者在行动上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后者从来缺乏坚强意志和决心,在社会动荡之风暴来临之前的虚假平静阶段,他们则更可怕。

      从这一立场出发,这份文件接下来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措施。这些内容在今天已无普遍意义,而且无非是些老生常谈。

 楼主| 发表于 2006-8-19 22:02:0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概一月前,在诚明兄催促下,我已将所承担的译稿完成并发给了他,等着出版。这里我就不再继续张贴了,出版后再看。(此贴之置顶也该解除了)
发表于 2008-1-11 13:47:00 | 显示全部楼层
???
 楼主| 发表于 2010-7-8 20:01:00 | 显示全部楼层
QUOTE:
以下是引用米湾在2006-8-19 22:02:00的发言:
大概一月前,在诚明兄催促下,我已将所承担的译稿完成并发给了他,等着出版。这里我就不再继续张贴了,出版后再看。(此贴之置顶也该解除了)

此书已经交稿4年,至今未听见任何动静。是否又流产了?

近日我见书店有商务出版的《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和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出售,书上标有《保守主义思想译丛》字样,是否就是〈原道译丛〉这个系列的?

诚明兄当年积极组织译事、不懈敦促,现在还需继续努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8 20:11:4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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