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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明】《中国乡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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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4 08:54: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乡贤之祀始于汉末是有原因的。
三代分封,政教合一,国家(State)被包裹在社会(Society)里;秦立郡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社会成为国家整治的对象。汉武帝与董仲舒携手,确立起霸王道杂之的制度框架和思想格局,于是国家与社会实现了各有分际的良性互动,表现为立五经博士、察举选官以及标榜以孝治天下等等。于是,就有了庄园经济的繁荣,有了为人仰望的世家大族,有了“孔融为北海相,以甄士然祀与社”,成为“祭祀乡贤之始”。
从开始时将地方乡贤“命配县社”到隋唐“营立祠宇”,再到宋元明清整合于文庙,“诏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守令,右祀乡贤”,看得出有关方面对乡贤的理解重视有一个从地方民间到社稷国家的整体文化-政治战略之构思,以及对其功能意义之认同接纳或利用的过程。某种程度讲,这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按照儒家的理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里的“家”与“巨室”,基本可以作为社会的代表来理解,象征着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的相关论述或许可以佐证儒家这种对社会之重视和强调的合理性:“社会是自发形成的,而国家不是——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关于公共秩序及其管理的技术问题”,“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乡贤的后面都有儒家的理念,但完全可以说,乡贤本身乃是传统社会内在的有机性、生命力或者说自发性的一种表现。从我们的历史看,光武中兴、同治中兴可以如是观,国民党、共产党又何尝不是在国已不国的危机中应运而生挺身承担起天下的兴亡的社会自发力量?!
体会这一点,不仅需要深刻的理性思维,也需要对历史的敬畏感。或许可以说,对社会的态度是衡量我们政治智慧、理性能力和情怀高下的标尺。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解乡贤,那些兴学、修路、赈灾等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公益行为就有了本体性的意义,而“式存飨祀”“以时致祭”的神圣性也就获得了足够充分的理性支持和说明。
是的,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由市场和政府主导的各种基本建设和社会工程在带来经济巨大发展物质巨大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家园的丧失、精神的枯槁。面对患病的社会,思想界“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莫衷一是。我想,乡贤二字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可以获得各方共识的交集点:右派可以看到尊重社会的价值取向;左派可以找到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保守派则可以想象回归传统的文化认同。乡贤前辈泉下有知,一定会含笑回眸欣慰莫名吧。
曾写出《乡土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感叹:“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感慨之余,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认为中国和世界今天需要的是一个“新孔子”。十年之后,在执政党将自身定位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在“中国梦”成为新一届领导人执政目标的时候,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乡贤文化”又浮出水面,“新乡贤”成为基层干部的努力方向。果如是,则孔庙的激活、道德讲堂的充实将获得极大的资源和动力。贞下起元,斯文复振,其天意也欤!
“道之统在圣,而其寄在贤”。寄者托也、寓也、传也。儒家之道需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实践在现实中落实呈现代代传承,“在朝美政,在乡美俗”。《中国乡贤》这里写的正是这样一些“在乡美俗”的旧人物、老故事,卑之无甚高论,但正是在这些好人好事的点滴累积中吾土吾民人文化成岁月静好。“崇德、报功、尚贤,古圣王所不敢忽也”。近年有句话在网络和媒体十分流行,说城镇建设的境界就是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如果还能“想得起乡贤”,岂不更好?
谨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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