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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宁】道、学、政之间的政治思想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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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4 08:57: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较之往昔诸子百家皆务为治,儒墨道法各称显学的辉煌,华夏先哲的政治思考似乎已与今人的生活渐行渐远。象牙塔内波澜不惊,故纸堆中乏善可陈,不乏断潢绝港之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状况折射出的,正是古今中西碰撞之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尴尬处境。
“政治思想史”概念本非中土固有,而是中西思想交通、现代学科分立的产物,这就决定了自其诞生伊始就必定是一门极富智识挑战的学科——不仅需要在学科体系内会通人文法政,亦需要在思想视野上兼及中西。然而现代学院体制下,人文学科作为承载传统文明的主干,乃以考据、心性之学为取径;法政学科受制于西风劲吹的整体氛围,治中学往往不脱批判、轻视的外在视角。而在二者之间,亦缺乏通过共同的问题意识来沟通彼此的有效管道。由此,不免造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学术、人文与法政学科之间“双重断裂”的结构性困境。在学术源头上,缺少一种根植于经史典籍的“元知识”意义上的经典体系、观念话语与历史叙事的根基性支撑,就理论深度而言,亦缺少一种接引现代法政思想而将传统资源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学术能力。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这一困境,在国族崛起、“文明复兴”日益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学理议题的当下,无疑显露出亟待改变的必要。在任锋博士新著《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中,标题所传达的信息无疑是相当丰富的:“道统”立定文明基础,“治体”指向广义秩序结构,而“宪制会话”则贯穿古今而直指当下。如是,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就绝不仅仅是一具博物馆化的往矣陈迹,而是在古今之间凝聚价值、塑造秩序的鲜活之流。
一、典范开新:政治思想史的新书写尝试
任锋先生史学出身,后负笈香江,师从著名思想史家张灏教授,并长期任教于政治学系。多元的学术经历,塑造了作者史、政结合的知识背景,进而呈现在本书酝酿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突破尝试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瓶颈,在于研究范式的单一。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专制论叙事,从历史角度看,对于传统政治思想不免缺乏客观整全之理解;今日观之,亦已无法满足转型时代国族共同体自我理解与认同的需要。由此折射出的,正是一种道统散落、学统无继的危机感。认真对待传统,乃是重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提。正如奥克肖特指出的,“如果将历史设定为一种经验形式,那么它就必将被表现为一种思维形式,一个观念世界。” 就作为史学分支的思想史而言,研究者自身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于作品的影响与形塑更是尤为明显。不同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叙事,作者秉持对于故国文明之温情敬意,体现出一种柏克式的温和保守气质,而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诸多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首先是对单一决定论思维的解蔽,避免以某种根本性因素(无论政治、经济或文化)作为历史解释的关键。单一决定论固然有利于塑造一套清晰严密的理论体系,然而其背后本质主义、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亦不免有遮蔽历史与思想的复杂性的危险,甚或沦为一种偏激的意识形态心智,所谓蔽于一曲而失其正求。早在三十多年前,汉学巨擘史华慈曾告诫西方学人,“中国思想史研究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要沉思于那不变的本质,而应当去寻找中国思想的广度、多样性及其问题。” 今日观之,斯言亦可谓大矣。
在思想史研究层面,本书深耕宋代这一历史截面,以观念史研究为基点进入传统政治思想世界。以经世精神、公论传统、实践意识、治体论为中心,采取一种历史实践视角下的思想进路,既梳理政治思想自身的发展演变,亦关注思想落实于现实世界的实践命运及其对观念世界的反向塑造。所谓政治思想史,不再被仅仅处理为观念世界中的一系列精致阐释,而力图兼具历史脉络的连续性与实践感。此种在“观念—实践”交互作用中梳理秩序演进线索的方法论,正脱胎于“推阐理势”“经史互证”的古典学术路径。
思想史与政治理论,构成了支撑全书的两大主题。在观念史研究的知识基础上,全书最终试图落脚于一套基于中国历史文明经验的政治理论与思想价值表述。此种藉由思想史、政治史研究而通往政治理论的正向转化,透露出作者宏大的理论抱负。对于久处西方理论框架裁制之下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而言,此种尝试可谓极富勇气与愿力。宋代政治思想,尤其是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构成了作者切入传统政治思想世界的知识基础。基于“理学—事功学”合辙的视角,作者对宋学精义的把握是在一种经史结合的经世视野中展开的。在内部社会转型、北方强邻环伺的近世历史处境中,如何依托文明传统、因应时代问题塑造优良秩序?对于作者而言,这一宋儒的深层问题意识,既是打开宋代思想世界的钥匙,也透露出学术探研蕴含的现实关注。延绵古今的问题意识,构成了切入传统思想世界的着力点,而政治理论的阐发,则是基于思想史探研的古今视域融合。此一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经史结合、经世取向”。“经”代表着一种文明主体意识;“史”是作为知识基础的历史经验还原,“经世”则是基于上述二者的政治理论生成力。
二、“新宋学”与儒家现代政治论说
随着儒学以一阳来复之势崛起于当今中国思想版图,儒家与现代政治也随之成为一大思想与学术热点。华夏旧邦,何以立定现代新命?正如战国之变引发“儒分为八”的学派分化,当儒家传统走进现代政治,也充分发酵了自身内部的思想分化。不同于港台新儒家以儒家道德心性之内圣接榫西方自由民主外王的单线取径,晚近大陆新儒学的一大特质,就在于尝试立足儒家价值开拓更具主体性的现代政治论说。在此蕲向中,大陆新儒学思想取向上的分流奔竞之势也日益彰著。
率先揭橥政治儒学大旗的蒋庆代表了当代儒学政治思考的一种代表性的面向:以反思现代性与自由民主为基本立场,试图直寻经典义理,构造一套完备自足的政治体制。其学术精神承自汉代春秋公羊学,主张以制说经,进而依经创制,可称为“公羊学模式”。从汉儒之通经致用,到廖平、康有为等晚清今文家之托古改制,依托公羊学建章立制的努力可谓其来有自。相比之下,本书对于儒家当代政治价值的思考则显现出另一种精神气质与思想形态,或可称为经史结合的“新宋学模式”。
不同于现代公羊学试图从去古未远的汉儒微言中求取灵感,本书对儒家政治传统的吸收更多地源自近世宋学传统。钱穆言汉学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精神在“明体达用”,一词之差,个中异同值得深味。汉儒“通经”,采取鲜明的政制取向;而宋学“明体”,则在一种兼及政治社会与个体修身的更广阔领域中展开。晚近以来,诸学贤于“新宋学”之建构皆措意良多,陈寅恪、钱宾四对于宋学之嘉许,端在其能吸收外来学说而不忘本民族地位,实现立足于中国文明的“更生之变”;张君劢“复活新宋学”之呼吁,着眼于在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编织的现代性牢笼中彰显道德理性价值;余英时对宋学精义的把握,在于其包举内外的秩序重建规模。作为一种政治思考的“新宋学模式”,无疑继承了上述前贤之思。沿此而下,作者进一步开拓宋学与宋制在治体、治道方面的典范意义。宋学的思想特质,使立足于此的政治思考能够在一种贯通内外的整体维度上开展。通过中道伦理与儒家公民、文明自觉与道统意识等主题的沟通转化,儒家传统与现代政治的对接乃获得了一片更加宽广的对话空间。
宋学的重要性,既源自其文明成就,亦在于近世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延续性。严复曾断言,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宋人所造就者十之八九,钱穆亦指出不识宋学则无以识近代。因此立足宋学的政治思考即直接地体现在对于“近世—现代”一体连贯的历史脉络的把握之中。作者敏锐地把握到源于近世儒学之于现代中国政治思维与实践的深刻影响,在传统与现代的连续与变异中,发掘思想的深层次“原型”及其经过现代转换之后的新意与困境。如对近世公论观念与公共话语的研究,在详密的观念史爬梳的基础上,作者着力展现以公论、讲学为代表的公共话语与公共政治空间在近世历史中的孕育,进而探究其现代转型之复杂命运。古典政治思维中的公论观念,既为现代公共理性的兴起作了准备,同时,褪去“天理”规约之后世俗化、扁平化、对抗性的现代公共政治观导致的“理不一理,心不一心”的群体共识危机,同样需要借助古典公论观蕴含的德性精神、超越维度与历史成宪意识予以中和调治。至于对于现代中国政治影响深远的实践真理观,作者同样在近世传统中探索其精神源头。
在因应现代政治的问题上,作者尝试在以道德心性对接自由民主的港台新儒家与坚持特殊主义德性优越论的“公羊学模式”之间开辟一条新路。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典范,基本采取一种广义的容受态度——既有别于前者的全盘接受,亦不认可后者的激进批判。一方面认可并接受民主、平等、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的结构性要素;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政治传统中固有智慧的尊重与激活,同样被视作构造优良现代秩序的基础性资源,“外引”与“内生”合璧,方能共同构造中国式现代政治的完整基盘。现代政治的普遍价值并非全然引自欧西,而自有其本土渊源,同样,中国古典政治智慧亦非偏适东土,而亦具有可分享的普遍性。正如书名所提示的,中国优良现代政治的形成,并非一种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由此及彼、进化论、终结论意义上的全盘移植与邯郸学步式的机械模仿,而是在中西古今之维中相互补充,损益发展的实践整合过程。由此,不难理解“新宋学”式现代政治思考的特质:强调经典精神与历史实践的结合,而不试图进行一套依经创制的乌托邦设计。基于经史结合的审慎心智,避免呈现一套向壁虚造的整全理论与制度,而是以具体问题为契机,寻求今古一脉的思想勾连,以求返本开新。此种心智典型地体现在对儒家与宪政、道统与公民两大主题的思考之中。
儒家文明传统与现代中国宪制建构之关联,可谓近来一大思想热点。儒家传统能否匹配宪政秩序?这既是一个思想史、制度史课题,也是一个深具现实感的法政理论问题。此中涌现的诸多“儒家宪政论”思潮,大体可归为“强路径”与“厚路径”两种取径。前者的典型代表,即前述“公羊学模式”之依经创制。所谓“强”者,首先指儒家经典制度与义理精神在其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以此构想一套完备自足的政教体系;其次,倾向于采取政治取向的上层取径,强调“政”之于“教”的守护之责。
与之相对,本书所代表的理论形态可用一个“厚”字来形容。“厚”,意味着一种历史感、开放性与包容度,并不汲汲追求但凭儒家义理而引申出一套具体、整全、独特的政制安排,而是强调儒家在中国现代秩序中有必要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支援意识而发挥作用。其对“宪政”的理解,既不囿于西方、现代之典范,亦不局限于狭义的宪法文本与政制本身,而强调须以一种历史、柔性、开阔的视野,充分考虑到道德、信念、风俗、惯例、法律、政制等多方面因素对于共同体秩序的多维形塑,由此凸显政治秩序的文明向度。有效运转的宪政传统必然具有其复杂性与长期性,故必须从文明意义上夯实其信念根基与德行渊源。缘乎此,同时亦出于学理的审慎,作者更倾向于使用“宪制”而非“宪政”一词来指称此种对于根本秩序的理解。在这里,完整的宪制秩序被理解为四大维度:政教关系(政治的道德、宗教、文化基础)、治理结构(族群、地域整合机制)、政体架构以及政治认同。儒家传统乃是作为一种文明资源渗透到上述四维的构造整合之中的,现代中国优良宪制的确立,正是一个在历史文明、西方典范与现实处境之间开放会话,损益提升的过程。质言之,此种儒家式的宪制观是既“厚”且“广”的。
君子传统与现代公民,是沟通儒家传统与现代政治的另一座桥梁。“道统与公民”的板块标题,清楚表明了一种积极融入现代,亦保持古典精神的反思视角。如果说公民一词表达了对于现代政治平等化潮流与公共性理念的肯认,道统概念的标举则显示了借助古典文明资源克制现代政治之负面产品的用意。如通过对儒家中道伦理的公共意义解读,借以祛魅一元、排他的现代意识形态激情,又如从“身—家—国—天下”四元四域的《大学》思维中提炼天下公民理念,对天然带有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现代民族国家定势予以反省,升华国族思想的普世品格。
从梁任公主张以私德涵育公德,到现代新儒家诸贤试图以儒家道德内圣开出民主外王,融通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努力一直延绵不绝,是谓锻造现代中国精神之一大事因缘。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同样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议题。较之以往以道德心性结合民主政制的单向模式,作者力图展现出一种双向开放的新特质。狭义民主政体的建立,不再被视作现代中国秩序转型的唯一要件,而政治共同体良性运转所必须的风俗、信念与认同,则被认真纳入思考视域之中。上述论域,并非自由主义之擅场,而必有赖于文明传统之滋养涵育。如此,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之间就不再是一维平面的对立抑或对接关系。借助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儒家传统能够获得育成自身现代形态的契机;同样,经过与道统、人伦、德性观念的对话,自由主义亦能夯实自身的文明根基,摆脱“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的百年尴尬。
作为对各类现代意识形态思维的超越,作者着力强调儒家中道心智之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意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道心智意味着基于儒学的现代政治思考拒绝将自身定位为一种新意识形态,而强调理论与现实的开放性,尤其着意避免成为一种与国家崛起相伴相生的特殊主义固闭。其次,中道心智意味着对二十世纪新儒家群体“花果飘零”之文化悲情意识的超越,实现从批判抗议到积极建设的态度转变。当然,这种转变绝非意味着对儒家传统中风裁独持、处士横议之批判精神的消解,而是指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积极超越文化悲情意识与边缘人心态,以一种身处其中的在场感审慎负责地参与到现代中国的转型事业之中。
问题展望:经史之学与开放对话
奥克肖特曾区分“历史的过去”与“实践的过去”——“只要这一过去被视为政治智慧的存储器,这一过去就不是历史中的过去”。 可见政治思想史生而为一种“实践的过去”。如何做到思想史还原与理论阐发的相得益彰,是为决定其研究品质的高下的关键,借用传统学术语言,此即向经史传统的回归。“经”凝聚了中国古典文明的核心精神,而“史”则是经之价值精神在时空中的实践呈现。经学之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一系列体现中国经典秩序想象的“元概念”之提炼。至于史学研究的推助,则体现在对思想、观念、人物的重新语境化理解,进而提炼一套融合政治、社会、经济史背景的思想叙事。借用沟口雄三的表述,此即“以中国为方法”,不是沿着预先准备好的外在框架来斟酌历史事实,而是从典籍所呈现的历史当中提炼轮廓和主题。
政治思想史研究需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而立基于此的政治理论阐发则务必保持开放性。回归经史固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但进入传统经史世界的切口,必定是在现代转型的问题意识中立定的。本书中以“洪范模式”切入近世儒学政治正当性理论的相关研究,可谓经学政治学研究的有效尝试,而对近世儒学之实践意识、公论观念的专题研究,则更多体现出思史结合的思想史研究特质。事实上,上述两方面研究,包括由此引出的对经世、经制、道统、治体等古典政治概念的发掘,都是在正当性思考、乌托邦反思、宪制会话等现代问题意识的激发下生成、展开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回向传统,与政治理论领域中的开放融合,二者实相辅相成而并行不悖。经过长期努力而或可达致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从自身文明脉络中探索提炼一套对于优良政治秩序的理解与表达,进而进行中西政治思想的深度交流与对话。对此,本书在提供了一种尝试努力的同时,也留下了可待进一步耕耘的广阔余地。
就传统思想话语的现代转换技艺而言,从经史典籍中挖掘概念,固然有助于避免时代意见的遮蔽,更加贴切地理解自身,但传统概念若欲在现代语境中充分获得说明自身的能力,则仍需直面西方、现代概念的比较与辩难。因此,在理论层面折中今古,破除西方中心论与现代性傲慢的同时,还需要在现代视野下直面古今之辨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比如,现代政治的民主正当性原则如何沟通古典德性主义精神?具有人伦差序特质的“仁—礼”秩序结构,如何嵌入到以权利平等为前提的预设的现代社会之中?惟其如此,传统政治思想研究方能在现代性的追赶与批判之间立定脚跟,不至在趋新与守旧的潮流进退中出主入奴、彷徨失据。
无论是经史典籍中元知识元概念的发掘,政治、社会、经济史演进脉络的再叙事,还是当代中国内外秩序问题的激发,都是构成政治思想史研究共业的基础。中华文明的历史活力,在于思想与实践结合中“道—学—政”三位一体之良性互动。同样,今日语境下思想史、政治理论与公共生活实践的交互促进,也是建立一种兼具文明主体性与理论开放性的学术新典范的必由之径。由是观之,本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所展现的新研究典范及其透露出的理论愿景,无疑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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