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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乐贤:西八间房读博记——怀念李学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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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3 11:19: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创 澎湃新闻 2019-03-24 09:50:29


2019年2月24日,李学勤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恋恋不舍的清华简。在先生离去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情绪低落,睡不好觉的老毛病又开始发作。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之间,当年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情景似乎还历历在目,却又有些遥不可及。

我是在198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的,跟先生读的是战国秦汉文字与文献方向。当时社科院研究生院落座在北京东郊,地址是西八间房131号(后改为望京中环南路1号)。西八间房三年的读博经历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决定了我后来职业生涯的基本方向。先生对我的培养甚为用心,为我制定并实施了一套颇有针对性的计划。可惜由于我生性愚钝,并且努力不够,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全部实现,给先生和我自己都留下了遗憾。现在先生已经驾鹤西归,我在悲痛之余经常会想起先生当年教我读书治学时的一些场景,感恩、愧疚之情萦绕心间,久久不能平静。



初次见到先生,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跟随曾宪通教授学习古文字学。这年已到研二,照例可以用学校的经费去外地考察一番。我跟师兄郑刚利用暑假的空闲,北上走访了一些地方。其时正值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大会(即第七届年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由吉林大学承办。可能是因为那时参会人员并不太多的缘故,我们这样的在读研究生只要能够提交一篇论文,也可以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我和郑刚在曾老师的鼓励下趁考察之机参加了会议,并且向大会提交和宣读了论文。我提交的文章,是后来有幸收进会议论文集即《古文字研究》第21辑上那篇《古玺文字考释(十则)》的初稿。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好多位古文字学界的名人,如胡厚宣、姚孝遂、李学勤、林沄等先生。我还专门找机会向先生提了一个与汉字起源有关的问题,先生做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当时留下的印象并不特别,只觉得先生是位平易近人、易于相处的谦谦君子。要知道,那时先生在学界特别是古文字学界已经非常有名,中山大学几位研究古文字的老师对他也很佩服。在我们这些初学古文字学的人心目中,先生更是一位如雷贯耳的大师。但在这次会上特别是在向他请教问题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受到那种大学者常有的威严或架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印象。

虽然已经和先生打过交道,但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料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他的学生。其实,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要读博士学位,当然也就不会去关心或打听先生是否有招生计划。之所以这样冥顽不灵,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出生于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与学术研究本来没有关系。1982年侥幸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入学以后才知道自己对文学和语言都没有明显的天赋,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倒是对古字学这一少人问津的冷门学科,反而有些好奇。当时中山大学是全国唯一一所设有古文字研究室的高校,有容、商二老坐镇,其古文字学是全校乃至全国的优势学科。我因为相继选修陈炜湛、孙稚雏、张振林等老师开设的文字学系列课程,对古文字学有了一些了解。临近毕业的时候,因为担心学校分配的工作岗位不好,遂决定参加能够凭考分决定出路的研究生考试。这样,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并考取了本系古文字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导师曾宪通教授的影响下,逐渐对战国秦汉文字发生兴趣,并且也偶有心得。记得上秦汉文字课时曾经交过一篇札记作为作业,曾老师收到后作了大量改动,并让我据此修改后再誊写一份给他。不久,曾老师告诉我已经代我将那篇札记寄给了《考古与文物》,并且说杂志已经回信同意发表。上述参加古文字年会的论文,也是在曾老师的鼓励下写成的。曾老师的刻意培养,可能已经在我的心中悄悄埋下了从事学术研究的种子。但是,我自己对此还没有清楚的意识。因为从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早就应当去外面参加工作了。所以,尽管那时已经对古文字学有了一些感觉,但并没有冒出过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

到这一年的下半年,已经进入研三,到了必须考虑毕业和工作单位的时候。记得此前曾经和郑刚师兄等议论过,觉得广州的商业气味太浓,准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还是去北京这样的古都工作更为合适。眼看大家都已经开始外出联系工作,我也有些着急起来,正准备去请曾老师介绍工作单位的时候,曾老师主动找我谈话,问我毕业以后有何打算。我将想去北京工作的打算告诉了曾老师,并请他帮忙介绍单位。曾老师对此表示理解,并说还有一个更好的机会,也可以实现去北京工作的目的。原来,曾老师刚刚收到李先生的一封来信,说是明年即1989年要招收战国秦汉文字与文献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希望推荐学生报考。据曾老师转述,李先生这是第一次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招收博士研究生,是要为他主持的“战国秦汉文字汇编”项目培养人才,毕业以后要留在历史研究所做这一项目。战国秦汉文字与文献的方向并不陌生,我跟曾老师学的就是战国秦汉文字。在长春开会时已经见过李学勤先生,留下的印象还很清晰,显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指导老师和研究方向都这样理想,我听了以后不免有些动心。但因想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当时没敢痛快地答应下来。曾老师为此作过不少思想工作,给我印象较深的一句是:看你的性格,其实更适合于做学术研究。在曾老师的再三开导下,我终于决定报名参加博士研究生考试。不过毕竟事出仓促,我对跨专业报考历史系没有把握,遂请曾老师同时帮我介绍工作单位,以留后路。这样,在放寒假时我揣着曾老师写好的几封介绍信,踏上了北上联系工作和拜访先生的路途。曾老师的人缘真好,我在北京受到了好几家用人单位的热情接待,并且很快敲定了其中一家,即中国文物报社。有了接收单位垫底,我心里算是踏实下来,便去先生家咨询报考博士研究生的事情。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表示欢迎报考,并对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籍作了介绍,希望我抓紧时间准备考试。临别的时候,先生说想多了解一些我学习古文字学的情况,嘱咐我回去以后寄几篇文章给他,并说没有发表的稿子也行。

我返校时,大概已经到了过年的时候。春节一过,我赶紧给先生写信,表示已经正式开始准备考试,但对文献学、历史学方面的考试范围不甚清楚,而且颇为担心,请先生详细指点,并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往年试题作为参考。先生很快回信,对文献学、历史学方面的考试范围作了介绍,并说“试题我手中没有,你的底子不差,请不必紧张,尤其不要揣摩。比如秦汉文献,也就是那么十几二十部书,知其基本情况即可。总之,不要紧张,利用时间多看基本书,我相信你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可能是为了给我鼓劲,在“不差”两字的下面还加有圈点。读罢先生的回信,我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于是将上面提到过的会议论文、读书札记等各抄录一份,一起寄给了先生。在邮寄文章的同时,我再次附信表达了对考试的担忧。我之所以一再担心,是因为那时完全不了解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情况,担心在考试时会遇到怪题。那时对招收博士生比较重视,每年各校的招生简章照例要在《光明日报》登载。记得有一次看到过张政烺先生的招生简章,考试科目中有《诗经》、《尚书》。那时候我《诗经》只读过少数几篇,《尚书》则根本还没有读过,觉得很难考过。想到先生与张先生同在一个单位,研究领域也很相近,我担心先生出的考题也会很偏或很难,所以心里总是觉得没底。先生在看了我寄去的文章后很快回信,说“几天来,我已读了你所写各文,觉得较好”,“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强的自信心。由这几篇文章,我对你在古文字上的根柢有进一步了解。考试之事,请仍按前次所说准备,我相信你会取得好的成绩。临考时更要镇静,勿过存患得患失之心”。可能是从信中看出了我在性格上存在患得患失、优柔寡断的毛病,先生特意在末尾加了“在学术道路上,犹豫是没有好处的”一句,以激励并坚定我的信心。在曾老师和先生的鼓励下,我总算坚定了信心,顺利通过了考试。

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历史研究所也曾派人前来中山大学政审。看似一切都很顺利,但就是没有正式的录取通知寄来。与先生联系,只说要我耐心等待,没有更多的解释。这次参加博士生考试,本来就不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决定。而此时的校园普遍情绪低迷,心灰意冷的学子们大都准备离去。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我那患得患失的毛病又开始抬头,对继续读博的想法也产生怀疑。与中山大学的老师们商量,他们大都倾向于让我继续等待。但我已经有些急不可耐,遂决定于七月份去中国文物报社报到,先参加工作,领点薪水以补贴家用。临别时,曾老师再三叮嘱,要找李先生打听清楚情况以后再做决定。张振林老师的意见更为夸张,说跟李先生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历史研究所也是做学问的理想之地,“战国秦汉文字汇编”的项目尤为重要,他认为即使社科院研究生院取消招生,也建议我去跟着李先生做“战国秦汉文字汇编”项目,甚至先做临时工也可以答应。

告别中山大学的老师们以后,我在那年七月战战兢兢到了北京,先在中国文物报社安顿下来,然后与先生联系,仍然是让我耐心等待。这时我已经听到一些风声,说社科院研生院正在进行清理整顿,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已经很成问题。我有些沉不住气了,觉得再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决定先在中国文物报社办理入职手续。当时中国文物报社的彭总是曾老师的老友,我在准备办理入职手续之前不敢隐瞒,如实向他汇报了曾经报考过李先生博士研究生的事情。彭总说:李先生是大学者、好老师,你还是应当优先考虑攻读博士学位。听了这话以后我又迟疑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彭总拍板说:你可以先在报社实习,等完全确定不读博士的时候再办理正式报到手续,以避免出现浪费报社今年用人指标的情况。于是,我就在报社做起了临时工。当时报社的采编部门还没有从河南搬来,北京已有的几位员工只是在做一些准备接收的工作,并没有真正的采编任务,与想象中的新闻工作全然不同。坐了一段时间的机关以后,我感到自己并不适应,重返校园的意愿又逐渐浓烈起来。大概是在这一年国庆节过后的一天,终于收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于是我来到西八间房,开始了三年的读博生活。



入学不久,先生就找我谈话,首先介绍了这次招生的背景:这次招生确实是为编纂《战国秦汉文字汇编》做准备;《战国秦汉文字汇编》的性质与《甲骨文合集》及《殷周金文集成》类似,要对战国秦汉文字资料做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量很大。据先生说,他还有一位正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以后也会回来参加这一项目。先生希望我将三年的学习与项目的计划结合起来,毕业论文选题最好不超出战国秦汉文字的范围。先生对我的学习提了两点具体要求:1.要重视外语的学习,以后会有用处。2.要学习考古学,并说已经请考古研究所的黄展岳先生为我开设秦汉考古课程,与先生自己开设的课程一样同为专业必修课。

不知什么原因,那几年研究生院的历史系很不景气。虽然历史系也就是历史研究所当时具备博士招生资格的学者不少,但八九年只有我一个学生入学,八八年没有招收博士生,九零、九一年也没有招收博士生。所以,那几年除了在研究生院上公共课以外,总是只有我一个人到先生家里上课。后来跟黄展岳先生上秦汉考古课时,情况也是如此。西八间房在东四环以外,先生家在西三环边上的昌运宫,两地相距较远。从西八间房到先生家,坐公交车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以上,骑自行车则要接近两个小时。我去上课时总是匆匆忙忙,每次赶到先生家的时间可能都不一样。好在只有我一个学生,先生也不计较我到达的具体时间,总是等我一到就开始讲课。师母则会及时沏上香茶一杯,说是一路辛苦,让我先喝口水,定定神。可能是考虑到以前我在中山大学已经听过古文字课,先生给我讲课时基本上不涉及古文字学,而是以《汉书·艺文志》为线索,介绍古代文献及学术源流。我以前没有读过《汉书·艺文志》,对先生讲的内容并不熟悉,很少发问。因此,每次上课都是以先生的讲授为主。当时惊诧于先生对文献的娴熟,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籍出发,将学术源流特别是各书之间的关系讲述得清清楚楚。后来看到先生的新著《周易经传溯源》时,感到有些内容似曾相识,才知道先生已经先将部分内容在上课时给我讲过。

先生上课时也会问我以前读过哪些书籍,当知道我以往所读局限于古文字方面时,便叮嘱我要多读一些古书,并建议从读《汉书》开始。大概到第二个学期的时候,先生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要外出访问,给我开设的课程也正好已经结束。先生在出访前特意交待,要我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以自己读书为主,最好先将《汉书》通读一遍,而且要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为读本。先生说,读《汉书补注》时一定要做笔记。当时我已经试读过《汉书》中的几篇,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心得可记,便有些不太情愿。但先生态度坚决,要求我一定要做笔记,甚至说即使没有心得,将读过的原文摘抄一些下来也行。还说,待他回来以后会检查我的笔记。我这才知道,先生可能是担心我不能持之以恒,甚至会中途停辍,于是用做笔记的方式对我进行督促。我没有办法,只好买了一部中华书局影印的《汉书补注》,重新开始阅读《汉书》。阅读时如果遇到不太好懂的字词或句子,有时会查工具书,并且将结果记录下来。有时也会查阅杨树达的《汉书窥管》和陈直的《汉书新证》,遇到不同说法也记录下来。这样,总算留下了一些阅读的痕迹,可以作为笔记应付先生的检查。后来果然有各种原因容易使读《汉书》的事情中断,但一想到先生以后还要查看笔记,只好时断时续,没敢完全放下。这样,等到先生回来时虽然还没有读完整部《汉书补注》,但已经读完了主要部分。先生也真的要走了我的读书笔记,发回来时没有任何评价,只说希望我将剩下的部分读完,而且建议我尽量多读一些别的古籍。说也奇怪,从这以后我对读古书的兴趣日渐浓厚,阅读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展。参加工作以后,我对文献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文字。这一兴趣的转移,与先生当年的督促应当很有关系。



时光飞逝,很快就到了要准备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与博士论文选题有关的大事。一天,先生通知我,“战国秦汉文字汇编”项目不做了。据先生解释,现在已经不是当年搞《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的时代了,材料的收集和复制远比以前麻烦,不容易得到各地和各部门的配合,只好放弃。先生告诉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可以不再局限于战国秦汉文字的范围。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虽然觉得遗憾,但也颇为理解。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在借阅古文字材料时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整理和研究战国秦汉文字的麻烦。其实刚一入学,先生就提醒过我:你在历史研究所借阅古文字方面的图书时,不会像在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那样方便,不过为了“战国秦汉文字汇编”项目的顺利开展,我会想法为你借书创造条件。摸索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算是真切体会到了在这里借阅图书的不易。研究生院的图书馆很小,古文字学方面的书籍不多,这并不令人意外。令我颇为不解的是,研究人员都不能进入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书库,借书时只能填单子由管理员去取。往往是填上十来种书的单子,管理员能够取来一两种给你,就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记得先生多次说过,他年轻时候主要是在北京图书馆看的古文字书籍。他称赞说,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看书非常方便。余生也晚,去北京图书馆看书时,收藏普通线装书籍的分馆已经闭馆,直到毕业以后数年才重新开放。收藏平装书的新馆倒是开放,但索书阅览效率之低、复印收费之贵,都非我所能承受。考古研究所的古文字书籍倒是较多,但历史研究所的人没有资格去借。我曾经跟着考古系的同学去看过书,虽然没有被拒之门外,但明显感受到了不受欢迎的态度。我脸皮薄,只好知难而退。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已经很少阅读古文字方面的书籍了。由此推想,不要说去各地征集新出资料困难,就是在北京要将以往已经发表的材料收集、复制下来,也很不容易。所以,及时放弃“战国秦汉文字汇编”这一项目,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可是这样一来,想通过项目的实施而改善借书条件的愿望,也就永远无法实现了。所以,这时我已经意识到,选择一个在资料收集方面不像古文字学那样要求苛刻的题目做博士论文,也许更为现实一些。


此时,先生的论文集《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已经出版。我看到里面有好几篇文章都讲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现的秦汉简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秦汉简帛发现的时间较晚,需要参考或查找的书籍较为集中,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而且那时候专门研究秦汉简帛的著作还很少见,可以进行研究的余地也较大。所以,我已经大致确定以秦汉简帛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但在具体选择哪一批或哪一种文献时,却很犹豫。当先生找我商量毕业论文选题时,便汇报了拟做秦汉简帛的大致想法,至于具体做哪一批或哪一种文献,想请先生帮我选择。先生说做秦汉简帛可行,但具体选哪一批或哪一种文献,定什么题目,一定得由你这个论文的撰写者自己确定。无论我怎么解释,先生就是不肯替我确定题目。我只好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每次选一种简帛文献报给先生,请先生教我如何入手进行研究。先生听后总是先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然后让我回去仔细琢磨,待下次见面时再提交写作提纲。我回去以后一仔细合计,觉得不好下手,于是赶紧放弃。下次见面时就跟先生说,上次报的那个题目我做不了,现在想做另外一个。先生听了以后虽然有些吃惊,但随即表示同意,又给我就新的选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还是让我回去仔细斟酌,下次再提交具体写作提纲给他。这样反复数次之后,几乎已经将几批重要秦汉简帛中的各类文献试了一遍。我其实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先生在不胜其烦的情况下,主动替我选定一个合适的题目。但先生并没有表现出厌烦情绪,总是耐心地为我提出的所谓新计划出谋划策。倒是我自己觉得有些烦了,最后决定选择睡虎地秦简《日书》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这一看起来有些特别的材料,是因为当时研究的人很少,甚至连一种注释也没有。我素来不喜欢追逐所谓学术热点,而是想做些没人或少人关注的东西。那时专门研究简帛的人很少,远没有古文字学热闹,哪曾料到简帛学后来竟然会这么受人重视。

确定题目以后,我准备主要从文本复原及数术内涵疏证两方面入手。先生大致赞成这一计划,但在与我讨论写作提纲时,一定要我加上“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一章。我当然知道,先生素来主张要从数术史和社会史两个方面研究《日书》。但我当时对战国秦汉历史尚不熟悉,虽然在先生的影响下已经读过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但一时不能消化,对战国秦汉社会的状况仍然知之甚少,故很不愿意撰写这一相当陌生且没有把握的章节。但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很坚决,说博士论文里面不能缺少这样一章。我后来只得勉为其难,费尽心思,算是写出了这样一章,但终究不能让自己满意。好在先生明白我的苦衷,知道我已经尽力,反而劝我不必过于在意,并说以后有的是锻炼和提高这方面研究能力的机会。

我写这篇毕业论文时,最初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对简文的校注上面,试图为睡虎地秦简《日书》提供一个详尽的注本。但到1991年的时候,已经看到新近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其中包括了由于豪亮先生撰写、经先生改定的睡虎地秦简《日书》注释。对比以后知道,这一注释暂时无法超越,我只能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于是,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日书》数术内涵的疏证上面。按照先生的指点,我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善本室找到了一些元明清时期流行的选择通书,以之与《日书》对读,觉得颇有收获。以此为主,并结合从其他古书搜集到的各种相关记载,对《日书》的数术内涵作了尽可能详尽的疏证。初稿完成以后,先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先生提意见的方式也很特别,并不在我的稿子上直接改动,而是用另纸的方式对我的初稿逐页提出修改意见。这些意见的涉及面很广,大到个别章节或段落的调整,小到某一个错别字的改正。先生交给我时还说,这些意见仅供你参考。我根据先生的意见对初稿作了修改,经先生同意后,算是按时完成了论文的定稿。其实当时对《日书》的疏证还没有全部做完,而且学校提供的论文打印经费也很有限,故提交答辩的稿子在《日书》疏证部分实际只是一个选本,只选印了其中内容比较重要且较为完整的部分。

那个时候的学风远比现在淳正,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审核和答辩也很重视。某某的答辩场面甚为狼狈,某某在答辩时未能通过,这样的消息时有所闻。我对即将到来的论文答辩也有些忐忑不安,先生叫我不要紧张,回答问题时做到实事求是就行了。凑巧的是,当时正逢饶宗颐先生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我论文中对《日书》进行疏证的部分,受饶宗颐、曾宪通两位先生合著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一书影响较大。于是我就异想天开,问先生是否可以请饶先生顺便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先生询问过管理部门以后告诉我,境外专家不能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最后,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胡厚宣、张政烺、高明、林剑鸣、李学勤五位先生组成,胡厚宣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那时候的规矩与现在有些不同,指导老师也可以作为论文答辩委员。待到正式答辩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虚惊了一场,几位前辈对我这个无知后学都很宽厚,对我提交的论文也还满意。林剑鸣先生甚至表扬说,这篇论文代表了当前《日书》研究的最新和最高水平。林先生的谬赞竟然得到了各位答辩委员的赞同,并且写进了答辩决议,真是让我既惭愧又感激。当然,各位前辈对我的论文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先生要我好好消化这些意见,并希望在修改时尽量吸取。后来正式出版博士论文的修订本《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时,我谨遵先生之命,参照这些宝贵意见对原稿作了不少改动。



论文答辩通过以后,在程序上我已经完成了攻读博士学位的任务,算是成了一名合格的博士毕业生。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个合格是打了折扣的,远远没有达到先生的期望。因为先生在开学时重点交待过的两项学习任务,我都没有做到。学习外语未能持之以恒,到毕业时并没有明显的长进,口语依旧是哑巴。至于考古学,虽然黄展岳先生很用心地给我讲了一个学期的秦汉考古,但他从与我的谈话及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上,早就已经看出我对考古学没有多少兴趣。黄先生是位非常通达的老师,很快调整了教学计划,重点给我讲那些含有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由于我的任性和缺乏远见,一次本来能够领略考古学精髓的机会就这样擦身而过了。不用说,入学时先生对我的期望大都已经落空,先生的失望可想而知。不过,先生是涵养极好的人,平时总是在发现和表扬我们这些学生的点滴成绩,鼓励我们做好各自的专门之学。至于他的期待和失望,总是默默地藏在心里,怕说出来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先生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才委婉地表达了一些真实感受:

老实说,多年以来,我对我的学生都不太满意。这不是说学生不好,学生们都很优秀,只不过,他们所学的总是缺少某些方面的东西。我研究的是“古代研究”或者说“古代文明研究”,需要几门学科结合起来,要有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甚至还需要有一定的艺术史等多方面的知识架构,至少这几方面都要有所涉猎,这样的学生才是最理想的。可是今天不可能招到这样的学生,学历史的对考古学不太懂,学古文字的对文献、考古又不太懂,学考古的文献又比较弱。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外语每每比较差,外国文献很多,非常需要懂外语的人对中外进行比较。

看到这一段先生少有的“吐槽”,不由得想起了我1989年入学时的情景。先生交待我学好外语、学好考古学时的神情,现在还依稀可见。或许先生当时是误以为,我这个新入学的弟子还存在加工或改造为理想学生的一线希望吧。可惜由于我资质平庸,也不够勤奋,以致完全辜负了先生的期望。想到这些,真是百感交集,夜不能寐。于是写下这篇短文,向先生请罪,不知已在天国的先生,是否已经放下或仍在关注这些凡间琐事?可以请先生放心的是,弟子虽不敏,却也一直牢记着先生当年的教诲,而且以后还会将其转告给更多的年轻学子。

 楼主| 发表于 2019-4-3 11:24: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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