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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文章老更成——余敦康先生印象 | 周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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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6 09:28: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创: 周瑾  民间儒行  2004年7月14日




余敦康先生是著名哲学史家,在易学和玄学两个领域的研究,以功夫深见识高而为学界所重。创办《原道》的陈明,亦出自先生门下。

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长者,是在今年春节前的什刹海湘菜馆岳麓山庄。陈明与老师定期碰头,聚餐、饮酒、闲聊。师徒二人那种直率、真性情,确是让我开了眼。

陈明在老师面前没个学生样,争到激动处,扯着嗓子大呼小叫、拍桌子捋袖子。余先生则稳坐一旁,大口吸烟,不为所动,关键之际沉喝一声“陈明”,然后一二三举出几条反面论据。弟子不服,又跳将起来……对陈明,余先生可说是许其识、嘉其气而恨其懒、笑其狂。

那次聚餐时间很长,余先生谈了很多很多,从儒家的核心理念“亲亲”、“尊尊”,到禅宗与庄子的关系,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到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政经形势……老人七十四了,谈笑间却无丝毫衰暮之气,忧患意识在他这里,与积极向上的朝气、刚健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虽然他总是说自己老了,这辈子一事无成,但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未来,却有一种大无畏的乐观。

印象最深的,是余先生对外来宗教大规模发展的看法。中国会不会基督教化?中华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阻断?这是我一直深忧于衷的问题。没想到,古稀之年的余先生淡然一笑,“没关系”。“如果十三亿中国人都信了基督教,那变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

老人的话,让我想起一首著名的歌:“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干,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这样一种悲慨从容,刚健沉着的后面应该是自信与担当。

第二次见到余先生,是《原道》几位同仁席间对余先生作了一个访谈。陈明和我去接余先生,途中问老人,现已过了孔子的年纪,对夫子有什么新的理解?余先生认真的说,觉得孔子很亲切,也会犯错,也会生气,是生活中真实的人。释迦和庄子也都很好,但还是觉得孔子最亲。

访谈很随意,拉家常般的对谈。余先生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余先生对心性儒学的反应给人印象很深,他坚决不同意对儒家作泛道德主义、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解,特别强调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儒学绝不能离开政治,理和势要互相结合,使权力的运作不断地改进,这才是以天下为己任,才合儒学经世济民的宗旨。

谈到少儿读经,他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把振兴儒学的希望寄托在小孩子们身上,行吗?”后来,陈明说,老师并不是反对读经,而是希望我们这些新一代学者眼界要更高,气魄要更大,快点冒出来,希望有高层决策人士接受儒学理念,“以理转势”。

果然,席间余先生又举出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说三代王道的重建,才是北宋五子直到朱熹、陆九渊进行思想学术探讨的起点和目标。我读过余先生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名字就叫《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跟那位钱穆先生门下的余先生一样,他强调儒家的心性学说不是虚的、空的,而是紧扣历史时空、现实世界。他说,新儒家对宋学的那套解读,是从黄宗羲那里来的,而用哲学解读儒学,则是五四以来西方中心论和知识中心论的产物。

在余先生看来,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文化应该是有力量的!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本不配搞儒学的!”

面对全球化浪潮,什么是中国的文化战略?余先生认为就是文化本位,真正把文化主体意识确立起来,就能以我为本主动去迎接、拥抱全球化。这需要开放的胸怀和现实感。

儒家传统一定不能搞成泛道德主义、复古主义,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儒学绝对是个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这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又要分清主次本末。余先生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力量,培固起自身的强健体力,才能够面对苦难。德本身也表现为一种力量。

中国文化中儒道结合、刚柔相济的强,可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文化不是虚的,可以变为人格,人格也不是虚的,而是一种力量。有了中国文化培育的这种力量和元气,可以走遍世界,有招无招、左右逢源。余先生强调,一定要有这种自信。

要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就得对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一个反思。传统是丰富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现代。余先生对陈明近来提出的“即用见体”颇为赞许。“用”,就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中,落实为战略规划与秩序重建,但这不是个建构的过程,而是与历史文化的自然发生相承续的,是由秩序生出天道来——由用生体。

儒学强调政治性的操作,政治性操作一定要有合法性,有政治理念,社会、政治秩序要有根据,这些方面正是儒学优长所在。儒学由用生体,从生活方式和历史积淀中来生发价值理念,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生自发所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是打不倒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文化是不可改变的。

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能力。从制度上说,儒学确实是解体了。但儒学的“魂”还在,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本体不会死,它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必然要寻找新的落实形态。

针对以专制主义责难中国文化的观点,余先生激动地说,中国文化绝对不是专制主义,儒家一直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和调整。任何东西的异化都不可避免,中国儒道被政治所异化是历史的通例,但异化不影响这个文化的超越性、崇高性、永恒性。他笑着对陈明说,你批评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说,招式太笨了,“你要理解人家的用心。我就只是跟他开玩笑,搞解构主义——这叫无招胜有招。”

余先生说他从小就爱看武侠,练铁砂掌,可能酒喝得有几分好了,说到这儿,还煞有介事似的推出一掌。他说:为人在世,我是最欣赏男子汉气概的,对权威的东西敢于反抗。不管女人男人,做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活一股气。气的底蕴在文化。

中国人没法学习西方人的文化,也没法学习印度人的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必须从自身文化的良性资源中转化出新的道路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脊梁骨,不举农民的例子,就说打工的人们在城市里,受尽了气,但他们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余先生信守儒家的立场,认为儒家与生活相通相俱,是深深含藏在民族土壤和民族生命中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我和他们是共命运、共呼吸。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在底层生活多少年了,我知道。我的立场就是儒学。”

有了这样的气度,才能挺立起主体性,勇于接纳、融汇各种思想学说,找到儒学和它们的结合点。不争论、不对立,重要的是因应,从实实在在的层面证明儒学对于树立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作用。这才叫文化上站起来了。

余先生认为,新左派在中国的表现实际上是个民族主义,它肯定了这五十年来,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努力。这一点不容否认,但在文化上能不能站起来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就要解决。

自由主义在中国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它的批判功能,而且这个批判的功能大于儒家,这值得儒家反思。说到当代儒家,余先生断然否定当代中国有儒家,不管是他这一代人,还是五六十年代人。他寄希望于来者。

除了余英时先生,一边吃臭豆腐,一边还提到了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蒂。他说,这些都是他的同时代人,他们是世界级的哲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不可能形成体系。

为什么呢?因为时代,我跟着我们的民族一起受苦受磨难,也没什么可后悔的。“因为我能凭我的力量,能够挣扎着活下来,并从这里面领悟到中国文化内在的深厚,也可说是幸事一件了。”

陈明提到钱理群先生研究北大右派的文章,余先生特别高兴,“它把我作为一类,与谢冕、张炯他们比较……”后来我找到文章,觉得余先生“这类”的真正特点在于,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儒者,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同样从心底接受、信奉。

也许正因为思想的底色有此不同,余先生的思想言行,都散发着性情的光彩,自信而不自恋,保守而不顽固,深刻而天真。他很清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一再说大家不容易,汤一介、庞朴、萧萐父都脱胎换骨,一再转换思路,后人要同情地理解他们。

余先生表示他对自己也非常不满,因为有时也不免乡愿。但也正是在风雨曲折中他认识到,精神的力量总是在人的生死关头,苦难关头才能显现出来。中国文化的力量尤其体现在苦难关头。人生是磨炼,不是修炼,在“磨”中安身立命、泰然处之,就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热血青年,二十年右派;珍爱孔孟老庄,向往现代文明。对七十多年的曲折坎坷,矛盾纠结,余先生说我只能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无怨无悔。

“我已垂垂老矣,做不出更多的事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没什么关系,我对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的。这一个月,出生不久的小孙子天天哇哇哇地叫,出版社催的书稿一拖再拖,我只能对着他傻乐。未来是他的。尽管我写了好多书,未来的世界不属于我,属于他们。所以,我对自己说,你要服从他,为他喂水把尿,为他让路。生生之谓易嘛!”说到这里,又是呵呵一笑。

“庾信文章老更成”,说的从来就不只是文章,更指一种人格,一种生命的境界。在余先生这里,又一次得到验证。

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原载《博览群书》
西历2004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慊思
 楼主| 发表于 2019-8-6 09:29:33 | 显示全部楼层
2004年的访谈,15年后看,中国文化就是正在往余先生说的方向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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