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儒学联合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热搜: 原道 儒学 诚明
查看: 4075|回复: 61

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4-7-21 15:46: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5:48:25 | 显示全部楼层


     作为近百余年由西方世界观主导的结果,今日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危机重重、问题四伏的世界了。对此西学可谓捉襟见肘,一筹莫展。西学与西方文明已然确定无疑地走入了穷途。一方面,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物流人员信息的交通;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世界依然是一个被遗弃的无人顾及的纯地理性存在,人文性制度性的天下尚付之阙如。两方面加起来就引发了世界战国状态:各民族国家根本不计后果,为争取生存空间、争夺日见稀缺的自然资源而上演史无前例的全方位战争。今日的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大同,则毁灭。然而有先天缺陷的西方世界观与西方文明却只能思维冲突,无力思考和谐。这就注定了西方世界观与西方文明的角色:只是一个个麻烦的制造者,麻烦大了却全然无力解决之。中华文明一直是人类正统文明的守护者。西方的短暂崛起之前,世界长期在中国世界观的主导下生活,中华主导的天下安宁祥和。中华作为世界的母亲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容纳并化解了游牧民族制造的无尽的祸因乱源,此次也注定要承受并消弭这以前从未有过的海上游牧民族所造成的最大祸乱,令中华文明一统的大同和谐天下复见于天壤之间。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5:51:2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宗悦 于 2014-7-21 17:42 编辑

第一部分 以中国世界观看世界

        今天的中国已经丧失了以中国世界观看世界的能力,已经习惯于在西方世界观里讨生活,中国已非中国的中国而为西方的中国。中国世界观究竟圆满,西方世界观则有致命缺陷。今日世界的种种问题正是由这种存在先天致命缺陷的世界观所导致,而究竟如实圆满的中国世界观即是今日世界之病的唯一对症良药。现在是恢复文明记忆的时候了,我们要重新学会以中国世界观看世界,用原本的究竟正见来看待现代文明、中华文明和一部包括近代史在内的世界历史。

1现代文明的定性
现代文明是共济会打造并统治的西方化的科学教文明。

1.1论现代世界居统治地位之教乃科学教
科学并不宣称自己是教,相反它声称自己是客观真理,是价值中立的、客观普遍的共法。但事实绝非如此;真相是:科学也是一个教,而且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教。这样一个强大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教却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其存在竟不为人知,这真是一件极为诡异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习焉不察,另一方面更是以阴谋性为主要特征之一的科学教有意为之的结果。所以对科学教是需要发现的。
我们说王官学(王官学即在朝的学术)或曰一个居统治地位的教就有如下三个特征:即甲:提供人群之信仰;乙:组织社会生活;丙:作为教育之主体内容。科学于此三者完全具备:甲提供人群信仰方面,以物理学天文学为代表的理论自然科学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套唯物的世界观,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提供了拜物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达尔文学说提供的有关人的形而上学则将这两者连为一体。乙组织社会生活方面,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已无处不在,运用技术的活动已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现代技术决定现代社会之组织结构,并决定现代人类之社会生活甚至私人生活。丙作为教育之主体内容方面,在基础教育中数理化生居优势地位,而高等教育分科体系中的大部分学科都属于科学的范围。故科学乃现代世界的王官学,科学教乃现代世界居统治地位之教就是确然成立毋庸置疑的。因此,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科学化;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以科学教全面取代传统宗教的过程。

科学教教义的结构如下:  


     
整个科学教对于自然科学与达尔文学说是共尊的,而由于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见解与主张不同,就分为四宗:即自由宗、共产宗、法西斯宗、后现代宗。其中自由宗是科学教的一贯至今的正统主干,余三宗则是从主干生出的断续不定的旁支。科学教有两个教主:第一教主牛顿,第二教主达尔文。四宗各有祖师:自由宗两大并列祖师洛克与斯密;共产宗第一代祖师马克思,第二代祖师列宁;法西斯宗第一代祖师尼采,第二代祖师希特勒;后现代宗第一代祖师亦是尼采,第二代祖师则是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5:53:30 | 显示全部楼层
1.2论共济会乃科学教之实体教会

共济会英文为Free-Masons,直译为自由石工联盟。它是一个汇聚欧美各国金融、政治、学术精英于一体的跨国性秘密组织。可以把共济会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之前,是古代共济会。这一阶段的共济会是生活在耶教统治下的异端团体,信仰的来源众说纷纭:有卡巴拉教、德鲁伊教、玫瑰十字会的神秘学术等,也崇拜上帝的敌人路西法(撒旦堕落前的名称);古代共济会主要研究中世纪类型的魔法、星象学和炼金术等神秘知识。文艺复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段是古典(近代)共济会,古典共济会是科学教的酝酿、创制和落实的阶段;也就是说,共济会在这一阶段做出了重大的创造,它在原有的混合信仰基础上发明了科学教,并成功地建立了科学教的统治,从而打造出了现代文明。自一战迄今被称为现代共济会,是共济会继续维持扩展深化其科学教统治同时也是科学教与现代文明逐步走向没落的阶段。
由上,共济会信仰(即共济教)就分为显教与密教两部分,显教即科学教,密教即古代共济会时期由卡巴拉教德鲁伊教路西法信仰等混合而成的神秘教法。科学教发明后,原有的密教继续作为共济会自身高端成员的核心秘密信仰,科学教则是用来统治世界的工具。显密之间共通的是对力量、权力与控制力的追求。这力量在显教是现代科技,在密教则是秘密法术神通等。科技是显教的核心,秘术是密教的核心。本节论述共济会与科学教的关系。
共济会对于作为科学教之核心的科技的崇拜,可见之于共济会宪章中的起首部分:“亚当我们的祖先由宇宙的伟大建筑师上帝(此处的上帝指代创造了这个世界的造物主,也可以是所有宗教的至高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并传授了高度发达的博雅科学(出自希腊时期柏拉图所提出的自由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天文、音乐)知识,尤其是几何学充沛他的心,即使这些神圣知识都流失了,我们在他后代的心中找到了解开这些神圣知识的法则并将其制成方便的科学公式,通过减少外在不必要的元素干扰,来研究和观察物体运动的规律和本质,我们得到了科学公式。这种神圣的科学素养是通往所有伟大技术的基础,特别是石匠技术和建筑学。它成为石匠和建筑师们的行为准则。”这是新会员入会时要随读的介绍共济会宗旨与历史的文字,故以上所说属显教正是当然,因共济会的教学遵循严格的从浅显到深密的次序之故。
科学教中的主要人物多与共济会有密切关系。斯密、伏尔泰、孟德斯鸠、爱因斯坦都是有据可查的共济会员。牛顿、达尔文、洛克本人是否共济会员不得而知;但牛顿的助手、牧师德萨吉利埃1719年被选为英国共济总会大师,牛顿出任了由共济会创办的英国皇家学会的首任会长;洛克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重要成员;达尔文出生于共济会世家,其父亲与祖父都是共济会员,而且达尔文家族跟韦奇·伍德家族连续几代通婚,达尔文与其表妹艾玛的婚姻就在其中,而近亲通婚是典型的共济会行为,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在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博士那里就已经有了进化论思想的萌芽。据传伽利略系光明会(现代共济会的核心组织之一)的首任会长,其部分遗骨被作为圣物放在共济会堂里受崇拜;哥白尼的学说一问世就被光明会作为反对耶教的利器而广为传播;培根则是共济会思想组织上的先驱。总之,科学教的这些教主与祖师,即使他们本人没有加入共济会,但他们却都被共济会奉为先知,其思想成为了共济会教义的主体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这些科学教的伪圣贤所编造出来的;而这些人编造出的理论被共济会采纳为其显教的核心教义,也是由共济会作为组织、作为教会来推动这些思想的传播。这些思想传播的后果就是这个世界从古代的形态到了现代的形态,即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

共济会操纵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使科学教成为世界各国的国教。甲、共济会推动了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全球民主政体的建立,这些重大事件就包括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建国和南北战争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乙、共济会推动了工业革命以及全球的产业现代化。这样,在共济会的推动下,科学教自由宗就打造出了作为现代文明主体的资本主义文明,后来科学教的另一宗即共产宗在以俄国和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文明。于是科学教就确立了它对世界各国的统治。例如,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由共济会建立的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其实是共济会国家内部的战争,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宪法的主导价值是自由宗科学教(而非新教,新教只是前者的支援价值),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国教都是自由宗科学教。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教是共产宗科学教,希特勒德国及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其国教则是法西斯宗科学教。  

共济会是科学教教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它接管操纵了诺贝尔奖,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共济会的银行家为诺贝尔奖提供了主要的资金并增设了经济学奖,诺贝尔的遗资在总额中已不占多少比例了。诺贝尔奖是科学教的重要象征,诺贝尔奖的基本精神是以科学教自由宗的教义为标准的科学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
共济会作为科学教的教会,全面操控教育、学术、文化、政治、经济以实现科学教的统治。共济会当中的光明会控制了美国的乃至各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学术和教育,例如设立大量的有关基金会,以供给资金方式控制大学、媒体、科研、艺术;也通过在大学、政府的有关主管部门安插和发展会员的方式,达到对教育学术进行控制的目的。共济会通过其下属的三边委员会、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操控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美联储以及各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一类的国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一类的国际组织,其实都直接隶属于共济会,是共济会操控世界的工具。
共济会与科学教四宗的关系:科学教自由宗是共济会发明并落实的一宗,此后共济会也就一直以此宗作为自己显教的教义从而将自己的实体组织与自由宗教义以及自由宗所成立的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结合(即以组织的力量传播维护自由宗教义并以其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后来又从自由宗这个科学教主干上生出了另外三宗,共济会并未将自己的实体组织与这些新教义以及新教义所成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所以共济会之作为科学教的实体教会可从宽狭二义去理解:严格来说,从教义与实体组织合为一体的角度,它只是科学教自由宗的教会;宽泛的讲,自由宗是科学教的主体部分,以主体代全部,共济会也就可以笼统地视为全体科学教的教会。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5:55:11 | 显示全部楼层
1.3 现代文明乃西方化的科学教文明

现代文明是科学教文明。一种文明必以一居于统治地位之大教为根据,故可以此一大教来命名相应之文明:如儒教文明、耶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现代世界居统治地位之教既是科学教,故现代文明当称为科学教文明。因此可以进一步说,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文明转型过程,即以科学教文明全方位替代各地原有文明的过程。这原有文明就包括欧洲的耶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印度的印度教文明、中国的儒教文明等。
科学教文明是西方化文明。科学并非客观真理,并非价值中立的、客观普遍的共法;而是带有强烈西方文化色彩的产生于泰西特殊天地从属于西方学术规范的西学。科学教也就是一个带有强烈西方中心论和西方种族色彩的西教,故科学教居统治地位的现代文明无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化文明。因此,现代化过程对于非西方地域而言就同时是一个西方化过程。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对现代世界之划分以欧美为耶教文明,以中东为伊斯兰文明,以印度为印度教文明,以中华为儒教文明;正是蔽于科学教之存在而生之谬见也。实则今之欧美也,中东也,印度也,中华也,居于统治地位之教皆是科学教,故皆系科学教文明之一区。耶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皆系久已退居边缘地位之旧教。故中古之欧洲、中东、印度及民国前之中华确系耶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之文明;而以为现代亦复如是,则绝非事实也。亨廷顿只以耶教为西方化,就掩盖了科学教这更大的无处不在的西方化;从而以后者冒充为普世价值。如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各非西方国家可以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西化;又如以为耶教未至的地区即使现代化了,也仍是其固有文明;就全是出于此种谬见之谬论。其实西方文明久已转型,早已由耶教文明转为科学教文明,故科学与现代化所至之处,必是西方化所至之处。对已现代化的区域仍以其固有文明视之,显然是未见科学教之故。又亨廷顿的主张事实上是以各地的原有文明划分世界,这却道出了一个基本现实,即冷战后,西方化的现代文明显呈衰颓之势,而各地的原有文明正在迅速复兴也。也可以说,这表明美国主导的世界即将成为过去,而一个中国主导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1.4现代文明分为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两部分
科学教有四宗:自由宗、共产宗、法西斯宗与后现代宗。其中自由宗出生最早,亦最早落实为文明形态,即资本主义文明,为现代文明之主体部分。余三宗后从自由宗陆续分出,法西斯宗领导的法西斯运动昙花一现,后现代宗旨在破坏,不能成立;故后起三宗中只有共产宗落实为文明形态,即社会主义文明,为现代文明之旁枝部分。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5:56: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宗悦 于 2014-7-21 15:58 编辑

2文明之三类与两型

世界各大文明从其赖以建立的实质依据上区分为见性、纵欲与禁欲三类,从其表现方面区分为夷夏两型。
2.1三类文明——见性、纵欲与禁欲
人类的文明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见性文明,即中华文明;一类是纵欲文明,以现代文明为代表;一类是禁欲文明,以印度文明和西方中古的耶教文明为代表。较深入地说,见性境界就是本性显现的境界,即由均势且各安本位的对立面(阴阳定慧等)之等持(平衡)而有的一种无对无我无内外无自他的一体性状态;欲望境界就是本性隐没的境界,即由对立面因不均势或离其本位而失其等持所致的有对有我内外自他沟分的割裂状态。本性自足故无求无欲因而常处快乐安宁幸福之中,迷失本性常感不足故有欲有求因而常在苦痛不安厄难之中。见性文明就是基于本性状态而来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的最要特征是身心自他物我全方位的一体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既仁且知的见地和行为模式;禁欲文明与纵欲文明都是基于欲望状态而来的生活样式,两者的共同特征是身心自他物我之丧失一体性而全方位割裂对立以及由此而来的落于贪嗔痴为主的见地和行为模式;不过前者因禁绝欲求而令一体性趋于恢复、对立有所减轻,后者因放纵欲求故令离一体境界愈远、对立愈加严重。见性文明超于欲望之上,亦即超于禁欲纵欲二者之上,而开出人类生存之全新天地。又,见性与纵欲二者表面颇有相似处而易混淆,实则有天渊之别,不可混淆也。本性恒常(见性状态是一种超稳定的平衡状态),故见性文明亦可大可久青春常葆无有断绝,见性文明具有超强的抗打击力;对于内生外来的祸因乱源具有无限的化解力,因而能够无死而长存;欲望生灭不定(欲望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的失衡状态),故禁欲文明与纵欲文明皆有衰亡之时,禁欲文明易亡于外力,纵欲文明则亡于自毁;前者的寿命较为长久,后者则倏起倏灭短命而终谓之死亡本能。
2.2 文明之两型——夏型文明与夷型文明
由上人类文明又可分为两大型态:夏型文明——基于见性而来的合乎正理的大公的道德的天下性中心性恒久性文明,即见性类文明也;夷型文明——基于欲望而开出的不合正理的自私的不道德的地方性边缘性权宜性文明,包括纵欲类文明与禁欲类文明。三类文明的区分标准是文明得以建立的依据——本性与欲望,这属于实质;夷夏的区分标准则重于文明的公私是非属性以及文明存在的空间时间属性两个角度,这属于表现。何谓夏?有礼仪之大谓之夏。相对地说:野蛮无礼之小谓之夷。前者关联于公私是非的方面,为因;后者则关乎空间时间的方面,为果。详说因果两方面又各分两小方面:因的方面分为是非公私两方面即真理谬误之辩与大公道德自私不道德之辩;果的方面又分为空间的方面——中心性天下性文明与边缘性地方性文明之辩,时间的方面——恒久性文明与权宜性文明之辩,权宜性对于纵欲文明而言即所谓机遇性,逢时而兴,时去则亡者也。依上,则唯有中华文明堪称夏型文明,其余大大小小的文明一概属于夷型文明也。由此,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连续长存的正统,其余则是生灭不定的支脉。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宗悦 于 2014-7-21 16:13 编辑

3 世界历史中华主干说

文艺复兴时期及十九世纪以来,共济会科学教分两批 (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系统伪造了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打造了西方中心论。旨在抬高西方,诋毁东方特别是中国。吾人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摧毁西方中心的弥天大谎,还历史以真相——那就是:中华主干!

3.1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夏型文明
中国一直是天下的中心和重心。
甲、中国拥有全地球绝佳的天地风土。中国与印度所处的亚洲东部南部边缘为地球上唯一的季风气候地区,风调雨顺,生物量大,亦最适于农业;故为世界上两处最养人的地方历史上中印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一直就占据了世界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与印度相比,中国纬度适中又优于印度也。中国的大河与主要山脉皆东西向他处南北向者居多,为养育中华文明提供了诸多背山面水的灵秀之地,且在东西向上,相差不远的纬度带来的相似的光照气候条件易于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文明体相反在南北向上,就不易成立各方面都统一的文明体,故印度之分裂亦与其大河山脉南北向有关。中国又是自然世界地理的中心世界地图一般有三种主要版本。中国版本中,中国居于中央部位,东有美洲,西有欧洲非洲,南有大洋洲南极洲,北有俄罗斯。欧洲版本中,英国居于中央(零度经线为地图的中线),左边是美洲,右边是中国,日本在地图的最右边缘。美国版本中,美洲居中央,欧洲在右,亚洲在左。若以是否能保持世界大陆的完整为合理与否的标准,中国版本是最合理的,欧洲版本较差,美洲版最不合理。白令海峡狭窄而水浅,中有许多岛屿,许多历史时期中峡底都露出水面因而亚美两大陆直接连为一体,且西伯利亚属美洲板块,不当以白令为亚美之分界也;故亚欧非与美洲应视为一块世界大陆。世界地图的中国版本完全保持了世界大陆的完整,故最为合理。欧洲版本将世界大陆切为亚欧非与美洲两半,故较差。美洲版则将世界大陆切为亚、美、欧非三半,故最不合理也。而在最为自然合理的中国版世界地图中,中国之为世界地理的中心是一目了然非常直观的事情;且背靠高原,东向大海,成就三级倾海地势,易守难攻;故雄踞于中心最高处(青藏高原为世界屋脊),如高屋建瓴水,极利于掌握全球天下。由此绝佳的天地风土,才成就了地上唯一的合理优美中道的夏型文明。以下诸条都与此条有关。
乙、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的重心。大唐西域记述四主之国曰:“南象主(印度),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中东),乃临海盈宝;北马主(胡国),寒劲宜马;东人主(中国),和畅多人。”乃独以多人称中国,有由然矣。据统计,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大致在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之间上下。
丙、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也是第一经济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多数时间中要明显高于其人口比例,大致在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之间上下。在宋朝的西元11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例竟达到百分之八十,彼时之人口比例是百分之四十。许多证据表明(如三星堆遗址,丝绸之路等),自有史以来就存在一个世界贸易体系,至明朝甚至扩展为横跨美亚欧融大陆海洋于一体的规模,而中国一直就是这个体系的最核心枢纽。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
丁、中国一直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英贝尔纳《科学之社会功能》一书云:“有史以来,大部分时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此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与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中华的传统中和科技一直泽被世界,并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持续的重大影响。培根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其次在战争、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至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物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新工具》)据李约瑟等人的观点:构成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之基础技术的大部分,皆源于中国。
己、中国一直是世界学术文化中心。世界学术实有西方、印度和中华三大规范参见孟晓路《三大学术规范》一文,其中西方规范,本由二希杂凑而来(二希也是由埃及两河印度杂凑而来),演至今日,愈加离其本而失所统摄;印度规范则教道纷呈,各有内明,势如水火,不相通融。二者皆显系滞于一偏之各种方术,夷学之本色也。只有中国学术远承上古未裂道术之正统,以六艺经学为主干,诸子学术为旁支,史部集部为辅翼,后又得佛教之精髓而益圆满博大,一以贯之,得其统摄,真唯一之夏学也。夷型规范因其失本而滞于一偏,故只能消歇于内外之冲突;夏型规范则不离大本得内外之和故必可大可久也。佛教在印度终至于绝响,在中国则法流滔滔盛传不衰且转度异域,有由然矣。佛教绝于印度之后,长期在异族(先是阿拉伯人再有蒙古人后来是英国人)异教(先是回教,后来至今是科学教)统治下之以印度教为代表之印度学术,久已民间化边缘化,愈陷于颓靡,活力尽失,仅延其残喘而已。以科学教为代表的西学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牛顿麦克斯韦经典体系带来的科学教学术的黄金时代,自上世纪初早已结束,此后之西学尽在挨排中度日,今日早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后现代思潮就是科学教学术危机的集中表现。科学教学术统治世界也终将是一瞬间的事。故唯有中华学术一直传承不息,尽其所能滋润世界,在业力的浊流中做中流砥柱,令世道不至如江河日下。张子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亦大哉!
戊、中国一直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天下为最优先考虑单位的文明,而且实践上也确实从有史以来就为天下安排了秩序和制度,这就是五服的天下体系。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服者,事也。五服体现的是以天子所在的中国为中心的依远近亲疏而有别的朝贡事奉关系(荒服一服的设置表明五服的天下体系的确是无外的全球性的;又,此中既有远近亲疏之别,表示此只是据乱世与升平世的制度,至太平世则应无五服之异):中国天子是天下唯一的,为天下共主,其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天心民意及久远无始的圣王传承;其余诸国之君主名分上则为天子之臣属,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天子之册封由此则当明了:吾师蒋庆先生所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并非普遍适用也。对于已经变于夏的国家(诸夏),模仿中国自在情理之中;对于未变于夏的夷狄荒远之国,其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中当无历史传承之维度,因夷有变于夏之义务,而无拒夏不变之权利;若一味保守夷之野蛮传统而拒绝夏之文明教化,则非是。故于制度上亦无必要给以相应的制度安排,三院可减为两院,如英之上下院,恰合乎其夷狄政治之身份。故吾人应在蒋师思考未来中国政治之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未来天下政治的制度安排。以中华精深的政治智慧,去改变目前西方世界观及西方文明以夷充夏造成的有地球而无天下世界战国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安顿下,世界由野蛮尚力弱肉强食的无规则性丛林性存在转化为有道德礼仪的制度性人文性的天下。假如说在人口与经济甚或学术方面,印度还可以与中国竞争世界中心的地位;但在政治方面,印度则显然无能为力了。在印度的历史中,除了由佛教造成的几段短暂的统一外,陷于分崩离析是其常态;印度政治智慧都无力造成自身的统一,遑论平治天下?印度文明是度厌世机的禁欲文明,不脱自私本色,不能以天下为怀,故在政治上陷于分裂乃顺理成章之事。又其核心经典薄伽梵歌中体现的政治观念与中国之王道思想大异其趣,由此印度政治乃出于对超越不可知之创世人格神的非理性崇拜的地方性的有断的自从回教徒在耶元十二世纪统治印度以后至今,印度精英就放弃了用印度本有的政治文明治理印度的努力,近千年来,印度的政治先是回教的,后来是科学教的,久已离开印度文明的传统;而政治是文明的最高和最关键的体现,正是从此意义上说,印度文明已经灭亡。中华则不然,虽然元清亦两亡于异族,然而大体来说,这些异族仍采用吾人本有的文教和政治文明来治理中国和天下,故迄至于辛亥鼎革,中华文明一直得以较完好的延续。此后中国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全方位西化,百年来中华文明确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近年朝野上下已是一片思归之声,其中重思儒教政治在今日的可能性是思归的最强音,以此为标志,吾人坚信,中华文明必不亡。也只有亲见中国的政治又回到了孔子的政治,吾人才会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夷型政治则无疑。
由上,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天下的中心,失去中心地位百余年,今又复兴,必将重为天下的中心。
又从时间维度来看:甲、中华文明是上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乙、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古惟一延续至今的语文,且中文一直是中国全民使用的惟一语文。丙、中华是世界诸文明和族群中唯一拥有上万年至今连续不断的信史的文明和族群。中华历史,自伏羲起可以准确纪世(至今约万年),自周召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可以精确纪年(至今两千八百五十五年)。三千余卷四千万余字的官修正史二十五史(加清史稿)详细系统地记载了自黄帝至清末五千余年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状况。黄帝以上伏羲以下之史事,通过易经易传以及诸子加上史记汉书等典籍亦可得到相当的了解。相比之下,其余文明和族群都没有可靠的史学传统(印度欧洲等)皆无信史可言也。
故从纵横两方面,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世界历史以中华为主干。
作为现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欧其实只是世界主大陆西北边缘深入海中犬牙差乎的大半岛及其近旁的几个小岛而已。这里是一片世上最为浊恶苦寒的天地,纬度偏高,巴黎49度,伦敦柏林都在50度以上(对比哈尔滨45度),冬天漫漫长夜,夏日是则无尽的白昼,昼夜极不平衡;温带海洋或大陆气候地中海气候皆非风调雨顺,加上极稀缺的阳光故令生物量稀少,甚不宜于农业。风土浊劣生存极难故令这片土地真地成了一个原罪性恶的霍布斯邦。也正是在这片最浊劣的天地里后来才癌变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教即科学教和最邪恶的文明即现代文明。生存在这片地上的日耳曼诸族,原是居于中欧,迫于来侵的匈奴人(后者是被汉武驱赶而来)的压力而辗转逃徙至此。这些无家可归流浪的蛮族在耶元五世纪灭了西罗马的皇帝,信了基督教,在这里住了下来。这就是西欧白人的历史开端,此前没有历史。若要追究,就是在中欧森林里披兽皮茹毛饮血了。后来西欧发达了,通过编造印欧族的神话成立了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论,西欧白人给自己找了几个光荣的祖先——印度希腊罗马,其实全不沾边,全是冒认的。所以印欧族创造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白人的真实历史就始于信耶教,从此才有了点文明。中世纪的西欧真的很悲惨,这时的欧洲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近代西人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并非厚诬。一直在各种内外的严重冲突中度日,十年有七年是饥荒,总吃不饱饭,有时教士都要吃人肉了。各个大小国家一直在为争取生存空间而混战,民不聊生。黑死病又来了持续了半个百年之久人口大减。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简直要到自毁的地步了。这时来了转机,哥伦布利用经由阿拉伯人传过去的中国科技发现了美洲,从此开始在全球殖民。因中华科技的利用获得了较本土面积大几百倍的海外生态,全球资源象重新创世一样倾注于西方,因此迅速癌变,耶教的禁欲文明被摧毁,歪曲的中华因素加上二希因素生出了一个纵欲的近代西方文明,这个文明以夷充夏,很快主导了世界,这就是现代文明。总之西方一直在世界的边缘,机缘巧合成为世界中心也就百余年(以1840年为界),今久已显呈颓势(自一战开始,二战定局),很快将重回其边缘地位。
故总起来说,对于吾人所知的久远的世界历史而言,西方中心完全是谎言,中华主干才是真相。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02: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宗悦 于 2014-7-21 16:06 编辑

3.2世界历史春夏秋冬周期说

人类历史并非无限进步,亦非无限退步;而是治乱相因,进退循环。故可划分为一个一个的周期,大周期中又有中小周期焉。吾人所居之小世界由成而住而坏而空循环一次称一大劫,可视为一个大周期也。住劫中,人寿自十岁增至八万四千岁称增劫,复由八万四千岁减至十岁称减劫,一增一减合为一小劫;住劫凡含二十小劫。小劫可视为中周期。一小劫中又含有若干长短不等的春夏秋冬循环,可视为小周期也,以下略称周期。吾人现在所处大劫名贤劫,现在具体位置在贤劫之住劫的第九小劫之减劫的倒数第二个春冬周期之冬的阶段。吾人所知之数千年史迹,皆在此一周期之中(因上一期之事迹多由于其末期之大乱而致湮灭故):伏羲时代(约一万年前至六七千年前)接上一周期之末而为本周期之第一阶段春;神农时代(约六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为第二阶段夏;自黄帝(五千年前)至晚清为第三阶段秋;鸦片战争至今为第四阶段冬,冬之阶段尚未结束。第一阶段为渔猎文明(渔猎居主导),第二三阶段为农业文明(农业居主导),第四阶段为工业文明(工业居主导)。
综合春夏秋冬周期说与春秋三世说礼运大同小康说:则春当升平,夏当太大也平亦即大同礼运郑注:同犹和也平也故大同即是太平。康有为先生礼运注亦以二者为同,秋当小康,冬当据乱也。如此则历史乃是春夏秋冬之循环,即升平、大同、小康、据乱之循环。以此即可调和三世说进步观与大同小康说退步观之间的表面冲突(古今多有学者因此以礼运篇为伪作)公羊三世说是与夷夏说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有关的义例有张三世、王鲁、异内外、自近者始诸条。公羊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据何休:所传闻世当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当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当太平世无夷夏之别,远近大小若一,仅讥二名而已。以上春秋学综合了夷夏说的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说合起来就给吾人指出了世界历史演化的真相:有史以来,天下大势即依如上升平、大同、小康、据乱之次序在用夏变夷与用夷变夏的一治一乱之间循环演变,也即三世说并非如近人所理解的那样是直线式的有去无回的进展,大同小康说也并非江河日下永不回头的衰退;而是螺旋式的有进有退有升有降的循环。上升期,在这正反合的多轮进退循环中,中华吞吐的范围越来越大,直至全球大同;下降期,多轮的进退震荡中,中华文化覆盖范围越来越小,直至极点又转入下一大周的上升期。这是一个中心区域不动的循环震荡模式,中国、诸夏、夷狄的范围可能每一次都不同,然而中国的核心区域基本稳定不变。故只从空间上说,中华是天下的中心和重心,若加上时间维度,则中华是世界历史的主干。


十二消息卦图


十二消息卦图以十二消息卦关联于一年之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之循环,吾人可以此表人类历史一个周期中诸因素之消长。以阴阳表夷夏势力,以冷暖表乱治又工业与农业。太阳是地球这个系统唯一的负熵来源,而植物是唯一能接收储存这些负熵的存在形式。故天生地长草木以及人类农业为世界增加秩序;而工业则为世界增加混乱也。因此乱与治、工业与农业同以冷暖表之。又,因此可持续的生产只限于采集业与传统农业以及其它以植物为基础的方式如渔猎畜牧和部分传统工业。以使用一次性资源为根本特征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必非可持续性方式。故前后项之间存在一个滞后:如四月小满纯阳,然却未到极暖之时,两月后即六月大暑始暖极;十月小雪纯阴,亦尚未到极寒之时,两月后即十二月大寒始寒极。夷夏属教化之力,为人心业力之主宰;治乱等属福报,即共业之物质表现也。前后为增上因果之关系;而据佛法,则增上因与其果之间必有一时间之滞后也。
伏羲时代紧接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之后,这场大洪水在中印埃及苏美尔等所有古老民族的记忆中都有反映。吾人推断,上一周期即结束于此也。大洪水使上一期的人类文明遭到了毁灭,在昆仑大陆劫后余生的少数华夏人类于劫难后在伏羲的带领下重又繁衍分布于全地既然古猿都能从非洲迁往全地球,高度文明的华夏人能做到这一点必无可置疑,这就是伏羲时代华夏的大九州全球天下。洪水削弱了夷的势力,夏的势力重又主导天下。伏羲为本周期历史之开端,故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正其宜也。伏羲时代接上周期的乱世毁灭之后,文明正待草创,故伏羲作易八卦及六十四卦,为六经之首中国学术之源;作网罟教民渔猎,开启渔猎文明;立九相六佐制九州按即大九州也乃将全地分为九分与黄帝唯于神州之内所布之九州不同,为华夏政治制度之始;定俪皮之礼作婚姻制度以结束混乱的男女状态。造象形文字以记事,造埙及琴瑟以养性。此阶段于上期乱世之后夏的势力迅速伸张未至其极,故为本周期的升平世春的阶段。帝王世纪载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于东方主春;所以吾人以伏羲时代当春之阶段不为无据也。本阶段之最初卦象为正月泰三阴三阳,继之以二月大壮二阴四阳、三月夬一阴五阳,正是用夏变夷的历程。天下中夷的成分继减,夏的成分继增,而与卦象相应也。春季正月由寒极而转暖,伏羲在位时亦始由大乱而初向治也。伏羲后的圣贤正在探索新的生产方式,从植物种子的采集中,原始的种植农业逐渐脱颖而出。二月三月天气继续变暖,共业中的采集、农业成分亦继续增加,至神农时由于神农的大力改进和提倡而超过了渔猎,从而进入农业文明。帝王世纪绎史等载伏羲在位百一十载,其后有女娲氏、大庭氏、葛天氏、无怀氏、混沌氏等十五氏皆袭其号,此即伏羲时代也。
神农时代接伏羲时代之后为大同夏的阶段。《帝王世纪》载: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五谷以代伏羲之命,故号神农。世纪又曰炎帝神农氏长于江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故神农时代与伏羲时代之最大不同,即在于生产方式之从渔猎转为农业也。作为伏羲以来夷消夏长的的结果,至神农时夏的势力达于极盛,夷的成分全消,天下为公,禅让传贤,无国界,无私产,正是大同的极盛时代;相应于卦象则四月乾卦纯阳也。本阶段的中后期,夏的势力盛极转衰,天下中夷的成分开始出现并继续增长,华夏文明已不能平等覆盖大九州的全球天下,又有诸夏与夷狄之别;相应于卦象则五月姤卦一阴生,六月遁卦二阴生。此从夷夏立教而论。若从共业中之生产方式而论,则神农初发明之新生产文明即农业文明必有一推广过程,不可能于其本人之世即达于最盛,当初夏远未到极热之时也。到此时代之终方至最盛(指农业于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达到最高值),当一年中至孟夏大暑始热极也。世纪载:神农在位百二十年,至榆罔凡八世。此即神农时代。
《帝王世纪》《绎史·黄帝纪》等载:“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故以此为根据,断定伏羲神农时代皆为中国天子的统治能力达于全球的全球体系时代;至黄帝则天子的统治能力不能及于全球,乃由全球体系转入区域体系。由黄帝开启的新时代与上一阶段的不同还有:始立国界疆域,《路史后纪一》罗注:“黄帝始分土建国。”始财产私有,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通其变,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始立田畔按即礼运以立田里之义也,畔田界,《淮南子览冥训》:“昔者黄帝治天下,田者不侵畔。”始兴兵戈征伐,帝王世纪:“神农氏衰,黄帝修德化民,诸侯归之;于是黄帝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板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可见黄帝首开以征伐得天下之先例,黄帝之德不及神农伏羲,此为重要之一条。始天下为家世袭以为常,史记载自黄帝至帝尧皆同姓而异号,皆是子孙世袭也,故尧舜之让天下只是一时变例,至禹传贤不成终传子乃回到世袭家天下之常制,家天下并非自禹而始也。比照礼运之文,则大同世必于神农时代求之,黄帝已降,正小康时代也。郑玄以五帝为大同,三代为小康,颇为失察。商君书画策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此足可证:历史到黄帝时发生了大变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故黄帝以迄晚清乃秋之阶段,又可分三段:五帝时代当七月,为前封建时代由大同道治到小康礼治的过渡阶段,各种制度尚在草创尚未成熟;三代当八月,为封建时代;秦至清末当九月,为郡县时代。七月否卦三阴三阳,天气由热极初转凉;前封建时代天下夷夏势力相当,海外区域已经夷化,国界、战争之出现标志着治极而乱之始,土地制度方面氏族集体共耕的公有制开始松动,但井田制度尚未确立;工(百工)人身份之出现更标志着工业比重之明显上升,农业地位盛极始衰。八月观卦四阴二阳,天气将继续转凉;封建时代天下中夷的势力已超过夏的势力,华夏衰弱时已面临左衽之危险。土地制度方面,半共耕半自耕的井田制从夏朝之初开始确立一直行于本期历史之中,华夏主导的区域继续收缩,天下继续向乱,工业之比重继续上升。九月剥卦五阴一阳,温度进一步下降。郡县时代夷的势力进一步超过夏的势力,华夏衰弱时先是半亡于夷狄晋末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后更全亡于外夷元清。土地制度方面,井田制破坏,土地私有得自由买卖。天下进一步混乱,工商业大幅上升,自本阶段之初即已近代化,如郡县制、土地私有制、非世袭的文官制、全国统一长期稳定的市场等,都是近代化的根本特征。宋明时此倾向愈加明显,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达,工业比重与农业进一步接近,只是尚未超过,故尚为农业文明而已。从此处可见中国的历史演变并不落后,而是长期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西方自文艺复兴、日本自明治维新才开始废封建而近代化。且中华是近代化的正常形态,后者则是近代化的畴形形态。就学术而论,亦合。第一段为黄帝学术时代,为道家所传承。第二段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学术时代,为儒家所传承,尧舜虽身在第一阶段,但从学术而言却为第二阶段人物。第三段为孔子学术时代,孔子实为第二段之人物而为其先声,孔子据鲁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正是结束了封建时代而开一统时代也。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注以罟取兽曰田)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显然这里孔子是将其前的历史划分为伏羲时代、神农时代、黄帝以来时代三阶段,足堪为吾人本周期春夏秋划分之依据。且划分之标准亦重在生产方式也。伏羲时代为渔猎文明,神农时代为农业文明,黄帝以来时代则农业文明盛极而衰,工业成分开始明显出现并日益增加也。引文中有关黄帝尧舜的阶段所述及者多系广义的工业之事。又,体礼运中孔子之意,盖隐以尧舜时代为大同(郑玄注大同一段文全以尧舜为例亦可证,故郑玄将大同归于五帝确失之颟顸也。因自黄帝以来久已天下为家,尧舜之让天下只是一时变例,正义以为家天下自禹始,遂致谬种流传),三代之英为小康,自所处春秋时代为乱世(按:康有为先生礼运注曰孔子以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然周亡于幽厉,平王夷为列国,王迹已熄,天下不康,遂为乱世。亦此意也);系依治乱小型现象而论之也。若以吾人周期之大视野观之,三者皆在秋之阶段,在此角度下,尧舜时代只是小康时代中上古大同之风的某种短暂复兴阶段,未可就视为大同时代本身也。以上系辞之论历史,正系在此大视野下而论之也,故将黄帝与尧舜皆视为同一个时代。且是隐将三代亦归入此一时代,因文中孔子并没有将三代作为一个单独的时代提出来,故知是将其归入黄帝以来时代也。又,康有为先生《礼运注序》云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別其治乱兴衰,总皆小康之世也。故吾人以黄帝迄晚清皆小康世为不差。

以鸦片战争为天下易主夷夏易位之标志,西方外夷此后很快建立全球殖民体系,中国藩国尽失,自身且不保,天下暂为西夷主导之天下,夷的势力达于极盛而夏近亡,从此进入本大周期的冬的阶段。冬于五行属水配北方,故本阶段乃由实来自北方英国国土分布在北纬五十度到六十度之间的西夷主导世界,又是以海洋宰制大陆的时代;冬必去春必来,春于五行属木配东方;故知这个西夷主导世界以海洋宰制大陆的时代终将过去,世界将迎来由华夏主导世界的大陆海洋一体的新时代四阶段与四方之关系,于春夏之夏为主的阶段,方位在中国内部论,于秋冬之夷为主的阶段,方位以中国为原点在中国外部论。故伏羲神农之都城一在中国东部,一在中国南部;而秋之阶段,中国大多是受来自西方的夷狄所威胁;冬的阶段则由来自北方的西夷主导世界。本阶段最大之特征即世界进入工业文明(工业比重超过农业而为经济之主体)时代,周礼冬官司空主百工工业之事,郑《目录》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闭藏万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无空者也。故吾人以今之工业文明时代配属于冬季,于此处乃得一证。地球亦迎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危险。故称据乱世,极相宜也。本阶段亦可分三段;第一阶段鸦片战争迄二战为英国主导世界的阶段,当十月;十月极阴,斯时夷的势力即西方势力亦达于极盛,夏的势力极衰微,西方建立起了世界殖民体系,多数亚非拉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已经亡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然十月远未到极寒之时,仅是寒之始而已,世界之工业化与混乱亦仅方才开始也;第二阶段二战迄不久将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前为美国主导世界之阶段,卦象上一阳来复,夷的势力盛极转衰,夏的势力开始伸张,西方的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在试图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资本主义正中华之全然背道的反面,社会主义则含有中华因素,故民国时代可谓夷化已极,新中国建立则是夏初回而一阳生也。成为世界一极;十一月之温度继续下降,世界之工业化程度与混乱亦继续增加。第三阶段自中国经济超过美国迄中国建立全球朝贡体系为多极世界之阶段,卦象为二阳四阴,此时夷的势力继续衰弱,夏的势力继续增长,然世界之夷夏对比仍不脱夷多夏少;二战以来的美国霸权体系崩溃了,中国在此阶段致力于复兴以往的朝贡体系,夷的势力亦收缩为两三个区域集团,世界失去了主宰暂处于多极时代。十二月已是大寒寒极之时,斯阶段之世界亦到工业化程度最深范围最广因而也是最混乱最危险的关头。此阶段极有可能结束于一场巨大的天灾或者战争,其结果是夷夏势力的重新易位,中国建立起了全球朝贡体系,重回世界的权利中心。从此则转入下一周期。
春升平世:自中国全球朝贡体系建立至大同前。春三月卦象为泰三阴三阳、大壮二阴四阳、夬一阴五阳。这是天下用夏变夷的历程,夏的文明教化进一步普及于世界,夷的文化进一步萎缩。立春之后,寒极而向暖,中国由于已经建立全方位的全球权力,故有条件带领世界走出工业化。即停止工业的增长,进而缩减之,农业则由石油农业转向生态农业,直至健康可持续性的农业重又居经济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的引领下,世界也就走出了混乱与危险,重新走向和谐与治理。此阶段之始,世界进入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学术全面的去现代化过程。政治文化学术的去现代化从上周期冬的二段之末已经开始,至此科技经济的去现代化方有条件实施。
夏大同世:夏三月,四月乾卦纯阳,用夏变夷至此而极,天下夏势力达于极盛,夷势力全消,远近大小若一,没有了民族国界,天下为平等纯一的华夏文明。五月姤卦一阴生,六月遁卦二阴生,此后天下中的荒远之地,又开始出现夷化,夏的势力盛极而衰,夷的势力开始增长。夏季天气继续变暖,至六月大暑热极。大约自本阶段之始,健康可持续性的生态农业超过了工业成为经济的主体,从而工业文明结束,世界重回农业文明。此后农业的比重继续提高,至本阶段之末,达到最盛。工商业之萎缩大大减少了全球交通,不断加深的农业化使地球上各地方人们的生活日益变得封闭,这也是本阶段出现夷化的一个原因。
秋小康世:秋三月,七月否卦三阴三阳,八月观卦四阴二阳,九月剥卦五阴一阳;此是天下用夷变夏的过程。夷化继续增长之结果,此阶段之初中国之权力始不能及于全球,荒极之国始不来朝,至此,全球朝贡体系不能维持而降为区域朝贡体系。并且大同时代所无的诸多事物如国界、战争、私有制等又重新登上舞台。秋初为热极向凉之时,业力的变化又使
农业盛极转衰,工商业又呈上升之势;天下亦治极而乱,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无序度在此阶段一天天高起来。
冬据乱世:作为秋阶段工商业上升之结果,在本阶段之初,工业重又超过农业而成为经济的主体,工业文明死灰复燃,因此,世界又到了混乱危险的阶段,即据乱世。此一据乱与以往不同,因处于本减劫之最末,故其混乱与灾难亦至于极也。工业化或如上期,亦发端兴起于北方苦寒之西欧,由此处为策源地而迅速席卷全球,从而西夷又僭越为天下的主宰。西夷此次主宰天下,就令世界末日真得到来了。据佛经之预言,本阶段当遇三灾:人寿三十岁时有饥灾或由过度的工业导致气候系统崩溃而致农业无收也为时七年七月七日,人类饿死殆半,余生者起下品忏悔;人寿二十岁时有病灾或系人造瘟疫,为时七月七日,人类病死十九,余生者起中品忏悔;人寿十岁时有刀灾或即是核战争也,为时七日,人类死亡殆尽,仅余万人,余生者起上品忏悔;从而结束减劫转入下小劫之增劫。十月纯阴,夷势力极盛,表人心陷溺已至其极也。十一月一阳来复,夏的势力初回,正表饥灾后人类能起下品忏悔也。十二月二阳来复,夏的势力继增,所以表病灾后人类之起中品忏悔也。至下年正月,三阴三阳,表刀灾后人人起上品忏悔,从而结束本周期以及本小劫,转入下小劫之初也。十月初寒,灾难较轻;十一月寒冷增加,病灾较饥灾为深重。十二月寒极,灾难亦至其极。故人心业力与共业灾祸之间依然如前有同样的滞后关系也:即人心业力之恶已极之时,所遭灾难却较轻;及至人心业力已然二度转佳,却迎来最重之灾也。
周期之概念令吾人拥有了以过去现在预测未来的有力框架,这对吾人设计未来的行动方案极有帮助。即合理的无论长期短期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策略都必然基于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只凭主观愿望加上臆断得来的方案肯定是要失败的。
吾人所处的历史位置正当本期之末而近下期之始也。乃一大变动之时也。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10:47 | 显示全部楼层
3.3世界文明根干图

世界上周期乃庄子所说的未裂大全的道术文明。其缘起说系非人格性本体(正)与人格神本体(反)的统一中道(合)。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各承继了此道术的的一分而皆未得其全:中华得其正,为非人格本体(即本性)的文明,即见性文明也。印度得其反,为人格神文明之祖,雪山以西所有文明印度文明与泛西洋文明埃及两河希罗犹太耶教回教及美洲文明皆是人格神之文明也。也可以说夷型文明大多是人格神文明也。因夷型文明乃基于欲望状态而来,欲望状态就是有对有我的内外割裂状态,以有对之我看世界,永远有外,即知识所不及之处,于是这个永远的外就被设定为外在超越于此世界以完全不可测知方式创世并主宰世界的人格神。故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之正统,印度文明泛西洋文明等都是旁支。


注1:白色无阴影表活着的文明,实线阴影表已死去的文明,虚线阴影表半死去的文明。
注2:右边部分引线繁杂,亦可看出西洋文明构成因素之杂乱无章。
注3:东正教与希罗间无线隔断,表东正教与希罗文明一脉无断。
注4:近代西欧与希罗间有一横线,中有一小口。表只有耶教传下来了,其余则断矣。

世界文明干枝图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4现代文明之渊源

通行说法是,西方文明有一脉相承的独立演化的历史: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显然在这套说辞里,本来与欧洲白人文明不相干的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被冒认为它的亲父与亲祖)。实则这一套说辞,全系共济会科学教所伪造,全然不合事实也。如此说辞下,西方被打造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主流正统,东方特别是中华被边缘化了。但真相是中华文明才是世界历史之一贯的主干,其余(当然包括西方)则都是断续的旁支。近代欧西文明与其前的耶教文明及再前的希腊文明并无直接的前后承继关系,它其实是中华文明在近代旁出的一支,是中华因素在泰西浊恶的天地人文环境下发生畸变的结果,现代文明则由此一畸变旁支随后反客为主以夷充夏而来。

酝酿催生近现代欧西文明,中华因素所起之作用至为重要与关键。亦可曰:纵欲之科学教文明乃将儒教见性文明之正经念歪之结果。正如二希是埃及两河之子,中古欧洲是犹太之子,而现代文明则是中华之子却是逆子。一般说法是欧洲的近代转型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中华对欧洲近代转型之作用被十九世纪以来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有意地掩盖删除了。事实上,华夏与近代泰西同时性的横向关系远大于古希腊与之历时性的纵向关系。因为欧洲奇迹的关键有二:工业革命与海外殖民地的获取,而这两者皆是中国技术引入的直接后果,希腊对此并无贡献。故若仅有希腊理论而无中国技术,欧洲将仍在中世纪延其残喘。况且中华实从诸多方面全方位启蒙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是中国热,其实质是以中国文化启蒙西方,推动其转变即从耶教出世文明转型为科学教俗世文明。又近现代文明是一个物化的工业文明,技术是其最核心的因素,而近现代世界立于其上的基础科技大部分来自中国而与希腊无关。故说中华文明才是近代欧西文明乃至现代文明的真正母亲,诚如诸玄识先生所云近现代文明实乃根于中国,误置于希腊。梁漱溟先生曰: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其邻近如越南如朝鲜固无论,稍远如日本如暹罗如缅甸等,亦泰半依中国文化过活。更远如欧州,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有中国之重大影响。近代文明肇始于十四五六世纪之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得力于中国若干物质发明(特如造纸及印刷等术)之传习,以为其物质基础。再如十七八世纪所谓理性时代启蒙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特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三卷十一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又曰:中国人自古在物质方面的发明与发见,原是很多。在十六世纪以前的西洋,正多得力于中国这些发明之传过去。举其著者,如(一)罗盘针(二 )火药(三)钞票(四)活字版印刷术(五)算盘等皆是,而(六)造纸尤其重要。威尔斯在其历史大纲第三十四章第四节How Paper  Liberated  the  Human  Mind说得明白:他以为欧洲文艺复兴,可以说完全得力于中国造纸之传入。还有铁之冶炼,据说亦是中国先发明的。(同上书,21 页)又曰:当1944年美国华莱士副总统来中国游成都时,发表有《中国民主的前途》一文,译载于6月26日成都各报。文中指称中国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鼓励者,而且是间接的创造者。最初领导革命并建立立宪政府的美国人,其思想与行动的基础为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奠定;而西方政治思想却是受到中国有力的启发。惟普通人不留心这段西洋史,当时对于他的话不免感到茫然。这是指欧洲十七八世纪的事情而说,那时欧洲人正是倾倒于中国文化的。读者取朱谦之著《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检看“启蒙运动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中国哲学与德国革命”各章可得其略。(同上书,25页)

催生近现代欧西文明,中华因素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然而健康合理的中华因素宗旨在以天道和传统节制欲望都被歪曲为畸形有害的形态宗旨为摧毁天道与传统任欲望流行。其中较著者如:将中华利用厚生天人和谐的生态科技畸变为戮天役物的自毁性的现代科技;将中华重农抑商和谐稳定的农业文明癌变为工业为主体的无限增长的工业文明;将中华重农无为国家调控道义至上的伦理自由经济歪曲为工业为主体的完全自由放任的见利忘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以中国为主导的大陆海洋一体的世界贸易体系逆转为以西方为主导的海洋宰制大陆的体系将天下从中国为中心的讲道德的共荣的朝贡体系篡改为以西方为中心的野蛮掠夺损人利己的殖民体系;将圆具天心民意传承三重合法性的王道政治蜕变为民意一重独大的民主政治;将德才兼重以德为主的科举考试制度低劣化为去道德的只重中性知识的文官考试制度。风云际会,这些因素凑在一起,相互协调配合,使欧美各国成为一个个运作良好的强盗集团,向外掠夺成功,内部分赃均平,遂令其骤然兴起。这些因素的畸变,全是导向纵欲,而向外扩张的顺利实施使纵欲暂时可行而不至自毁,非但不自毁,反而显出井然有序欣欣向荣之极具迷惑性的景象,令举世浅识者艳羡不已。然而假象终究要破碎,纵欲的结果若不转向一定是毁灭,不过由于输毒于外,以空间换时间,从而将欧洲的迅速毁灭变成了全人类的推迟的毁灭而已。
所以我们说,近现代文明是中华因素在泰西浊劣的天地和有毒的文化希伯来传统所发明的选民思想是一切宗教毒素的策源地,希腊传统所发明的演绎方法是一切学术毒素的策源地环境里发生畸变的结果。这个畸变的文明携着它方兴的优势如滔天洪水般席卷全球,全球都被纳入了这个畸变的体系,这就是现代文明。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16: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宗悦 于 2014-7-21 17:43 编辑

5科学教信仰之谬妄及资本主义文明之邪恶

5.1学理探讨
科学酝酿出现于西欧浊劣的天地和有毒的文化环境之中,带有严重的先天缺陷,即科学作为一门学术在方法和内容上都存在根本性的问题。方法方面,科学号称其认识方法是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科学家先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一般的科学原理,然后以此为前提,使用演绎法逐层推理就得到了科学理论。但是这种演绎归纳结合的认识方法却有着诸多不可解决的两难:演绎法之是量(可得新知)与是必然推理之两难;演绎所要求的普遍必然的第一原理归纳法并不能给出自明或先天综合亦然之两难;演绎法一方面地位最高但另一方面却又要受到地位最低之实验事实检测之两难。正是以上诸种两难,导致了科学学术一次次陷入危机,比如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物理学危机、数学危机等等。时至今日,这些危机非但没有消除,反愈演愈烈,精英层面对于科学的态度久已由怀疑主义转为虚无主义,科学教信仰久已过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代。
内容方面,科学教信仰是对正理的全面颠倒   
        科学教                                  正理
缘起说:唯物论                                 五级说
人学:人是动物;合人与畜生为一道    人是万物之灵,人道与畜道并列,人非畜生。
人只有肉体,无灵魂           人有肉体亦有灵魂
人性:天理隐没,人欲僭越为天理;         天理主宰人欲
人生观:拜物                            敬天法祖、成佛成圣
社会观:社会达尔文主义;                 王道主义
制度: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民主制度)       王道政治
历史观:进步(标准:经科技加工过之物品) 循环(标准:福报寿命等)
中西印皆以五级缘起说为正统,如下表。五级说乃中国思想之正统:此说发自孔老诸圣(易传、老子),汉唐儒家权威解释系统(周易正义)与道家正脉(太极图传自道家)传承之,以上儒道两条线路皆汇合于周子太极图说。周子开出其后一千年之儒家内圣学术,后世道家对周子亦极尊重(以性命圭旨为代表)。五级说亦印度思想之正统。起信论堪为佛教缘起说之代表,起信论之地位在印度则开启整个一代大乘佛教,空有密皆可云由此而来。对中国而言,更是中国佛教各宗(天台、华严、密、禅、凈土)不挑之祖。无有赞歌与与金七十论堪为婆罗门缘起说之正统,梨俱吠陀与数论在婆罗门教居于正统主流地位故。作为耶教正统之正教其缘起说亦为与中印大体一致之五级说。由上,中印西方正统思想之缘起说可谓大同,大同即同于五级也。  
   唯物是对五级说正理的彻底颠倒。无知的物质来生能知的精神,就是唯物的缘起框架。对于五级正理而言,第一级真如,第二级第八自证分,第三级能知的部分,第四级所知,第五级是冥然无知的部分,所谓境是也。我们认为唯物所说的精神相当于第四级,他不知道有第三级的能知。他所说的精神就是语言和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感觉,分别是第六识和前五识的相分。唯物主义把第四级的相分错认为是一种精神,把第五级的境错认为物质。这是对四五两级加以错认。此外还做了两个重大的调整。第一点是取消前三级,只余四五两级;第二点把第五级提到第一级本体的位置,作为能生一切的上帝。所以唯物的物质就取代了创世说中的上帝和神。
科学教又可称科学拜物教,科学中的物质就全面取代了耶教中的上帝。种种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作用都是如此。现代生活全面以物为中心。物作为众生世界之本原与价值之源泉,全面取代上帝成为信仰之对象与追求之目标。以物之取得与享用为目的之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成为现代人类之主要活动。有关物之知识构成现代学术之主要部分。物质成为现代人类之信仰对象,物理学提供唯物世界观之基础;天文学提供有关世界起源之唯物解释;进化论提供有关众生起源之唯物解释;现代历史科学进一步提供了对有关社会历史问题之唯物解释。物质成为现代人类之追求目标。按:洛克以人拥有愈多之贵金属储备为人生之最高追求;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商品(金钱)拜物教。从物质第一性之世界观转为物质第一位与(自身)肉体(欲望)第一位之人生观乃必然之事。众生世界之本原同时必是追求之对象——缘起论与工夫论(人生论)之一一对应性。所以物成了现代人类之主要追求对象。拜物成为现代人生观之主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就提供了两种拜物的社会模式或曰理想。
唯物缘起说是一种最为粗陋也是最经不起推敲的缘起说。费希特有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在下任何判断的时候,这个我是不能抽掉的。据此他认为,唯物和唯心完全不对等。唯心合情合理,唯物则大大地荒谬!因为唯心所说的话都以我存在为前提,唯物所说的话却以我不存在为前提。费氏此说可谓抓到了唯物的致命关键。再如,一禅宗公案曰:舍多那尊者欲进鸠摩罗多之房,罗多关门。舍多那于门外久立不开,于是敲门。罗多曰:“屋内无人。”舍多那问:“说无人者谁?”对于彼坚执自我之知觉性将随肉体之死亡而彻底消灭之唯物主义者,吾人亦可如此问:“我既已不存在,说我不存在者为谁?”对于死后我存在与否,现在之种种推理皆为无效,他人之判断亦无效,只有彼时当下之自证方为有效。事实上,在屋内说屋内有人,与说屋内无人,全不对等;同样,说我存在与说我不存在,亦绝不对等。前者合情合理,后者则自相矛盾,荒谬之极。
达尔文学说则是唯物世界观在人学上之落实,即唯物主义人学也。与唯物主义同归荒谬。现代进化学说所代表之生命观包含以下三要点:其一、化学进化。生命乃由非生命进化而来。即认为原始之简单生命乃系由更简单之无生命死物质经过化学反应合成而来。其二、生命进化。复杂生命乃由简单生命进化而来。即今日吾人所见之无量种类从简单到复杂之生物,乃由远古少数原始简单物种进化而来。其三、知觉进化。精神系由物质进化而来。即认为动物之知觉乃其身体之副产物。此佛法谓之他生见。对动物个体而言,动物之知觉随其身体出生而有,随其身体之死亡而消灭。此佛法谓之断见。对整个动物系统之历史而言,动物之知觉亦系由无生命之物质所产生,随动物身体进化而进化。亦不出他生见与断见也。关于第一点,化学进化所宣称之可从死物质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生命,从未得到实验证实。即使今日已由化学合成生命,亦远不能断定远古之生命即由此种途径而来。人类虽已人工合成有机物乃至复杂大分子有机物,如胰岛素等。然从未有谁能合成一生物,即使是最简单之单细胞生物。试思在人为严密控制之设计实验条件下,尚不能合成生命,况于盲目偶然之自然条件下乎?毫无根据即凭空断定盲目之自然界可通过偶然合成生命,是非痴人说梦而何?况“合成生命”一语本身即不合学理。现实中存在之生命,无论动物植物皆系由一分为多而来,未有由多合成而来者。梁先生言:“自然生命靡非始于分化孳息,而人工造物恒必从构合入手,此世所共见。今曰从构合入手取得生命,吾窃疑其貌似在此。(《人心与人生》第十二章)。如此则此种由多合成而来者,可得而称之为生命乎?仅系存在于想象中之所谓生命或貌似生命而已!化学进化乃进化论之一大关键,必先有生命而后方有生命由简至繁之进化故。而此一关键步骤迄今并未有任何可靠依据以支持之。故现代人所笃信之进化论,其于真理不亦远乎?关于第二点,今日繁复无量之物种,皆由远古少数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此乃进化论之主干,同属荒谬也。首先,现有之证据皆只能证明同时共存之或简单或复杂之物种自身可有变迁,完全不能推出物种间由低级向高级之谱系树进化也。近来之地质发现,亦倾向于证明谱系树进化不合事实。近年来,地质学研究表明生命有三次爆发式之产生,即于一短时期内各种低等高等之生物几乎于同时密集出现。其次,若人类果由单细胞生物经无数次偶然基因突变进化而来,则人类根本不会出现。以从单细胞由基因突变进化出人类之概率经无数次小数相乘之后,其数值必等于零故!故若进化是真,则人类之出现实乃偶然中之偶然,巧合中之巧合,即根本不可能者矣!而吾人之存在乃千真万确之事实,如此则进化论又焉得为真乎?一个可堪接受之生命演化理论,于其中人出现之概率至少应在一半以上。而于进化论中,此概率却如此微乎其微,几近于零。则吾人尚有何理由接受之乎!再者,认为复杂高级者,定较简单低级者更能适应环境,更易生存,此乃进化论所计进化之主要动因。亦完全经不起推敲。甲、一般而言,系统愈高级愈复杂,其不稳定性愈大,即愈易崩溃。事实亦然,高等生命远较低等生命为脆弱,其对环境之要求亦远较后者为苛刻。如此则生命根本无进化之必要矣!事实亦是如此,一切简单复杂之物种大体古今皆有之,仅于自种内变化,非从简单之种变为高级之种也。乙、果如进化论所计,既然自然界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原则,而高等者已较低等者为优矣,则今日之自然界应尽余高等者,一切低等者早应归于消灭焉!然事实却大相反对,今日自然界中,从最低等之生命到最高等之人类无一不有。故究竟言之,高等者与低等者之于适应环境也,之于生存也,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故一般而言,并无孰优孰劣之问题。故一切简单复杂之生物,终古共存,互相斗争,亦复互相依赖。如此则进化论所计之进化动因乃子虚乌有者,尚有何进化之可言哉!另外,物种之存在,即生物间之同异关系并非连续,而是以种为基本单元,种内之个体非常相似,不同种间则有明显之鸿沟,(不同种之个体差异很大,)亦进化论难以解释者。依进化之逻辑,今日繁复多样之生命乃由远古少数简单生物由无数次微小之基因突变渐渐演化而来,则物种不应存在,即生物间之同异关系应为连续而不应有种间之鸿沟。若说由中间类型绝灭而形成今日不同之种,亦不合事实。以此种中间类型并未于化石中发现故,以无论化石中、现实中生物皆以种之形式存在故。故进化论之症结在于将生物之关系谱树同时共存之物种间必有或多或少之近似也。误认为进化谱树,误以物种间之所以近似乃因复杂者系从简单者变来。即认为简单者必在先出现,复杂者必在后出现,且后者乃由前者变来。即将仅是共时性之关系,误认为亦系历时性之进化,从而即有上述之各种荒谬情形。关于现代生命观之第三点,此点乃现代生命观之最关键部分,前二点则为此点之必然推论,故亦系为此点作论证者。(于近代,先有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流行泛滥,而后方有进化论之生命观之出现也。)然此点于三点中实最为荒谬,最经不起推敲也。已由上文破迄,盖吾人绝不能断言有自我意识不存在而无意识之死物质独存之时也。法称论师之《释量论》于此亦有严密之论证,见释量论对他生见之破斥。
美国学者詹腓力《审判达尔文》一书乃破斥进化论之力作,此书区分微进化与广进化,以为进化论之症结在于将前者混为后者;此书并且提出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乃同义反复,根本不堪为进化之动因。作者指出,进化论绝非事实,绝无事实依据,毋宁说,事实全然指向进化论之反面。进化论只是科学教有组织有计划编造并竭力维护的阴谋性欺骗性信仰。
达尔文学说之出现将科学教本来存在断裂之自然观与人生观社会观联为一体,即从唯物之自然观推导出物质欲望之人性观,从而证明拜物之人生观社会观为合理(合乎天理)。达尔文学说表现为一套生物科学理论,其本质乃一套有关人之形上学:人即动物;人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其宗旨在成立人性论:人性即动物性(兽性),即食色欲望,将神性彻底抹杀。达尔文漏洞百出之学说少时即红遍全球,迅速征服学术界乃至普通大众;正由此前之科学教存在人之形上学空白,故思之若渴,与达尔文一拍即合矣!(按:达尔文之为科学教第二教主,纯属时势造英雄,达尔文本人纯系一庸才也。)其后之十九世纪学术以达尔文学说为中心,承前启后,科学教内部各学遂皆笼罩于达尔文主义一名之下,天演之宗旨:由无序无结构之简单现象演变为有序有结构之繁复现象,贯彻一切领域。在达尔文之鼓舞下,并开出科学教教义之另一大宗:共产宗马克思主义。科学教两小宗之共祖尼采之学亦全系由达尔文所开出。故达尔文学说之提出及达尔文主义之征服全世界标志着科学教教义创制之完成。《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说:“机械世界观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在查理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之后。”自由共产两宗全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名之下,无论自由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无不依社会达尔文主义之赤裸裸形式而行事。尼采之学说,亦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名下,尼采学说除开出后现代主义之外,尙开出法西斯主义。故后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亦可概括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其中后者更集中贯彻表现尼采之宗旨——社会达尔文主义极端赤裸裸之形式。所有之社会科学全在达尔文主义名下:社会科学皆以人为对象,而其对人之理解全以达尔文学说(此种本质上乃有关人之形上学)为基本也。达尔文主义既经不起起码的推敲,所以建立在此之上的科学教一整套社会科学也就随之轰然倒塌了。
事实上,共济会密教并非唯物无神论,而是相信一神和灵魂的学说,由此亦可知,这套唯物无神的科学教显教信仰纯系共济会编造出来用以变乱世界的。
对科学教方法与教义的详细破斥见《佛学与西学》第三四五章的有关部分,本文因为篇幅限制以及这部分内容过于专门和艰深,不在此展开。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18:15 | 显示全部楼层
5.2科学教五个核心观念: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之实质及其批判


在科学教统治的现代世界,科学被打造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然而从上可以看出:科学绝非它竭力伪装的那样是客观普遍必然的真理;恰恰相反,科学是带有强烈西方文化色彩以及西方中心倾向的离正理最远的邪恶信仰。
依蒋庆先生:民主政治之问题在民意一重独大,其实质则是人欲僭越天理(按:以人欲为天理则人性中纯人欲无天理,正是达尔文主义之人性论也!之制度架构之一(另一个制度架构即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内民主之良好运转必以对外掠夺为前提,民主必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共生也。民主制度是人类将因战争而毁灭之深因!此种制度也要为生态危机负重要责任。
依吾人任情、循理、经权、率性之四级分疏,西人之自由只是任情,因为在科学教里人被理解为一个全然欲望的人。“此种自由即是说只要不侵犯他人、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什么都可以做。”故其自由终将导致其反面:大不自在!如黑格尔等哲学家所已言。其于圣人之率性全未梦见在。若循理、经权则谈不上自由。故自由这个概念极浅薄而混乱(参见佛学与西学第二章末之专题以及3.2.7论人之差别与后现代之平面化及相对主义)。
平等只在本体中有,现象中无平等。现象中只有相似;将现象中之相似认为平等,乃是大谬。故西人之言平等,实是将本来不齐之事物人为削齐,将本来不平之事物一体拉平。如其云男女平等、选举平等等等,前者无视男女阴阳之差别,而一律对待之;后者无视智愚贤不肖之差别,而一人一票之;显然皆极不合理。故平等的结果是摧毁合理的等级秩序和人类各个层次上的混乱。
西方近世之自由与平等同做为中世纪之对立面而出现,即以平等反对中世纪之等级名分,以自由对抗等级名分之束缚也。现象中讲平等系误以相似,而于其中讲自由亦是对假我之误认。故现象中无真实之平等与自由,有的只是个体之相似性与假我之似能动性。正如平等只在本体中,自由亦然;只有在全由本体起用之圣人境界才有真实之自由可言。中世纪偏于礼,礼主别异;近现代偏于乐,乐主和同。偏于礼于正法中礼本居于为主地位故,偏差小,故其失小。偏于乐,其弊大而多也!于正法中,乐本来居于为辅地位故。今反辅为主,偏差甚大也。庄子、尼采皆不足为教法主流;故魏晋与近现代皆乱世也。西人之自由平等是大乱之道。
科学教以物质财富之增多为进步,其详细思路当如《熵的世界观》一书中云:“我们积累财富愈多,世界就必然越有秩序,被认为能带来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的物质财富(按:现代人的物质财富之确切含义是:经科技加工过的物品!)的不断积累就成了进步之同义词,而科学技术就是实现这个使命的工具。”此种概括,诚然不诬也!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二宗所解之进步其要全在于物质财富之增长也!如马克思主义即以工业农业不加区分之生产力之提高为进步之第一标准。此种进步观则必导致人类之自毁。
附识1:马克思主义也对此五个观念全部认同并且以之为核心观念,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教的根本判据。对于自然科学包括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全部接受并以之作为自己哲学世界观的自然科学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目标的共产主义的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科学技术之发达,科学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中等同于正确和真理,如称自己的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称唯物史观为科学的历史观,并声称是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学第一次成为科学等。共产宗亦认同民主,如社会主义国家声称自己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只说这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敢对民主的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之,从而使自己在意识形态说辞上落入尴尬地位,发生合法性的危机。关于自由平等,马克思主义则声称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是虚伪的(这很中肯),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里,自由平等理念才能真正得到完全的实现(这却是乌托邦)。关于进步,直接从达尔文主义派生出的共产宗对于进步观念的热情较自由宗还要狂热,对于进步的崇拜成为此宗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此宗对于传统的态度就远较自由宗为激烈:自由宗对于新教儒教等传统资源仍视为自己的支援价值,而共产宗则声称要与一切新旧的传统彻底决裂。
附识2:Fraternity并非博爱。博爱一语出自《孝经·三才章》: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大儒韩愈于《原道》中曰:博爱之谓仁。故博爱一词乃是中国文化中本有的概念,而将法国大革命之口号“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之Fraternity译为博爱却是典型的误译。法语frater即英语brather意为兄弟,fraternity即英语bratherhood意为兄弟会、兄弟关系。中西文化中的有关兄弟和爱的概念实有大大的不同。中国文化视天下为一家,所以天下之人自然而然地就皆是兄弟,而博爱作为一体之仁作为兄弟之爱就是真正广博无边的对于普天下所有人的爱。西方文化自古至今没有天下观念,相反盛行的是选民思想和集团观念,兄弟—异教徒(陌生者)范畴乃是其核心理念。也就是说,在同一宗教组织(这个宗教组织可以是天主教会,也可以是某个新教宗派的教会,或者共济会)或其它组织(如政党)里共享同一教义或理念的人彼此互称兄弟,在此之外的人则是异教徒和陌生者;故兄弟之爱是有明确边界的,那只是同一集团内部的事;绝不会施于异教徒与陌生者。对于后者,更多的是惊惧、排斥、防范、袭击甚至杀戮。所以西方文化中自古及今根本没有中华文化中的博爱观念,其Fraternity根本不是博爱,毋宁说是博爱的反面。故将Fraternity一厢情愿地译为博爱以及诸多同类事例(如将logos译为道,将康德的知性直观译为智的直觉),必定已给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和自身的固有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只有还brother、Fraternity以其本面,从选民思想、集团观念和兄弟—异教徒(陌生者)范畴这样的核心角度去看西方文化,才能如实如理地理解西方和现代世界。(参见高鹏程《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66至70页)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20:07 | 显示全部楼层
5.3共济会学术之阴谋性质

我们说这些共济会学术,跟人类其它学术产生的途径恐怕是不一样的。非共济会学术一般都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抱着探求真理的目的、实事求是地生发出来的。而共济会学术,它的编制机制多数情况下是出于阴谋。也就是说,这种学术是出于谋求私利的目的编造出来的,其中所说所倡导者全是对共济会这个极少数人的团体有利的内容,至于是否会因此而歪曲了事理给世界带来麻烦则是不予考虑的。
5.3.1论共济教之分显密与阴谋性
      自由宗科学教(共济会显教)             共济会密教
缘起说 唯物主义无神论                         有神论
人学   达尔文主义之无灵魂、无来世           有灵魂亦有来世
人生观   拜物、现世主义                       拜上帝、求来世
基本法理 公共领域:天赋人权、平等、自由     共济会法律:天赋义务、等级、服从
社会历史观  自然状态完美无暇                共济会之外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一片黑暗
制度    自由市场经济           由看不见的手即跨国金融大资本暗中操纵的经济
         民主政治                             世袭金权专制
宗旨    公开的政府弱小无力无所做为    在暗中的共济会强大有力大有做为

从上表可知,共济会拥有两套截然相反的教义:即共济会显教(自由宗科学教)和共济会密教。前者公开提供给共济会之外的大众作为统治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后者则秘密运用于共济会自身,两者合起来,就可以让居于共济会等级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顺利地谋取天大的私利;故无论显教密教,皆是极少数人攫取私利的阴谋手段。
例如缘起说方面,共济会从启蒙运动起就在大众公共领域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对自身会员的基本要求则是信上帝,共济会法律关于上帝和宗教的古代责任一条要求其会员有义务遵守道德律并相信上帝,虽然不要求必须相信特定的神和宗教,但不能是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的放浪者。共济会在公共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宣扬和维护达尔文主义这种无灵魂无来世的人学和以洛克斯密为代表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最高追求的拜物人生观,而在它对自己的会员所进行的道德教育中则明确宣布有灵魂亦有来世,要求会员以敬拜上帝为人生要务,甚至启发会员追求来世的永恒幸福。显密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反相成,共同服务于共济会建立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以谋求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根本目标。盖前者之用在败坏人心变乱世界,靠后者才能养成会员的人格修养造成人中精英以利于共济会之团结与有力量。
为了推销自由宗教义,共济会显教将人类的自然状态说成是一种完满的自由和谐状态。自由宗祖师洛克曰:“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虑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三页)自由宗另一个重要圣贤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有着强壮的几乎不会变坏的体质;自然人几乎没有社会性,因而是完全自由的;由于不存在利益冲突,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因此卢梭提出了重返自然的口号。(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然而共济会密教对人类的社会历史的认识却是另一番面貌:当申请入会的初到者开始其第一级别即学徒仪式时,即被告知他们是从外面的黑暗世界到共济会来寻找道德和智慧之光的。非共济会员所处的共济会之外的世界不仅人性恶,而且社会恶、历史恶,唯有共济会才有驱逐黑暗的光明,唯有结成共济会兄弟组织才能构筑起光明的圣殿。共济会密教之所以这样说,也是为了在共济会内部建立与其外部的散沙化相反的集权服从结构。
在公共领域,共济会站在个人的立场上,鼓吹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因此受自由宗教义蛊惑的社会科学将西方社会描述为原子化社会,自然人将其身份转化为公民,即自然人的政治身份,然后通过选举将胜选者安排到法律规定的其职权相互制约的职位上,整个社会和国家就能达到理想状态。至于西方的各类社会团体,则都是公益性辅助性的,即使参与政治活动也都是出于公益目的;即这些团体并不参与实质性的社会政治建构。以为在这种一麻袋土豆式的社会结构里,仅仅凭借一张张选票的累计,就能完成政治和组织上的整合。但在共济会内部,共济会法律却将这些公共领域内它一直在鼓吹的所谓的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全部取消,在共济会宪法和法律中没有任何关于权利的规定。在对其会员说话时,共济会转而站在神的立场上要求他们承担神所赋予的义务,进而将这些义务具体化为各种所谓道德律和各种血盟誓言。共济会员之间也不是平等关系,恰相反,是等级森严;共济会拥有三个蓝色会所级别和十个(约克礼)或三十个(苏格兰礼)礼制级别;共济会员的最重要组织属性即是级别,级别是共济会等级制度的最重要标志,共济会员即是以级别被构建到组织中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中,不讲自由,只讲下级对上级的服从。
从以上不断看到了阴谋:普通大众越浑浑噩噩只知饮食男女、越忙于生计而无暇反思自己的真实处境,公共领域越公开、越自由、越平等、越民主、越宪政、越人权乃至越相争越混乱;也就越有利于共济会这样具有秘密性、集权性、讲义务与服从的等级制金字塔式结构化的精英组织凭借其独有的集团优势在公共领域谋取更大的私利。
西方民主制政体是共济会犹太金融集团在对抗欧洲贵族政治过程中建立的。其核心理念在于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与分化,最大可能降低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掌控能力,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等皆是对这一根本宗旨的贯彻实施。通过削弱国家政府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集权,作为政府和所有企业放贷者的跨国垄断金融大资本就成为社会的真正主宰者,建立起超民族国家的更高权力体系。因此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专门为了削弱政府建立维护资本专制而设计的,实际与其倡导的自由理念背道而驰。所以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共济会显教制造的欺骗性假象,其实质则是共济会密教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法宝——世袭金权专制政治和由看不见的手即跨国金融大资本暗中操纵的经济。民主政治并非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利益服务;作为民主政治实质的背后世袭金权政治比君主政体更为野蛮、比独裁政体更为专横,比官僚主义更加自私。自由市场经济也并非共济会显教所宣称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依照其天赋人权在其中发财致富,它实质上一直都是世袭的垄断金融家族榨取一代一代普罗大众血汗的最有效方式。
最后所有的以上这些,都是为了贯彻一个宗旨即:通过显教削弱政府的组织力和控制力,通过密教让共济会等级金字塔的顶端成为真正的统治者。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23:22 | 显示全部楼层
5.3.2 共济会学术阴谋举例

甲、斯密在共济会的授意下写作《国富论》
斯密创作《国富论》曾得到共济会的授意与资助。共济会提出的授意是什么呢?就是叫他鼓吹放弃政府的监管,建立没有任何政府管理的“自由经济体系”。何新先生就此感叹:连一个小镇都需要安装红绿灯,需要有警察管理。社会经济错综复杂,规模宏大,涉及每个人的生存,需要协调、监督、计划、统计、指挥的关键点多如牛毛,怎么可能连政府红绿灯和警察也取消呢?这是一个经典的逻辑骗局。目的很简单,就是排斥弱化政府机构的市场监控,强化幕后世袭的、垄断的、非法的、黑箱操作的、没有任何监督的、金融僭主的体制。在这本书中斯密还鼓吹国家放弃货币发行权,向银行家族借入分文不值的信用数字,宣扬金本位,贬斥政府信用对货币符号的基石作用,炒高金价,这样共济会国际金融垄断势力就可以依此控制苏格兰银行家集团主导的英镑体系,这个是他们授意此书的最重要的目的。总之,共济会也就是这个跨国的私有的极其落后黑暗野蛮的世袭金融家族势力所需要的经济政策被斯密包装成普遍性的经济原理,都写进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这样一本背景复杂、脱离实际、威胁各国主权的书中,被跨国金融家族所豢养的西方学术界吹捧了几百年,成为世界经济学的圣经。
斯密晚年良心发现,对自己的所为深为后悔,他就独自到苏格兰长老会那里去做忏悔,重新皈依了上帝,脱离了共济会的邪恶信仰。临终立下遗嘱,将自己生前包括《国富论》在内的著作全部烧毁停止流通,以免再贻害世人。可是斯密的遗愿全然未能实现,经济学至今仍在这些 “必须焚毁的罪恶”( 斯密用以称自己的书稿)之笼罩中。

乙、消灭中医:共济会和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跨世纪阴谋
吕嘉戈先生编著的《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在导言中就提到消灭中医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阴谋。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和共济会的学术控制和消灭异己的广大的阴谋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共济会广大阴谋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来看。说它是一个跨世纪阴谋就是因为它开始于上个世纪,这个世纪还在秘密进行直到现在。我们知道洛克菲勒家族是现当代共济会的一个核心成员,所以他们可以和共济会划等号。

洛氏家族消灭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吕先生已经在他的书中提到的,就是出于攫取经济利益的考虑来消灭中医,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洛克菲勒家族是一个跨国的垄断集团,化学制药是它的一个重要产业,这个产业要想占领中国的市场,中医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中医是不开西药的,只用中药。所以要想占领中国庞大的医药市场必须消灭中医,如果不消灭中医这个无法做到。吕先生在他的书的导言中写到: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洛克菲勒家族和共济会阴谋的第二个目的更加隐秘也更加让人痛恨,就是消灭垃圾人口。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这些人都信奉纳粹的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全球人口过多,地球资源无法承受;因此必须将地球人口减少到五亿左右;需要保存的当然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这样的优秀种族,有色人种则统统都是垃圾人口,需要消灭。对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通过跨国医药集团发动医药战争就是消灭垃圾人口计划的一部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中华是一个常葆青春的民族,其原因除了孝道、见性之外,中医药也是一大奥秘。中医让我们中华民族度过了一次次严重的瘟疫和各种疾病带来的威胁,保护了中华民族的生机;若没有中医,恐怕中华民族早已经灭亡了。中医是如此重要,帝国主义认识到要想贯彻从肉体上消灭中华民族的阴谋,必须消灭中医,只有这样才能用他们专门为中国人量身定制的西药来毒害中国人,用毒疫苗、西药(外加转基因食物)和惨无人道的非必要外科手术重新使中华民族成为东亚病夫,迅速萎靡衰颓,丧失生育能力直至断子绝孙。医药战争中的医药就充当了后现代鸦片”的角色(粮食战争中的转基因粮食也是如此)  
以上引文,就将南京民国政府在其成立之初发起的废止中医的运动的背景全盘托出。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受尽摧残,苦苦挣扎。解放后,共济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退出了中国,但中医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卫生部和医药管理局一直被不信中医的西医人士控制,他们长期对中医实行打压。也就是说虽然洛克菲勒家族已经撤出了中国大陆,但是他们的阴谋还在这种历史形成的文化霸权之下、科学教的信仰优势之下继续被执行。解放之后,中国的本土势力还在继续自动地不遗余力地消灭中医。在消灭中医的路线影响下,中西医结合被巧妙地变成了消灭中医的幌子,科学化、现代化再加上后来的国际化成了消灭中医的杀手锏;到今天,纯中医在体制内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少数残余只能在民间艰难生存。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共济会势力卷土重来,洛氏中医阴谋这次升级为医药战争。沉溺于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幻梦中的国人上上下下都对此无所觉察,毫无防范意识,中华民族其实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洛氏消灭中医的阴谋为何如此天衣无缝,劳少而功多?这要从从更加广大的范围来看才能得其的解。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洛氏中医阴谋背后有居于现代世界统治地位却大音希声的科学教以及无所不在的共济会科学教阴谋。有此,当中国人的政治知识精英乃至后来连普通大众都成为以科学、现代、进步为核心宗旨的科学教信徒之后,那麽即使没有外力推动,对于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不科学、封建、落后的一切传统事物,他们自己也会积极地或者直接消灭之;或者以现代化科学化乃至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去改造之,其实质和结果还是消灭之。这些面临被改造被消灭命运的事物从儒教到国画不胜枚举,中医远非单一的个例。所以最厉害最高妙的一招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忽悠进共济会的圈套,使他们都成为科学教的教徒,做到了这点,其余具体的事情一定就都好办了。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从民国到新中国消灭中医的阴谋一直在有力的推进(今日已接近圆满实现)这一令人扼腕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不管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科学教的派别;不管是民国,还是新中国,都是以科学教为国教的政权。

丙、系统伪造欧洲和世界历史,编造西方中心论,诋毁东方民族的历史和学术。                                
共济会学术发明出西方中心论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出于盗憎主人的心理。我们已经分析了,西方近代文化当中有很多因素,都是从中华来的。所以在18世纪的中国热过去了19世纪的这个殖民世纪来临了以后,西方人作为强盗的这种身份,就注定要产生一种心理,就是盗憎主人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就会尽量掩盖删除其文明当中的中华因素,以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为目标伪造历史,伪造他们的文明史包括科技史、经济史等等。第二点就是做为侵略的理由。有个汉学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中国的排斥是这样起作用的,这是殖民主义的序曲,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好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只有首先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用大炮来摧毁它。”这里所说的对它进行诋毁就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编造。依此来抬高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地位,贬低东方,包括中国。第三点就是作为侵略的软实力。这个侵略不光是靠船坚炮利,还要从心理上、从文化上来打击对手。这就有了第四点,这不仅仅是侵略的软实力,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侵略,也就是文化侵略和文化战争。这就是我们对西方中心论的认识。文化战争在今天越来越凸显了它的作用,这就给了我们破除西方中心论更加迫切的理由。在欧美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所发动的愈来愈猛烈的文化战争和侵略面前,今日严重西化的局面已令我们已处于极端的劣势。只有尽快先在学术文化上走出西方中心论和西化,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取得文化战争的胜利。
共济会史学方法中本有虚构一法,故西人自古至今无信史可言。因此,西人所述之历史中有伪史乃西方史学本身也要承认的事实。
共济会学术阴谋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印欧族大迁徙说,这是西方伪造的世界历史的主干。印欧族大迁徙说是共济会阴谋成立欧洲中心论的要举。那么,这个印欧族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英国人统治印度以后他们通过对梵文的研究发明了一个词叫印欧语系,这个学说的发明者是由一位印度殖民当局的法官后来皇家亚洲协会的成员也是孟加拉国亚细亚协会的创立者——琼斯。他在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成立3周年的纪念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尽管梵文是最古老的,它比希腊文更加精密,比拉丁文更加丰富,而且比这两者更加典雅优美。可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任何学过这三种语言的人都会发现这三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应该假设一个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三者的共同语(按:后来被称做原始印欧语)。共同语虽然消失了,但它不仅是这三种语言的祖先,也是欧洲诸多语言的祖先,包括凯尔特语,斯拉夫语等等。”这些被假定有着同一起源的印度和欧洲的语言就构成了所谓印欧语系。完全以这个纯出于假设的印欧语系为基础就成立了一个假想的族群——印欧族,注意:印欧族的存在迄今也未得到任何考古或文献证据的支持。原始印欧人被设想为原始印欧语的持有者,一般说法认为他们生活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上(但也有说法认为他们是在**,还有人设想是在北极),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是后来欧洲人、印度人和伊朗人的祖先。这个印欧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迁徙,在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里面,印欧族创造了世界上的主要的历史。也就是世界主要的文明都与印欧族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并且他们是古典文明以及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贡献者。这三次大迁徙第一次大概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建立了赫梯帝国,毁灭了苏美尔人和埃及的国家。这个赫梯帝国的建立者就是说印欧语的印欧族的一支。第二次在西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有三个重要的印欧族分支:一支是拉丁人入侵了罗马,一支是多利安人入侵了希腊,另外一支是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印欧族本来是野蛮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非常“了不起”,真是“不游则已,一游惊人”,伟大的印度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竟然都是这些野蛮人迁徙或曰入侵的结果。留在中欧原地的则继续茹毛饮血了几千年,后来到了西元四五世纪,有一支,也就是日耳曼人,在印欧族第三次迁徙中毁灭了古罗马帝国的西罗马部分,建立了基督教的欧洲文明以及近现代的西方欧美文明。可见,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历史主要都是由印欧族人创造的。
伪造印欧族和印欧语系的说法,实际上是出于欧洲白人在历史方面的极端自卑感。他们的文明发育得最晚,他们在入侵并毁灭罗马文明很久以后还是披着兽皮、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类。因此,当他们进入殖民时代以后,就编造了一个以印欧语系为根据的印欧族三次大迁徙说,为自己冒认了两个光荣的祖宗——罗马人、希腊人和一个显赫的同宗——印度人,他们便可以据此窃取本来与己毫不相干的其他族群的历史和文明。这实在是暴发户的无耻伎俩。
西方比较语言学是阴谋性的伪学术,其目的全在打造洲西方中心论。比较语言学归纳语系的办法,大体就是取上一二百个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常用词作为比较的对象,如果其中20%的单词能找到相似之处的,就可以把两种语言归入同一个语系。可见,这种标准极有伸缩性,就像那种门槛很低的考试给走后门和人为操作造成了很多的余地一样;按照这种标准,大约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归入同一个语系,这样就为暗中引入另外的标准来人为地随意划分语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比如按照实际,藏语一定是梵语的近亲,因为藏语当中的词跟梵语当中的词有很多都是可以对译的,要找相似的词,那显然会超过一两百个,起码有一万两万之多,而且藏语的语法也是深受梵文的影响。可是在这个比较语言学里边,最应该归入印欧语系的藏语却归入了汉语一边,搞成一个汉藏语系。这极其明显的表示了比较语言学的人为性和欺骗性,它确实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不可相信。下面就可以看到西方比较语言学所划分出的全球十大语系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贯彻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这十个语系分成了三圈第一圈是作为中心的两个,一个是印欧语系,一个是闪含语系,最中心的当然还是印欧语系。这两个语系的周围是第二圈,在北方是斯拉夫语系(斯拉夫族说的语言),包括俄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今天的希腊语属于斯拉夫语系,还有就是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在南方是南亚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在周围更外的地方是第三圈,在南方叫南岛语系(菲律宾所在的南洋地区),远东是汉藏语系和藏侗语系。可见在这个框架里边,中华又是彻底地被边缘化了,因为它在最边上。我们要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性框架,不合语言学的实际。我们要重新划分语系。首先把印欧语系中的梵语单列出来,然后加上南亚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因为这些语言都在印度。我们还有更有力的证据,梵文中的有一组发音,在其它语言中没有,欧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中都没有;但是这五个音在达罗毗荼语言中有,所以我们就认为达罗毗荼人即南印度人,他们和北印度的雅利安人本是同一个族群,所以他们才有如此相近的语言。总之,我们认为应把梵文和达罗毗荼语合并起来。印度语系就包括梵文、梵文方言(如巴利语)、今天的印地语、南亚语系以及达罗毗荼语系。下面是中华语系,包括汉语以及藏侗语系、彝族语言、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西方把它们从汉藏语系里分离出去就是为了制造中国的分裂)以及和朝鲜语、越南语、日语。然后是日耳曼语系,就是今天发达了的欧美人的蛮族祖先的语言和如今的欧美语言(凯尔特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北欧语言)。亚非语系包括犹太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剩下的斯拉夫语系闪含语系和南岛语系保持原状。这样就把主要的语言重新做了分类,这就是以中印为中心的框架了,就在比较语言学中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欧洲中心论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西人虚构的,这样我们就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按:关于梵文与西文之诸多重大不同,参见下文第三部分之2.3印欧族的神话完全建立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之上,既然后者完全是虚构出来的,那麽印欧族通过三次大迁徙创造世界历史的所谓史学也不得不是一个骗尽世人的弥天大谎了。徐达斯先生在《上帝的基因》一书里就提到了雅利安入侵印度的说法是共济会的阴谋,这个是有文件作为板上定钉的证据的。20世纪印度学者Deen Chandora在文中披露真相,在1866年4月10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是共济会创设的外围组织)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的会议记录表明,该次会议的目的是创立雅利安入侵印度的理论,以便使印度人认为英国人并非外来人,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被外国统治,要将印度从外族的统治下回归基督的统治。这个政策一直在被推行,英国和印度所有的大学都使用这个理论,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世界几乎所有的包括中国的著作里面都赞同这一理论。雅利安入侵说的最早编造者是英国的19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家马克思穆勒。他是一名吠陀的研究专家,也是吠陀的第一位英文翻译者。在翻译吠陀的时候,他就改造了吠陀,在他英文版的吠陀里面就“塞”入了雅利安入侵说。在一封1866年写给他妻子的信里面表明了他的印度学研究动机:“我的这个版本以及吠陀诸经的翻译将在此后决定印度的未来以及这个国度里百万灵魂的成长,他们的宗教根基,告诉他们这根基是什么,我可以肯定这是根除3000年来在这根上所繁育出的一切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说他要斩断印度的历史。本来印度的历史是非常古老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个在吠陀中记载的非常明确,从梵天创世到现在,四种姓的印度人就一直都繁衍栖息在这片土地上。这和佛教经典的记载是一致的。穆勒一下子就把吠陀经和印度文明的历史截成了3000多年,为什么要缩短呢?因为马克思穆勒所信仰的是严格文本的圣经解释,按照圣经,世界的创世是始于西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大洪水的时间是在西元前2500年,那么雅利安入侵一定不能早于大洪水时期,更不能早于西元前4004年。因此就把雅利安入侵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这样做有很多好处,这样一方面就符合了圣经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大大的斩断、诋毁和歪曲了印度的历史和文明。这样可以极大的打击印度人的民族正义感以及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利于让他们匍匐在英国人的脚下去接受统治。

侵入希腊的多利安人也是一个莫须有的编造。这个多利安人没有任何信史的根据,只是荷马史诗里的一个神话。拉丁人入侵罗马甚至连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话证据也没有,干脆就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古希腊是一个伪造,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诸城邦中受大银行家资助的一些学者的一个系统的伪造。到19世纪,欧洲又有一个伪造古希腊的热潮。就是说,本没有希腊文明,也没有希腊哲学,这全是两个阶段持续伪造的结果。希腊哲学不存在其实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因为希腊哲学史所收录的那些哲学家多数不是希腊人: “亚洲地区的哲学家例如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泰勒斯,他是小亚细亚克赫梯帝国米利都城人。米利都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线上,靠近米安得尔河口。阿纳克西曼德,米利都人;阿纳克西美尼,米利都人。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是小亚细亚的萨默斯岛人。爱非斯学派,赫拉克利特是小亚细亚赫梯帝国以弗所人,罗马时代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被誉为亚洲第一个和最大的大都会。阿那克萨戈拉,小亚细亚的克拉佐美尼人,被誉为早期的哲学教父。早期的原子论者,留基波,米利都人,德谟克利特的老师。欧洲意大利半岛哲学家:埃利亚学派,色诺芬尼,意大利半岛人,巴门尼德是意大利半岛南部人,芝诺是意大利半岛人,麦里梭是意大利半岛人,恩培多克勒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人,高尔吉亚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色雷斯学派,智者语言学派普罗塔哥拉是色雷斯人,色雷斯在亚洲和欧洲黑海、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交界处;犬儒伦理学派,安提斯泰尼意大利半岛人。希腊半岛学派:雅典学派,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39年雅典人,柏拉图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雅典人,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年至370年希腊半岛人;马其顿学派,亚里士多德,马其顿人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出生地色雷斯斯塔吉拉当时归于马其顿,出身于蛮族。”(何新《希腊伪史考》,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113-115页)到后来这个欧几里得,那时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这些所谓的希腊哲学家的籍贯在希腊本土只有那么三四个,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再加亚里士多德;其它的这些人什么毕达哥拉斯等等包括后来的欧几里德,全都不在希腊半岛。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希腊哲学应该正名为小亚细亚哲学,至少是地中海沿岸哲学。共济会是如何做到把这些并非希腊哲学家的人称为希腊哲学家呢?它编造了一个大希腊,说这些地中海沿岸的地方都是希腊的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说希腊语,所以就属于希腊文化了。但是事实上绝非如此,这叫颠倒祖孙,本来希腊是小亚细亚的殖民地,语言也是小亚细亚的语言,所以我们应该把希腊语正名为小亚细亚语或伊奥尼亚语或者叫做亚非方言都行。总之不是希腊半岛本土的语言传到了地中海沿岸,而是相反。希腊本身就是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人的殖民地,是亚洲人迁到希腊去的,所以,语言文化都带过去了。最标准的希腊语本来也不在希腊本土,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希腊语应该正名为或者叫亚非方言,或者小亚细亚方言,或者叫伊奥尼亚方言。比如荷马史诗就是公认由伊奥尼亚方言写成的。所以这个编造过程就是颠倒祖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希腊在欧洲,这是制造欧洲中心论的最重要的一环。只有这样,才能把被指派为近代西方文明根本源头的亚非文化窃取到欧洲来。历史上确实有希腊hella、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这回事,但是hella与Greece即希腊半岛根本不是一事,希腊hella指的就是伊奥尼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些地方,那是历史上这个地方的希腊hella人的自称,但是,埃及人等等都称希腊hella人为伊奥尼亚人,这也就说明了希腊hella地方就在土耳其,Greece希腊最多是伊奥尼亚人的殖民地。总之所有这些文化、哲学,都是属于土耳其的。希腊哲学应该正名为土耳其哲学,或者叫亚非哲学,希腊语也不是希腊半岛的本土语言,而是亚非的方言。包括伊索寓言也本是流传在如今的土耳其甚至是印度的寓言故事,扯到了希腊半岛上去了。荷马是一位中东的游吟诗人,史诗所涉及的事情也是发生在土耳其,而与希腊半岛无关;所以史诗中的奥林匹斯山也就根本不在今天的希腊半岛上。先混淆hella和 Greece,把远在爱琴海对岸的hella 文化搬到了Greece希腊半岛,进而通过编造了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半岛说,就把希腊文化窃为欧洲白人所有,因为他们认为多利安人是印欧族的一支,通过多利安人就把希腊冒认为一个光荣的祖宗,而且还给祖宗搬了家。所以我们要重新彻底地反思我们所接受的知识。我们要突破西方中心论,就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才行。

这就涉及到了对我们中国历史的阴谋篡改。胡适之一派、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辩派、布尔什维克派等主流史学都已经纳入到共济会阴谋当中,那就是不承认我们的经典和史书的记载,推翻它,把中国的历史截短,甚至接受西人凭空捏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据何新先生研究,胡适是美国共济会派遣来华颠覆中华固有文化的海归汉奸。胡适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共济会办的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从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胡适经他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1917年(26岁)夏杜威推荐胡适回国担任美国资助的北大教授。(注:杜威和胡适的共济会身份资料可在美国共济会有关资料中查到。)胡适在美国共济会礼制系统中排位很髙,中年时已经晋升到23级以上。因此蒋介石都敬畏他三分,不是因为其有学问,而是因为胡适的共济会地位。(参见何新博文《关于胡适的共济会身份》)胡适在共济会的授意下,从右翼自由主义立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这场华夏文化毁灭运动。要毁灭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就要摧毁她的历史和经典。胡适曾有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以大胆假设和怀疑一切为宗旨从事考证,考证的结果是,这些中国典籍不可信,所以其中记载的历史也不可信。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文化怀疑主义,但是只怀疑中国的历史和典籍,从不怀疑美国和西方的东西。
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辩派则充当了直接摧毁中国历史的急先锋。在顾颉刚那里就把尧舜禹甚至夏朝都给抹掉了,尧是香炉,舜是烛台,禹是一条虫,这三位圣人根本就没有,那都是部落的图腾符号,也没有那些朝代。所以尚书尧典舜典等都是后人比如孔子编造添加上去的,是层累的古史。
范文澜郭沫若等人是布尔什维克史学的代表,这些人的杰作就是在中国历史中落实各地的人类历史一定是依照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变的这样一个西方中心论的公式。这个公式的来源只是西方的伪史:原始公有制演变为希腊罗马奴隶制,希腊罗马奴隶制演变为欧洲中古的封建制,中古封建制又演变为欧洲近代之资本主义,最后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这完全未脱将西方历史视为有一个叫做西方的实体在进行着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演变这样一个浸透了西方中心精神的伪说:首先希腊是个伪造,其次罗马与中古欧洲之间是断裂的,人种和文明都全然换过了。所以认为欧洲中古的封建是从希罗奴隶制演变而来,这绝不可通。奴隶制已随罗马人种和文明的覆灭而消逝,不可能作为全不相干的日耳曼封建制度之因。事实上,劳动奴隶制在罗马帝国本也仅行于意大利半岛,在帝国统治的广大亚非欧区域并不存在。将此视为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生产方式本来就是个错误;进而作为全人类都必经的阶段,更是不知从何说起了。一般来看,原始公有制之后的社会形态根本不是奴隶制(即使希腊罗马也不是这样演变的),而多是半共耕的农村公社制。中国的井田制、日尔曼人的马尔克公社以及俄国的农村公社都属于这种形态。实际上,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从日耳曼人自己的原始公有制和马尔克农村公社制度演变而来。那麽将这个从欧洲伪史中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删去地名而成为一个抽象普遍的公式就更是荒谬绝伦。再者,这个公式虽然是反对共济会的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但全然未出了共济会学术阴谋的窠臼。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必须在中国历史中贯彻之,既然五帝时代是原始公有制,于是继之而来的三代就被指为奴隶社会,秦后则是封建社会。这真是颠倒黑白外加乱点鸳鸯谱:美好的农村公社制下的井田制度被硬说为万恶的奴隶制,岂非黑白颠倒?封建行于三代,秦后一统封建不存,却指秦后为封建社会,岂非乱套?按:欧洲中古之封建正类于中国三代之时也,秦汉以后的中国已步入近代社会,为欧洲所未有之形态,将此欧洲未有之形态硬比于其中古之封建,绝对是乱套。故若硬要强做类比,则秦汉以后之中国社会应相当于欧洲的近代,中国为近代的正常形态,欧洲为其畸形形态。
因为西方的主流史学至今不承认夏朝,所以就有了前些年中国史学界的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希望通过地下挖掘,努力将中国的历史上推到夏朝。其实这都还在西方唯重地下物证抹杀文献证据的所谓科学的实证史学的圈套中。我们的神圣经典尚书中明明有对于尧舜的言语事迹的确切记载,我们的官修正史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更是明确记载了黄帝时代,而从黄帝到尧舜到夏代再到商代的世系都非常清楚,到周召共和至今更有了精确的纪年;我们拥有如此久远的信史,对于这样一笔全世界唯中华独有的无比宝贵的财富,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抛开西人的阴谋标准而直下承当呢?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25:17 | 显示全部楼层
5.4现代世界是共济会科学教塑造出的虚拟世界
共济会科学教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现代世界塑造为一个完全欺骗性的虚拟世界,从历史到世界观到人生观,从信仰到教育到社会生活,这张欺骗之网无所不在,如人之于空气、鱼之于水,在其中者,毫无所觉。故当务之急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从科学教塑造的虚拟世界里醒来。

5.5从共济会做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国教教会却以秘密社团的形式存在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文明乃是有史以来最为邪恶的文明
共济会现象是一个极特殊甚至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一般而言,国家教会与秘密社团是白黑正反的两极,两者是很难扯在一起的。古今中外,各种国教或有教会或无教会,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国教教会是以秘密社团的形式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中也有各种的秘密社团,但除此之外,都是在野的,未闻有以自身居于事实的统治地位的。只有共济会,将此相反的二者兼于一身:既是国教教会,又是秘密社团。共济会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国教教会前已论之,其乃系秘密社团论之如下。一般而言,这类组织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保有和传播秘密知识;拒绝公布和查询会员的身份;拒绝外部对其组织情况进行了解;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盟约性或契约性的义务关系;为加强和巩固成员关系采用秘密的礼制和仪式。就这五个方面而言,共济会完全符合秘密社团的标准。
秘密社团之所以成为秘密的,不出三条原因:一为当局所不容;二所为太过邪恶不可见天日;三为逃避责任。共济会既然久已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国教,第一条原因显然不成立。那么,在已占据真正的统治地位以后数百年,它依然选择隐身,这原因就只能是后两条。从前面的论述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共济会所设立的统治目标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为狭隘自私的,是只为极少数人服务的;不仅非共济会员的普通大众被排除在统治目的之外,即使在这个已经是万里挑一的精英组织的内部,广大的中下层会员也只是被金字塔尖上的极少数上层所利用的工具。由于统治目标是如此的狭隘,所以必须实行阴谋和欺骗,不仅普通大众是欺骗对象,共济会内部的广大中下层会员也在欺骗之列;因此共济会不仅对外保守秘密;其内部各级之间以及横向之间都是严守秘密的。亦因此,不仅共济会显教全然是阴谋性学术,共济会密教对中下层开显的部分也是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和功利性的。
关于第三条:共济会在处理与实际社会生活的关系上,尽量让会员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另行成立具有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团体;共济会的秘密社团性质让社会根本无法知晓和确定这些个人的共济会员身份。这样,在干预社会生活时,共济会就可以做到近乎完美的隐身。即无论这些共济会员个人另行成立的团体出现什么问题,不管是法律上还是舆论上,都是这些团体自己及其主办者个人的事情,全然与共济会无关。共济会通过这种方式,就使自己成为一种超然的社会机构:它可以有力的干预社会生活,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俗语云背人无好事:一个负有教化大众、组织社会生活、居于不折不扣的统治地位的团体,却不敢立于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地运行;而是选择隐身于暗中尽力不为人知,从而畅行其阴谋与欺骗,为极少数人而损害众生;不为人知当然也就可以不负责任;其极端邪恶性从而可知(《锡安长老会纪要》可以表明此点)。由这样一个邪恶组织打造统治的文明,也就不得不为人类历史上最为邪恶黑暗危险的文明了。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26:53 | 显示全部楼层
6 现代文明之前途

若一直沿着科学教纵欲文明的路走下去,定会导致人类和世界的毁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文明涉及到的无非是三种大的关系,一种是人对自身的关系也就是精神信仰方面,一个是人对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家庭政治些方面,还有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也即是生态环境方面。我们说在这三个大的方面当中,现代科技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导致了生态环境危机;平等自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导致社会伦理危机,民主制败坏了政治导致了政治危机,男女平等败坏了家庭,导致了婚姻家庭危机;以唯物拜物为宗旨的科学教信仰破坏人自身的心灵和谐,导致了信仰危机。对欲望的放纵,引起了全方位的冲突,其结果只能是毁灭。
现在我们来具体地看。现代纵欲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高度发达的反生态现代技术,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冲突,导致自然环境危机,最终的结果是自然环境的失去平衡和坏死,完全不再适合人生存。有一个针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就是请他们排名什么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这些人提出了三个东西:一是人口爆炸,二是战争,三是环境危机。这的确非常中肯,当前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是现代技术威胁到人类肉身存活的问题了,这三件事都直接与此相关。至于心灵的痛苦人际的不合谐政治的混乱等都已退居其次,因为显然所有的前提是人的肉身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若连肉身都没有了,一切都可免谈。三者中属于人与自然冲突的主要是一和三。我们要研究人口爆炸的成因。据人口学家研究地球上的人口爆炸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新石器时代,那次是因为农业的发明。后两次都是我们工业文明时代的事情。第一次发生在欧美现代化的过程当中(19世纪)。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后两次的人口爆炸都发生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人口爆炸和现代化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就是人口爆炸的原因。现代化具体的就是农业现代化导致了人口爆炸。农业现代化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成倍增长。人口学中决定人口数量的唯一的重要因素就是粮食产量。如果粮食产量不增长,人口不可能增长。从整体来看,人口数量与最低限度的食物之间比例的大小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在全球耕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单产的成倍提高就成为人口成倍增长的一个直接原因。而这种单产的提高就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农业区分于传统农业的特征多与石油有关。各种农业机械的使用、地下水灌溉、农药、化肥、地膜等都离不开石油,现代农业也可以叫石油农业。现代工业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就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成数倍增长。这就为地球上的人口成数倍的增长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要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石油在农业上的运用,那么粮食产量还会长期徘徊,就不会有人口爆炸。事实上也是农业时代的人口长期维持稳定,在农业发明带来的第一次人口爆炸后到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的人口没有再出现爆炸。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就是引发环境危机的两个重大因素之一。另一个更直接的因素当然还是现代技术。现代技术的应用和人口爆炸这两条就导致了环境危机:使用反生态现代技术的工业生产直接摧毁环境,由寄生于现代工业上的现代农业技术所催生的人口爆炸要求更多地工业生产从而更迅速更严重地摧毁环境。所以造成环境危机的最根本因素还是现代技术。
那么我们说了现代技术其实就是从欲望里面出来的,它是物欲人生的产物;西方近代的转型其实就是从禁欲转向纵欲,所以它的工业革命也是以这个为因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提供之人类生活模式皆建立于以消耗非再生资源的反生态现代科技和无限增长(经济的无限增长也以物欲人生为因)为根本特征之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全然也是物欲人生的产物)之基础上,无论资本主义文明还是社会主义文明,皆以此种类型之经济活动为首要活动,所以如果一直沿着现代文明的路走下去,其结果必是生态坏死,由此导致人类毁灭——从心灵至肉体之全面毁灭,非仅此种生活方式之破灭也(工业文明与物欲人生、无限增长、殖民掠夺战争乃不可分离的数事,共产主义欲在保留前三点之前提下而消除第四点,绝无可能;故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乌托邦)!
许多人会说,现代技科之发展永远可以帮人类找到新的且更好用的能源以及其它资源,所以现在这种高品位(实为穷奢极欲)的生活将能够永远维持。这只能是现代人即科学教教徒关于技术的神话。首先我们要设立一条定律:太阳是地球这个系统的负熵的唯一来源,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只有农业给世界带来和谐与秩序,所有的工业活动都给世界带来混乱与冲突。其次,假设核聚变技术在未来真能转入实用,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的所谓清洁能源,但是首先建造核聚变电站需要大量的金属等一次性资源,其次当人类取得了如此廉价丰富的新能源后,工业生产的规模必然会继续加大;这更加速了本已就稀缺的一次性资源的消耗;这结果必将是地球表面成为垃圾场,内部被掏空,对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的环境继续给以致命的打击,加速环境坏死的到来。再次,让我们接下来考虑一个实现可能性更加微小的假设,那就是今日许多自由能源研究所追求的不仅取得免费的无限能源,而且还能够获得凭空制造各种物质的能力,如网上流传的伊朗凯史反应堆之类,我们假设这个竟然能成为现实,那麽人类是不是就可以如这些自由能源信仰者所宣称的那样,从此国家间不再为资源而争斗,人人各取所需,共产主义般的美好日子就此实现年复一年直到永远?我们的回答是,这种数额巨大的非从太阳确切来说非从植物光合作用而来的能源和物质的引入一定会大大增加地球系统的混乱程度,故这种情况下,生态比如气候和物质循环系统的失衡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即使有了如上帝般凭空创造能量和物质的能力,工业文明的物欲人生在生态坏死的威胁下仍然难以为继。所以,现代技术不管如何发展,其结果总脱不开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宿命。
我们说,现代性、工业文明是西欧人的史无前例的发明。至于这种发明我们给它的评价,却是完全消极性的。我们说工业文明、现代性是西欧人的罪恶的发明,现代性、工业文明就是人类社会和地球上的毒瘤癌症。我们知道,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限制次数的分裂。正常细胞分裂到六十次它就不再分裂了,癌细胞不同,癌细胞一直分裂下去,一直不断地以几何几数增长。我们看到,工业文明也是无限制的增长,这是它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工业文明的信徒最坚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不希望增长停下来。当罗马俱乐部预言工业文明体系将要崩溃,将要停止增长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作者就写了一本相反的书叫《无限制的增长》。因为他是现代性的信徒,所以他一定要维护无限制的增长。所以工业文明就是以无限制的增长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只有无限制的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才会越来越好,这种奢侈的生活才能够不断地更加奢侈。信奉奢侈生活的人不愿意让它停下来,这样才能满足不断水涨船高的欲望的需求。欲望是不断增长的,有了碗里还看着锅里,有了计算机还要网络,有了网络还想上月球。这个欲望是不想停下来的,直到最后被迫停下来为止。怎么停下来?就像癌症会导致人个体的死亡一样,这个工业文明的毒瘤如果不医治好的话,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所谓的世界末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一期的文化为什么没有导致世界末日?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兴起医治好了工业文明的毒瘤,重新的回到了农业文明的健康轨道上来。如何从工业文明转到农业文明?靠西欧行吗?靠美国行吗?必须得靠中国,靠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复兴。所以我们说,这种不断增长的工业文明是地球的毒瘤,如果不医治好的话,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毒瘤、癌症会崩溃人自身的新陈代谢系统,那么,工业文明的毒瘤会崩溃人类社会的自身调节系统,最重要的是它会崩溃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地球上的生态一定会被这个毒瘤所撑破的。不断增长的结果一定是人类的毁灭,这是稍有智慧的人都能看到的。科学、现代科技、工业文明与骨子里的非道德性战争杀戮掠夺的血腥原罪是不可分离的。不要认为它们能够分离,说科学、现代技术是把双刃剑,我们有道德就能用得好,西欧人美国人没有道德就用不好,不是这么回事。这种不断增长的工业文明在谁那里都不会有善果。当被迫进入这条游戏规则下的游戏,必须得不断增长,必须得这样做。一停下来就会处于劣势,国内的民众就会不满,国内就会动荡,在国际竞争当中就会失败。所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一定是跟不断的增长联系在一块儿的,是切不开的。这种不断的增长就需要大量占有海外生态。中国现在要不靠世界其它地方,如果不从俄罗斯、伊朗和非洲进口大量资源,他能现代化吗?能够维持这个不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吗?现在支持我们工业的有一半多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资源,以后还会更多。我们会消耗地球上越来越多的资源。当资源十分紧缺的时候就会有战争。资源的紧缺已经是有目共睹,所以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说,工业文明的前途,假如它不被中国文化、由中国引领的新模式所转变而继续它现有的不断增长的模式的话,它的前途一定是生态环境的崩溃或者是战争自毁,一个是天灭人类,一个是人类的自毁。人类对天那么不恭敬、那么残忍,天就会来报复人类。这个是一定的。这就是工业文明按照现有轨道发展的前途。我们说,人类是有幸的,因为地球上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的存在,并且它已经崛起了。所以这一期的人类还不至于到世界末日。
在人类社会方面,自由平等民主摧毁了传统的礼制秩序,导致人类各种单位层次的冲突。这些美妙的名词,其实都是阴谋的产物。说的很好听,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把平等解释为等持的话那当然很好啦,那就是一个有等级秩序的见性的状态了,但平等恰是要摧毁等级秩序;我们把自由解释为“率性之谓道”那也很好啊,可是自由却率的是欲;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更好,但实际却是金钱做主。所以这些词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我们一定要看清它的本质。自由平等民主的泛滥结果就是人间的争斗:从竞争到斗争到战争。所以,自由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内部效果就是国内的混乱和冲突。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实行所谓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的国家,除了少数欧美富国及其几个有利用价值的小附庸外,无一不陷入混乱动荡和贫穷的万劫不复境地,这并非这种理论所宣称的种族文化差异所致,而是自由经济民主制度的原本作用就是分化瓦解社会阶层,制造社会内部阶级民族群体间的对立与冲突;使社会无法凝聚成统一的力量,从根本上避免强力政府的出现,从而保证跨国私人垄断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而少数富国之所以未陷入动乱,是其优越的经济条件维持的结果;而这种优越的经济条件是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地位所决定的,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毫不相干。如果美国不再居于世界分配体系的顶端,那麽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它国内的动荡与混乱将远远超过非洲。事实表明,美国的代议民主制度已经陷入危机。在苏东巨变冷战结束后不久兴奋地喊出历史终结论的法兰西斯福山时隔二十年之后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历史并未终结,但美国民主已败。福山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目前都出了问题。第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美国人一贯信不过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生物学家们所称的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是人类社交的两种自然模式。当与个人无关的当代政府失效时,人们就会回归到上述关系中。第三,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其设计初衷是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也就变成了否决制。往好了讲,决策机制变得过于松懈——也就是说太过民主了,有太多的行为方由此得以阻止政府去调整公共政策。我们当前需要更强大的机制,以力促实现集体决策。但由于政府的司法化以及利益集团影响力过大,在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可能建成此类机制。由此说来,这三个结构性特征已呈盘根错节之势,直接引发了代议制度危机。2013年11月,美国政府因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不能达成一致而关门歇业就是这种危机的直接表现和有力证据(参见法兰西斯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美国利益》双月刊2014年1-2月号)。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已陷入危机,从二零零八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的经济低迷,至今不见有走出的迹象;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后果极其深远,它注定将导致西方文明失去其世界霸权和中华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造成的外部结果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毁灭因素都考虑进去了,说的都不错,这三个因素人口爆炸、环境危机是由现代科技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是环境危机的制度原因),战争则是平等自由和市场民主制度的结果。因为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必须以拥有世界霸权占有海外生态为前提。所以自由民主与殖民掠夺以及争霸战争必是如影随形难解难分。事实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所谓的文明国家之间,它们都是实行自由平等的信仰、实行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国家。战争的目的正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在人口爆炸地球资源已近枯竭的今天,各民族国家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已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世界各国之间正上演着古来所无的全方位战争:金融战争、文化战争、粮食战争、医药战争、网络战争等等。如果这些仍不能达到目的,那就只能进入实体战争,并且绝对不能排除核战争的危险,而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足以将地上一切生灵全数灭尽。此外,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还是生态危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原因;自由经济表面是人人发财致富,实质是垄断世袭家族对大众的残酷剥削;民主democrocy更确切地应译为大众统治,表面是大众统治,内里是资本统治;庸众群氓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质量不能下降,垄断家族只关心要赚更多的钱,无论谁都不会考虑生态问题的一位前巴西农业部长曾感慨今天人类的行为真让人觉得他们好像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代人,美国至今仍拒绝在京都条约上签字就是有力的证明。纵欲文明的各项因素都在相互配合着把人类引向毁灭。所以如果不能尽快转变今日人类文明的走向,继续在科学教的老路上飞奔,那么人类的前途真是晦暗至极。
至于人类自身心灵的冲突,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表现的,就是信仰危机。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危机的主义和危机的产物。后现代文化其实就是人心灵冲突和信仰虚无年代的文化。其中的最强音就是尼采“上帝死了” 的口号。上帝死了以后人的心灵彻底丧失了上达的道路,只能是更加依着欲望的流行,这个极端化的纯任欲望流行的人生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表现的后现代人生。正是从纵欲这个根本点上,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仍是科学教的一个部分。它并未超出科学教之外。它表面上似乎是在连科学也都反了,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彻底的反对西方的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它全反,但它没有超出科学教的范围,它还远远没有跳出科学这个如来佛的掌心。它只是科学教内部的自我否定。我们说我们站在佛教、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否定这个科学教、否定西方文明,那我们是从科学教跳出来了。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包括它对科学和现代文明的否定都还只是科学教内部的自我批判,它还没有跳出来。后现代主义所表现的人类生存状况是物欲人生之路的真实归宿,即全方位的冲突和危机;共产主义则是物欲人生的空想乌托邦,在物欲人生和工业文明的框架里,全面和谐不可能持续甚至出现。
这样全方位的冲突:心灵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其结果将是心灵的坏死、人类肉身和环境的双双毁灭同归于尽;这真的就是世界末日。而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末日,就是中华文明无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了。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28:29 | 显示全部楼层
7中华文明是永久和谐之路

中华见性的人生和文明其表现和结果就是全面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身心灵和谐。
万年以上的农耕史表明中华文明能够保持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我们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现现代技术,而是因为中华圣教中华文明不支持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中国从唐末就在冶铁方面大量用煤了,至迟到明代也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蒸汽机的机器。罗伯特坦普尔《中国的天才》一书甚至记载:蒸汽机的核心技术中国领先世界一千二百年,石油天然气燃料领先两千三百年。所以在中国,现代技术早已经出现。但是中华文明出于渊深广大的智慧和万物一体的悲悯,自觉的封存了这些技术,没有令其推广开来。所以中华文明自己绝不会主动发明工业文明这样的愚痴罪恶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不是被西方所迫,中国和中国主导的天下会一直自觉地生活在使用生态技术的农业文明里,也就根本不会有今日这样严重毁灭性的生态危机。
中华文明和中华圣教不支持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
首先,从自然观来看,中华是天人合一,西人是戮天役物。残害天地,役使万物。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这个力量就是用来改造天地来役使自然界的万物,强行的让自然界来为人类服务的;不管天地会不会生病、生态会不会坏死。他认为天地就是用来被人类榨取的工具。因为有这种戮天役物的知识观,西欧才发明了以现代技术和无限增长为特征的工业文明。中华的自然观是天人合一。所以当初中国开始建铁路开矿就遭到了士大夫、乃至全体民众的反对。在我们的课本上就说这是落后的封建意识,其实这是中国人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必然反映。我们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活的生命,不能任意去在它身上动刀。采油开矿,把地球挖得百孔千疮,这在西方的自然观里是顺理成章的,他们是接受这个。这在我们中国人,必认为这是丧心病狂,这是中国的世界观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地方的矿藏都是这个地方天地灵秀之气所结成,金矿、银矿、铜矿、石油、煤,那都是天地的灵气。把它采了,这个地方的灵气就没了。去那些开过矿的地方看看,那些被挖被炸过的山多么惨不忍睹,自然的美景全都破坏了,那些地方哪还有灵秀之气啊!又比如,石油藏在地下是有它的作用的,它不是可以被我们拿来任意烧的;所以中国几千年前就发现了石油天然气,但是一直自觉地不去开采利用。这种戮天役物的自然观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国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有智慧的,不要把它嘲笑为封建迷信。比如堪舆风水之学就被嘲笑为迷信。其实风水学说是有道理的,堪舆学应是我中华学术大雅之堂中的一门。他研究的是天地之气乃至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住宅之气的运行模式。比如从风水学说的角度,在江河上修水坝,就有问题。江河是大地的血脉,主流通。如果把它从中间截断了,难道不会产生瘀滞?首先,我们说,生态方面很多物种将要因此灭绝,这个就是阻隔不通造成的明显后果。那么,由于蝴蝶效应所带来的那种肉眼凡胎所难以见到的后果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这种合理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下对待自然的方式是值得赞叹的,值得肯定的。西方人的这种,已经让我们到达毁灭的边缘了,我们应该给它以严厉的批判。所以复兴中华文明,让人类重新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就一定会治愈西方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
其次,从中华的社会观来看,比如说重农抑商,也不会导致无限制增长的工业文明的出现。中华文明即使是不得已采用了反生态技术,也会自觉地把它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规模之内。农业还会是主体,它只能是农业的一个不得已的补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会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无限制增长的工业文明。因为在我们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这种重农抑商的社会观、价值观的观点下,必定会认为无限制的反生态技术是奇技淫巧,必会认为无限制增长的工业生产方式是一种丧心病狂。即使有这种技术出现,精英群体和的广大民众都不可能广泛使用它,把它落实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
再次,现代化的迅速传遍全球与西方文明天生的外倾性直接相关,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动的对世界其它地方的奴役逼迫出这些地方的现代化。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西方的武力和奴役逼迫出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跟工业文明联系在一块的第二个特征,即被奴役和战争所逼迫出的现代化。中华文明从来都是返照内求,立足于在自身的范围里解决问题,从不靠将祸源倾泄于外来消弭危机,也从不将自己的发展建立于掠夺和奴役世界的基础上。所以若在中国主导下,更不会导致像现在这样的全球各国被迫实行的现代化竞赛。
所以只有在中华文明里才有真正系统精深行之有效的生态思想和原理,相比之下,西方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生态思想,多是在生态危机的现实催迫下依照头疼医头的西式思维开出的局部性对治药方,缺乏从整个文明出发来综合考虑的整体视野多数派别都不想放弃工业文明,甚至不想放弃不断增长,想通过对技术的改良或生产关系的调整或增长得慢一些来治愈生态危机。和渊源深厚的传统作为支持,西方传统中不存在生态意识,希伯来希腊以及基督教思想都持人与自然割裂相争之观点,这正是科学教戮天役物自然观之渊源。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解决问题时又带来更多的问题,从而可知。
由此就有了中国和西欧的两种发展模式。相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一位日本学者把中国模式叫做勤劳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是放弃生态技术和农业文明,转向反生态技术的工业文明;资源密集,大量消耗各种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勤劳革命的特征在于坚持使用生态技术的农业文明不变;节省资源而劳动密集,大量使用人力,注重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所以,整个西欧模式都是以外倾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广泛占有海外生态,没有大量廉价的出于掠夺而来的资源,这种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是没有办法出现和维持的。这种资源密集型模式一定是导致人类自毁的邪途。首先,它不能长久;第二,它不能推广。也就是说,只让英国一个国家或西欧这一片地方长期采取这样一种资源密集型的生产,也会把全球的资源耗尽的,只不过是时间更长一点。所以说它不能长久。第二,它也不能推广。这种方式一定是靠殖民地的存在,靠世界的普遍不平等为前提。它一定只是高居于世界级差顶级的国家才能安享的生产方式。如果全球普遍采用了,那么人类也就到了要突破生态圈的承受能力的时刻了,那也就是人类的自毁。所以,中国的勤劳模式才是人类的正道,才是可持续性的可以推广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其它古老文明比如印度也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话,那麽能实现人类各级单位从天下到家庭的普遍和谐,就是中华文明不共的特长了。梁漱溟先生说,在个体、家族、集团、天下四级单位中,中西所取的重点两两不同:中国人注重二和四,而西方人重在一和三。这就体现了在中国圣贤安排的见性的生活当中,个体泯在了家族的一体性里面;国家泯在了天下的一体性里面。所以中国的见性文化,它的重要特征是在各个方面的一体性。个体消融在家族的一体性里面,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我们承认,中国文化确实是一种“吃人”的文化,但是他吃的不是人的幸福、幸福的人,他吃的是这种强烈的有对有我有内外有自他的失去了一体性的割裂痛苦的小人。所以中国文化吃的是痛苦的小人,最后得到的是幸福的大人。《易经》乾卦九五爻的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地且弗违,况鬼神乎?况人乎?”大人就是这样崇高、伟大的境界。那么,从天下这一级来说,我们中国人是把自己的国家泯在天下的一体性里边了,在近代以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西式的民族国家概念。中国文化中,国家观念很淡薄,动辄即言天下。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民族国家跟天下的概念。所谓民族国家,它强调的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政治单位。而天下概念,则没有明确的边界。在大天下概念里没有边界,小天下它的边界也是模糊的。中华文化和政治力所及的地方,就是小天下的重点,但绝对不是它的边界,它的边界还是包括整个的全球。所以天下,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无外。而民族国家的精髓就是有外,有外国跟它对立,有外族跟它对立。而我们这个天下,只有远近和亲疏的差别,作为我们敌人与我们对立永远不能化进来的外族和外国是没有的。因此,中国人的个体生活在和谐的家族里,各国则生活在中华文明所覆盖的和谐天下里。朝贡体系所安排的国家间关系是天下一家亲,是相互仁爱相互礼敬的。朝贡讲厚往薄来,对来朝者天朝回报以丰厚的财物和先进的文明。在中华主导的天下当中,国家之间是和谐的,我们对待其它国家是“柔远人”“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对那些边远的藩国远方的异族,我们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去殖民去掠夺杀戮他们,我们是修文德以来之,让他自己主动走向我们来跟我们学习,我们则用先进的文明来教化他们,让他们去进入更加合理更加幸福的生活。有闻来学未闻往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能做到天下安宁的与他国相处之道。在中华文明的天下范围里没有发生过西方文明那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在四级单位中,西方人重一级和三级,也即是在西方人的欲望割裂状态下,无视家族的一体性,凸显的是个体之间的差别对立性;无视天下的一体性,凸显国族、社团和宗教之间的差别对立性。凸显第一级的结果是个人主义,凸显第三级的结果就是选民思想。选民思想就是就是西方人重于第三级的突出表现。把自己的集团,比如说把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国族,跟其它的自己之外的那些集团割裂开来,然后将自己的集团突出出来,成为唯一优越的,这就是选民思想的能事。所以说选民思想就是在这个集团的第三级当中制造对立的主要思想根源。所以我们对选民思想的发现很重要,这个是我们认识西方文化的重要核心词语。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好多以前在我们自己天生的天下观念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也就是说选民思想它突出自己的集团,认为自己的集团是唯一受到上帝所拣选和眷顾因而是唯一优越的。在这种认为自己是唯一优越的见地下,他们就能干出我们崇尚一体性的中华民族绝想象不到的事情。一部罪恶血腥的近现代历史,全都能够从选民思想去看待、去解释。因为有这种选民思想,所以各选民教团之间一定会势不两立,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也正是历史上耶回犹太三大选民宗教之间的实际态势。他们确实在进行着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殊死斗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基于选民思想而写出的一部著作,“文明冲突”的这个命题就是基于选民思想而有的必然结论。一言以蔽之,世界之所以多事多苦,扰攘不息斗争不止,皆由不见性之故。那么相反,世界的未来、世界的和平幸福,一定是建立在见性的基础之上。
儒释道三教可以安妥人的身心。在三教完美的互补结构中充分满足身心各个方面和层次的需求,使人的心灵保持和谐。心灵和谐的深解是定慧和阴阳的平衡。在中华文明中受到三教的教化,顺着本性去生活,这个本性的开发越来越明显,定慧和阴阳也就越来越平衡,这是一种均势对立面的等持状态,其表现正是心灵和谐。充满欲望的心灵它一定是各式各样的冲突占主导的状态,在这个和谐定慧阴阳的状态里面没有欲望,或者说欲望很少;所以寡欲不是克制来的而是源于见性由本性的圆满所造成的。因为性越来越圆满它的缺陷就越来越小所以人的欲望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少,这正是玄奘法师指出的中国人的人性,所谓“仁义昭明、风俗机慧”;这种既仁且智的人性,就是见性文明教化的结果。中国人恬淡于欲望这个结论必然是不错的。虽已不甚适合今天现代的中国人,但是即使今天现代的中国人也保留着传统中国人的气味,他的欲望还是要比其它地方的人少一点,本性的显发还是要比其它文明中的人多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文明的根本没有动摇,前途是乐观的。
纵欲文明的路就是迅速奔向死亡的路,即诸玄识先生所说的“死亡本能”。近现代西方文明就是迅速自毁的道路。禁欲文明也不见性。禁欲养成的个人人生以及整个个文明状态都是一种比较呆板的状态,所以应变的能力很差,故那些禁欲的文明易毁于外力。比如说印度文明就毁于屡次入侵的外来武力,欧洲中古的耶教文明也可以认为是毁于犹太势力这个外来的异己因素欧洲近世资本主义文明并非日耳曼人自生的而是欧洲犹太人创造的,是因向各国放债而掌握了各国税收的犹太跨国金融势力创造了以金融信贷为其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发动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犹太人因此反客为主,即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西方的实际权利多分已落入犹太人之手。这略似于东晋时的五胡乱华,这些胡人本已在内地与汉人混居,后来却反客为主成为北方的统治者。五胡乱华后中华文明很快有恢复了自己的文明自性。当耶教文明被科学教取代后,却不见有恢复的希望;这正是见性文明与禁欲文明二者遇到外力摧破的不同结果;禁欲的副作用就是生命活力的萎缩、死气沉沉,所以禁欲也不是一条中正的路。见性文明的抗打击力是最强的。因为见性文明是从具足一切的本性里发出灵活的应对措施,故有这种极强的应变能力。《中庸》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故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斋)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聪明睿知是德之总相, 宽裕温柔是容纳一切的一体性的仁德,发强刚毅是有所执持有所拒绝的义德,齐(斋)庄中正是恭俭庄敬行合正轨的礼德,文理密察是抉择是非精察条理的智德。宽裕温柔与发强刚毅一柔一刚一阴一阳,从这里可以看出仁德和义德是对待性的两种德目;但是全都具足于本性之中。溥博渊泉就是描述这个含藏众德的本性之广大渊深。以时出之就是上面那些德性随时合宜的表现出来。这个时字特别重要,“君子而时中”、“圣之时者也”,圣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时中、以时出之的境界,也就是说该出什么德时就出什么德,这就是大德敦化的境界。小德川流,就是说总是只能出一种德,不能够以时出众德。见性状态,因为具足了众德,而且众德运用纯熟,所以能做到因应时变,以时出之。见性文明也是如此,故具有非常灵活的因应时变的能力。超越欲望直接依照本性而生活的人生和文明是最好的。中华文明的特征就在于和,是人与自身和,人与人的和,人与自然和。和就是一切对立面各安本位所导致的平衡状态,因为是从这种阴平阳秘的状态开出的,所以中华文明有超强的抗打击力和自我复原力。它在佳境的时候不会自毁,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够挨过,这就是源于全面彻底的内外一体的平衡与和谐。相反,欲望本身生生灭灭,所以欲望中开出的文明与文化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和谐平衡能容纳转化一切乱因祸源,将反面因素吸纳化解于平衡的结构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向着球心以球心为中心的全方位立体动态平衡。在本性的等持中具足一切,见性的中华文明也是如此。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性质的内外扰乱因素,都可以从这个具足一切的本性和文明里面找到它的对治,起初是有所偏离,最终总能回到球心。所以一定是先反后合,而不会由于反而万劫不复。历史上中国已曾经历过多次夷化,最终总能用夏变夷,恢复华夏的主导地位;这次夷化程度之深之广,确为几千年来所未有,但是中华已重兴,必将恢复其文明自性。所以中华文明的和谐是能容纳乱争、不惧乱争的和谐。从自性所开出、能够灵活因应时变、因而具有超强抗打击力、稳定性和生命力的中华文明就是常葆青春的文明,中华文明之路就是永久和谐之路。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29:53 | 显示全部楼层
8真假普世价值之辩

根据上文对夷夏文明的楷定和对于近现代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论述。我们已有充足理由得出结论,中华文明是全地上唯一的夏型文明,近现代西方文明则是以夷充夏的文明实乃基于欲望而开出的不合正理的自私不道德的权宜性的,只宜自居于地方性边缘性,却僭越为天下性中心性的文明。由此就有真伪两种普世价值:夏型文明为真普世价值,以夷充夏的文明为伪普世价值。两者除了依据对夷夏文明的楷定去判别外,还可以从其落实的效果上去区分:真,初后皆自利利他;假,初自利损他,后自他俱损。按这其实给出了夷夏定义中之恒久性与权宜性的成因:盖前者目光短浅,基于自私故一味求利己不顾损他,终至于自他俱损而毁灭也。后者则智慧深远,基于一体性立场而恒致力于自利利他,自他初后俱利故可大可久也。总之,鼠目寸光,心胸狭隘,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解决问题的速度大大不及生产问题的速度;就是权宜性文明的特色了。
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传播落实的结果确是初后皆自利利他,不管是中华的科技物质文明、政治伦理文明还是学术文化,其所及之处,皆是首先利益了接受中华文明的番邦,同时也利益了中华自身;故是普遍增进了世界的和谐与幸福。西方科学教文明的所及之处,也确是起初自利损他,终至于自他俱损。在殖民时代,西方文明所及之处的美洲非洲澳洲亚洲,种族被灭绝,国家被奴役,资源人口被掠夺,真是惨绝人寰,不忍卒述;西方自身却因此而自由民主,富强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着实令浅识者欣羡不已;其自利损他,何其明目张胆!诸玄识先生亦曰:西方任何理想(自耶教至今日文明)一经落实,无不损人利己(按:起初),且总体相反(按即终至于自他具损而理想破灭也。因其理想一开始就非普遍大公的理想,相反是基于选民思想利己损他的理想;起初损人利己,终至于自他具损而走向理想之反面也)。独立宣言如何贯彻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呢?是以灭土著拓西部为实现条件二战后殖民体系不复能维系,相对于殖民时代赤裸裸的血腥,美国主导的世界似乎变得文明一些,但也就增添了一抹伪善的色彩。美国在世界上大力推广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但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民主制度推广的结果,真正仍然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搞乱了推行这些伪普世价值的地方苏联东欧拉美亚洲等许多国家都是直接受害者,增加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巩固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因此美国人并不隐晦自己在实行双重标准,就完全顺理成章了:自由民主绝非要平等利益世界的,美式普世价值本来就是用来损人利己的。至于西方科学教文明——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自由平等和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唯物拜物的科学教信仰这些伪普世价值普及于世界的长远结果已经导致了全球性的极其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人类和地球都将因此而毁灭;故终是自他具损,夫复何疑?故从这两者推行落实的结果也就对比鲜明的显示了中华文明为真普世价值,真堪为世界所遵行;西方文明乃伪普世价值,终将为世界包括西方自己所摈弃。
附识1:西方文明之以夷充夏与共济会学术的阴谋性。可以认为,前者为后者的根本原因;即共济会学术之所以以阴谋性为其基本特征之一,正是主要出于要将一个彻头彻尾的夷型文明假扮为夏型文明的需要。阴谋中的荤荤大者厥为西方中心论,这正是将夷扮夏之要举;即将一个一直处于世界文明边缘的生生灭灭如断线之珠的西方通过伪造的西方中心论乔装改扮为一个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并有一以贯之的历史传承的西方。如此就将一个地方性边缘性权宜性的夷型文明改扮为天下性中心性恒久性的夏型文明了。故印欧族创造世界历史、希腊罗马文明为日耳曼文明的直系祖先、西方在科技政治经济学术上一直领先优越于东方等等就都是出于把西方蛮夷改扮为天朝上国的需要而编造的伪史。科学教学术的核心宗旨是将欲望论证为人的本性从而论证欲望就是天理自私就是道德,这样就将实为建立于欲望之上的不合正理的自私因而是不道德的野蛮的西方堂而皇之地改扮为了建立于本性之上合于正理和道德的文明的西方。科学教信仰体系中的以物理学天文学为首的自然科学、达尔文人学、以及建立于达尔文人学基础之上的全部社会科学,可以说正是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而建立的理论体系,故不得不说整个科学教信仰体系都是出于将夷扮夏的根本需要而编造的阴谋性学术。
附识2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乃是夷夏颠倒的说辞。将中华的贬称为传统的,即地方的落后的过时的甚至是应该消亡的,将西方的褒扬为现代的,即普世的先进的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因而是各民族有义务主动学习的。从上可知,这全是科学教以夷充夏贬夏为夷的阴谋。故吾人应加以正名:取消传统的与现代的这些不正之名,而使用中国中华儒教佛教与西方泰西耶教科学教之正名。那种认为中国文化阻碍历史进步,中华长期停滞不前,长期落后于西方;因而中国的出路就是抛弃阻碍进步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全面引入学习西方文化和文明,就全是中了科学教伪造的西方中心论之毒的结果。
附识3:伪普世价值的传播的可喻为传销,真普世价值的推广则相当于货真价实的商业。传销其实就是上线坑下线一级坑一级的骗人把戏,处于传销金字塔最顶端的把戏发明者如果骗不到下线,那麽这个把戏根本无法进行下去,他自己就成了这个把戏的受害者。相反,被卷入这个把戏的人越多,他就越得利,而且把戏的规则就保障了他始终都是得利最多的人,因为正是他自己设计了这套规则。在这个把戏中,那些被说的神乎其神因而卖的极贵的传销商品其实只是坑骗下线的道具,根本没什么价值,但只要能找到足够多的下线,把它倒出去,就不会赔本;而处于最末级的人总是最倒霉的,因为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无用的东西,又倒不出去了。伪普世价值亦然,工业革命自由民主这些伪普世价值所要求的一定是外倾的向外平衡模式,根本无法自足向内平衡。如果英国没有几百倍其本土的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工业革命和自由民主早已将英国变为垃圾坑和动乱的废墟。但是当英国把全球都卷到了这个里边的时候,其本土就成为最繁荣和令人羡慕的地方,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法国学英国,搞大革命,但它却不象英国那样有殖民地,因此在大革命后持续动乱了八九十年,直到它也获得了一些海外殖民地如越南和非洲一些地方才好起来。现代化的把戏正如传销一样,总是处于顶端作为游戏规则的设计者的国家(全球霸主)最为得利,这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处于中间的一些国家(发达国家)也得利但较最顶端为少,最下层也就是最晚参与进来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就是最受坑害的。他们自己的精华被高端吸走,却成为毒素和垃圾的倾泻场,因此贫穷动乱就是这些国家的常态了。传销自有一套利用人性弱点的骗人手段和拜物教仪式;相应地,现代化游戏中据于顶端的国家为了传播这些损人利己的伪普世价值,则有一整套西方中心论阴谋学术的洗脑利器和对弱国精心策划大音希声的文化战争。
    货真价实的商业与传销有两点不同:一所买卖者为的价格公平的有真实使用价值的东西。二不是卖主坑买主,而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真实的普世价值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这套生活是可以自足的,不必倚赖于对外的掠夺剥削与欺诈,它所到之处,就增加了世界的普遍和谐与幸福,对于这套价值的输出者和接受者都是有利益的,正所谓自利利他。由于根本不存在象伪普世价值游戏规则下的占先者得利落后者遭殃的问题,所以也就不存在现代世界这种你追我赶疲于奔命的现代化竞赛,中华文明主导的世界是多么安宁祥和从容不迫。相对于西方文明积极传教式的甚至是依靠武力强加于人的圣经加炮舰的传播方式,以及精心策划的阴谋性文化战争和侵略,中华文明则依据礼有闻来学未闻往教的原则,总是等别人诚心来学再教给人家,从不试图强加于人,总是光明正大,从不搞阴谋诡计。因为这是自利利他的真价值,根本不需要欺骗与阴谋。
今日世界的危机及危险的前途正是科学教文明以夷充夏、贬夏为夷、夷夏颠倒之结果。是将西方文明这个伪普世价值冒充为真普世价值,把中华文明这个真普世价值贬为过时落后边缘的传统性地方性价值的结果。世界之未来必在夷夏之复其本位,即西方文明重回其本来的边缘性地方性状态,恢复中华文明的作为天下性文明的中心地位。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30:59 | 显示全部楼层
9结论

到今天,这些问题应该很清楚了:现代文明绝非历史发展的正常方向,它只是中华平天下过程中的一个意外而危险的岐出,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全面的严峻危机正是现代文明全方位背离了中华文明正轨之所致。人类的未来前途在于尽快将世界和人类导回原来的正轨;以曲成的方式分别步骤地来治愈现代文明对中华因素歪曲所造成的痼疾,使之重回中华文明原本的健康合理的境界。
欲以中华文明对治现代世界之深重危机,欲于未来世界实现中华文明之大同和谐天下,今日之中国责无旁贷。故复兴中华文明,就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仅对中国有价值,它更是世界性的大事,具有全球意义。
附识 马一浮先生曰: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圣德大业。又曰: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长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之最后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续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诸生勉之。慎勿安于卑陋,而以经济落后为耻,以能增高国际地位遂以为可衿。须知今日所名为头等国者,在文化上实是疑问,须是进于六艺之教始为有道之邦也。不独望吾国人兴起,亦望全人类兴起,相与坐进此道。勉之勉之。(《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23至24页)按:马先生此言发于抗战初期避难讲学泰和之时。大哉马先生,以无匹之大智大勇于中华衰乱已极之世而能发此孤明灼见也。吾人今日于先生之言当更能信得及矣。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32: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宗悦 于 2014-7-21 16:34 编辑

第二部分 中华文明复兴总体方案

中华新中国建国前的屈辱挨打以及此后至未来的复兴历程是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全过程的两个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彻底重新评价一部近现代历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未来应该走的道路。
1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之关系                     
            

现代文明分为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两部分。资本主义文明乃是对中华文明之全面逆反,故为有史以来至为邪恶颠倒的文明形态。人类未来之任务与前途即在于走出资本主义文明之邪途,重回中华文明之正轨。共产宗及社会主义文明乃是于科学教及现代文明内部对自由宗及资本主义文明之否定与批判;换言之,共产宗及社会主义文明乃是对自由宗及资本主义文明之部分否定。如,对于自由宗科学教的教义,自然科学与达尔文主义,共产宗亦遵之,所以立异者,唯在社会科学方面。相应地,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无条件继承了其人本身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方面达尔文主义人学、物欲人生、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只在社会关系方面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多党民主制度否定之。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名为彻底地批判与革命,自中华文明观之,只是极不彻底地改良,故不能根治已入膏肓的资本主义之疾也。又,由于社会主义文明在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否定,故在这个方面,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气类相似。
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中华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乃是正邪之两极,而社会主义文明则处于二者之间也。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文明已走在复归中华文明正轨的方向上。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鲁、道正可借以指目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处于两极的中华与资本主义其文明内部各要素身心自然社会之间皆一贯而协调,故皆为自立之主干文明形态,处中之社会主义文明则存在内在的不一贯与不协调共产主义理想亦然,故只为依他之旁支形态。这种不一贯,使之不能稳定,而只能有两种结果:或退回资本主义,这正是苏联和东欧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继续向前转入中华文明,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之乌托邦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会是共产主义。
中华文明天然近于社会主义小康和共产主义大同,故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乃是基于自身文明传统和当时天下情势保国保种保教的最优选择。甘阳先生曰:“在韦伯思想中实际可引申出社会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更接近而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截然背道这一逻辑推论。我认为这一逻辑在实际历史上是有所印证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完全相反)全都出现在落后国家——即未经资本主义洗礼的传统社会中,因此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的共同点连续性之多之强,也就是普遍的经验事实。”(《古今中西之争》127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又,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七个国家在苏东巨变后多数重回了资本主义,坚持下来的五国(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除古巴外都属于广义的中华文化圈。这一事实的出现一方面是基于中华文明有极强的灵活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也与中华文明较之耶教伊斯兰等文明天然与社会主义最为接近故做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最为牢固有关。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在苏东之挫折?正如佛教在其本土印度最终消失却在中华光大,是由于佛教的基础在印度远不如在中国深厚;社会主义之基础在苏联亦远不如在中华深厚,故苏联之社会主义很快变质并最终失败,苏联之出现,只为给中华送来社会主义;当此使命已完成,即可休歇矣。未来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之发扬光大,必将依靠中国。
共产主义学说由于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彻底性而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首先,在不承认有灵魂只认为有肉体的达尔文人学见地下不可能有身心和谐,只能是割裂冲突的物欲人生;第二、对无限提高的生产力与无限增长的工业文明的迷信,一定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生态危机。最后,在身心及人与自然方面割裂斗争的情况下,社会单方面的一体和谐不可能实现。基于物欲人生以人造产品极大丰富为前提的共产主义高度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工业社会仍然是一个高熵社会,公有制和全面计划会有助于减少资本主义下的无序性,但总体还是高熵。这样一个高熵状态不可能长久维持人类社会中的高度和谐。事实上,礼运中、南州人寿八万岁时及北俱卢洲的大同社会皆是农耕(礼运)甚至是植物采集(后两者)文明,皆是极低熵状态。现实的大同模式只存在于农业和植物采集文明中,高熵的工业文明只能是据乱世,不可能有大同也。又,马克思由于时代的局限,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期,问题暴露的还远没有今天全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不彻底,保留太多。对其物欲人生及作为结果的对人造产品生产力的追求及作为科学教与现代文明核心的反生态现代技术和工业机器大生产都全面接受而保留之,且颂扬之;故说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创造了人类几千年加起来都不及的巨大生产力,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好了物质基础云云。共产主义的几个重要特征是生产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仍未脱物欲人生乃至消费主义之毒也;今日已无比严重的生态危机则用铁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工业共产主义绝不可能实现。马克思的逻辑是这样的:生产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私有制消灭,人类觉悟和道德由此极大提高,人类社会实现天下大同。故高度发达的运用非生态科技的工业生产力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第一前提,可是生态坏死必然会无情地摧毁这个第一前提,故接下来的都可免谈了。由此可区分吾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的批判:一为站在科学教与现代文明之外的彻底批判,一为在其内的不彻底批判。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马克思的这些局限,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改补充以适应生态危机日益明显的新形势,颇有可取之处,如有人提倡少少的劳动好好的生活等;然总体来说皆未准备放弃物欲人生和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仍然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主要放在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有的派别主张放弃消费主义,以手工劳动代替现代化大生产,但又不敢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亦非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出路。这最终的出路只能是彻底放弃物欲人生和工业文明,也就是彻底皈依中华文明。故真正可行之大同模式只能于全面一贯协调的中华文明中求之,中华文明的大同天下乃社会主义文明的必然归宿;故共产党欲实现其共产主义所应许的全人类和谐的理想,对共产主义要区分其根本目标与实现手段:根本目标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和谐,工业机器化大生产等只是受到时代局限而提出的相对手段;也就是说根本目标是最要坚守的,实现手段可以变更。实际上中共当年那些早期的志士接受共产主义,主要是受了其根本目标的打动,至于是否是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文明都是无关紧要的。复兴中华文明就是唯一的出路。
今日和未来的中国如何处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答曰:后两者应联合,共同坚决反对前者。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36:32 | 显示全部楼层
2 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
晚清诸大儒起初提倡现代化的目的是保种保国保教保文明。其实这个教和文明是等同的,保教无异于说保文明。这个教表现于方方面面: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科技物质文明形态等等之中(这是教稀疏存在的外围区域,从前向后依此更外更稀疏),非仅存在于个人信仰、学校书院、教育学术以及经典及其解释系统之中也(这是教密布存在的核心区域)。若无此意识,开始在最外围看似与教无关的地方如科技形态方面(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科技形态是一个教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处于教的最外围,常被误认为没有特定文明属性的客观共法)开了一个口子,最后终至于连经典也不保了;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从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梁戊戌变法,可能都未意识到此点。但一开始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深刻悖论,即保教保文明却是以逐步放弃这个教和文明为前提和手段。开始的现代化提倡者们似乎未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人则放弃了保教和文明。后一种作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办法带来了更严重的新问题:首先,若现代化的前提是必须放弃我们所视若生命的中华文明,以西方文明取代之;这种现代化真地可欲吗?再者,教和文明是团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根本也是最强大和持久的力量,儒教和中华文明对于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和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而言更是如此;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放弃了我们的教和文明,这样现代化可行吗?能够让我们保住自己的国家和种族吗?我们看到,那些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教和文明的亚非拉国家(许多连语言都放弃了)都未见其现代化的成功,只见其一直动乱贫穷,国和种仍在危险中。土耳其又是一个明显的教训:对其伊斯兰传统实行激进主义做法(其中最激进的一点是取消伊斯兰文字,代之以拉丁字母:这样做的结果是让读不懂传统书籍的新一代与传统彻底失去了联系;联想到中国,简体字和白话文的推行所起到的作用是类似的,程度上轻一些而已)的结果是土耳其现在成了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都不把它看作自己人,想融入西方成为真正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想退回去重做伊斯兰国家也难上加难。相反,一些较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等都没有对传统进行过激烈的否定,事实上这些地方保存的儒教和中华因素要比大陆和台湾都多。我们放弃了儒教和中华文明,使爱国主义失去了实质(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本质在于中华文明)民族主义成为无根的。这样只依靠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政治强力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国家民族凝聚力是非常弱的,一旦有变(如经济出现问题加上国外敌对势力捣乱),不免要重蹈苏东的覆辙。对传统持激烈态度的苏东国家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是建立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之上的;而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非是能较资本主义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故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外部面临资本主义阵营的重压又不能出海广泛占有海外生态参与世界市场情况下,这样的国家稳定性是多么脆弱可想而知;所以当苏联经济被军备竞赛拖垮生活水平达不到人民的预期,整个国家的上上下下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共产党政权丧失了信心。加上外部势力的推动,于是国家解体了,民族分裂了。所以苏联国家的瓦解不能不将其对传统的激烈态度归为一个重要原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曾经对传统持激烈态度,中国八九风波和苏东巨变后,都吸取了教训有所转变;中国官方采取了对传统稍为积极一些的态度(但还远远不够),原苏东地区则普遍复兴了东正教和天主教。所以丧失了文明自性的现代化道路是尴尬的:即使富强了,也总觉低人一等;面对美国的普世价值、双重标准和铺天盖地的文化战争,尚欠招架之功何有还手之力?丧失了文明自性的现代化道路也是危险的:以彻底放弃文明自性为代价来追求富强,将适得其反,富强是求不到的,即使求到了也不能长久。所以保教保文明终究不能放弃。这样,这个追求现代化的目的是保教保文明而现代化本身却又要求放弃固有的教和文明的悖论依然是绕不过去的,今天是到了彻底解决这个悖论的时候了。
我们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此是春秋书法之一:与即赞许,实与即从现实时势方面肯定赞许之;文不与即从正理和理想方面否定批判之。这是高明圆通的春秋智慧,远超非此即彼的西式理性思维之上;是吾人认识评价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一个总原则。从长远和全人类的生存看,现代化实有莫大之弊,如不加以妥善对治它终将导致人类的毁灭;故吾人文不与现代化。但为了保存华夏不亡,进而在这个以实力说了算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上获得作为发言权的实力,据此引导世界走出邪途而回归正道,出于权宜又不得不暂时这样做;故吾人实与现代化。就是认为现代化和西方化乃是出于现实的时势上的不得已;而非理想的正理上的当然。要求人在采取当下的现代化措施时,要知此乃出于现实时势所逼迫不得已而为之,时刻不忘心中更高的正理和理想。也就是严分手段与目的:只承认现代化有手段的价值而不承认其有自足的价值。即现代化只是吾人保教保文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样,能让我们心中时刻保持对现代化的清醒认识和严厉的批判态度,时刻不忘保教和文明的理想。一旦条件允许,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废弃那些可以废弃的现代化措施而有步骤地全面复兴固有的文明。这样现代化就真地可以成为我们保教和文明的手段了,而终不会成为我们的教和文明的凶手。从而以上的悖论就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完满地解决。
历史上,起初晚清那些大儒们(从魏默深到康南海)确是想通过现代化来保教,因为他们自己从出生就浸润在这个教和文明里,他们珍视它如同生命;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现代化西方化和保教保文明的悖论,没有提出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的分疏评价;也就没有注意提醒国人现代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不要忘记了保教和文明的初衷。这样可悲的事发生了,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与固有的教和文明渐行渐远的人们,已经全然忘了晚清诸大儒的初衷,彻底把现代化当成了目的和正理本身。从此至今在主流文化的认识里,现代化和西方化高踞于正统的宝座,成了主体,儒教和中华文明成了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古代文化和客体,要依据形形色色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标准来评判和切割,其结果,上焉者尚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下焉者是全盘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若一味任此下去,我们的教和文明真得就要因现代化而断绝了。所以今天我们提出对现代化的文与实不与,对于吾人恢复久已丧失的文明记忆,重新学会以中国世界观看世界,都是非常必要的。
以这样分疏的办法去评价历史让我们能够居于全面圆满把握理与势、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的中道:一方面避免象那些只讲理和理想的清流派和教条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那样,顽固保守原有文明的一切,对一切现代化和西方化都加以反对,认为是历史的大错。另一方面,更避免了象各种西化派那样,认为现代化就是一切,是历史的进步和未来的唯一方向;差不多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前者能够对现代化站在正理和理想的立场加以严厉的批判,非常难能可贵,值得赞叹;但是一味坚持正理,不知权变,终究不能指出保教和文明的现实途径。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起到了救亡的作用,亦值得肯定;但是,这种丧失了自性和固有文明记忆的现代化是极为可悲的,也是脆弱和危险的,连救亡亦难以真正实现。这种中道的认识让我们既保有了历史连续性,对一部近现代史多了同情的理解和肯定,又指出这些都还只是过渡性的阶段,都只是复兴中华文明过程中曲折的步骤,从而明确了未来的真正方向。
保有实与文不与见地的前提必须是斯文不断,这就给我们划定了现代化西方化实与的界限,即止于器物和治道层面;超出此界限,而欲在价值信仰和政道层面上取消中国的文化和教,即属过度的现代化西方化,不在实与之列矣。过度西化是出于被动和迷暗的业力,可实与的现代化则是出于主动和清明的慧力。前者是错误应对,后者是正确选择。也就是说,不管如何现代化和西化,这个作为一个文明之核心的价值信仰以及文明最高体现和保障的政道一定要坚守,只有坚守住斯文,吾人才能保有不断的文明记忆,才能在时来运转之际,抓住失不再来的历史机遇,措置得宜地恢复固有的文明。另一方面,也只有坚守住斯文,吾人才能不失国家民族的根本团聚力,达到保国保种保教保文明之目的。日本侵华是中国的国家和民族陷于四分五裂的直接后果,而国家民族之所以陷于内乱正是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过度现代化摧毁了中华的政道和价值信仰,从而摧毁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凝聚力之所致。抗战期间,原先对传统持激烈态度中国的知识界忽然集体改变了做法,正是由于许多人都意识到全盘反传统弄不好会将国家民族搞亡的缘故。辛亥至新中国建国这一段的内忧外患极其惨烈,实与都不可得的过度现代化对于传统的教和文明的过度破坏是其亲因,这段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坚守中国文化基本价值不动摇的有限度的现代化西化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中体西用。在我们的理解中,体指教育学术的内容方法和政治制度,用主要就是指科技物质文明形态。又,中体西用里的中体其实是中学和中政为本西学西政为末。从教育学术的内容看,对于一个人的学习过程而言是先打下坚实的中学基础后继之以西学的学习,对于共业而言,小学阶段以中学为主,中学加大西学的分量,大学以后以西学为主;并非是只有中学没有西学也(此可参见晚清的钦定和奏定学堂章程)。政治制度方面,在政体政道上坚守中华本位,具体治道措施参以西政。
对中体西用的批评一般是说中体必发中用,西用自有西体,故中体与西用二者存在矛盾与不协调,因此中体西用理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其实批评者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他们一般都是西化派认为现代化西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永久的归宿;其次他们只会运用西式的非此即彼的理性逻辑思维。我们说,中体中用和西体西用由于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一致,故为稳定长久的形态;但现代化的定位本来就是权宜之计,是过渡性的阶段,故根本没有必要求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完全协调一致。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现代化,其内部要素间有些矛盾不协调由于吾人所说的用主要是指科技物质文明形态,这在中华文明中处于最外围,特定的文明属性最为微弱,故在这方面换上西方的形态,所造成的矛盾不协调以及对固有文明的冲击都是比较小的。都是完全正常的,根本没有关系,这正是一切过渡性阶段不可避免要有的特点。正如上文吾人已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之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存在内部要素的矛盾不协调一样。能认识到以上这些的就只能是曲成包荒灵活圆通的中国见性智慧,呆板片面一味追求普遍必然的西式理性思维对此难以梦见。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不出以上错误。正是因为牟先生以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是中国文化的长久归宿,并非只是一短暂的权宜过渡阶段,所以他才设想出让良知坎陷来与这新外王相协调。但是良知坎陷了,中华文明最后的坚守也失落了,所以牟先生以良知坎陷为前提的内圣开新外王说就是一种变相的全盘西化说。牟先生对于曲成包荒灵活圆通的中国见性智慧也没有梦见啊!牟先生的见地与思维方式已深度西化。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39:16 | 显示全部楼层
3晚清以来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的过程略述

中华与西方相遇的时候,传统的太平天下模式应对西方的军国机制真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并非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科学教自由宗与共产宗的所共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近代自严复天演论流行以来,至今仍是公论。这实是中了共济会科学教学术文化阴谋之毒的结果。而是作为文明正轨的太平天下的治理模一时未能有效应对海上游牧民族新发明的几乎以战争为唯一目标的野蛮畸形的的军国机制。正如我们显然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屡次半亡或全亡于游牧民族,是由于中国落后而游牧者先进;按照挨打是由于落后的科学教强盗逻辑,中国早应放弃自己的文明而改学胡人蒙古人弃耕放牧,骑在马背上抢掠才对啊!所以晚清以来即使我们屡次战败,也绝不能证明我们这个文明是落后的过时的应该放弃的,应该全盘转学打败我们的西方人的文明。所以我们应该集中于问题本身,即打败仗以及如何改变这个实行丛林规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的问题,而不要扯远。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有关方面进行调整,正如历史上汉武唐宗所做的那样,比如健全兵制、改革财税制度、发展经济甚至提倡儒教等等;一句话就是增强综合国力,而增强综合国力一定不等于学西方和现代化。鉴于上文提到的西方文明作为伪普世价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损人利己性:一个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在发明它的西方那里用的很好,对西方有利;但一旦拿到别处就成为祸因乱源,结果还是害了别人,利益了西方自己。还要考虑到,中国作为夏型文明也就是世界唯一的天下性中心性文明的载体,有着太多的独一无二性,这样在四夷那里即使已有多处验证为可行的办法,也未必能通行于中国。还有就是先机的重要:西方蛮夷损人利己的伪普世价值之所以总是能损人利己,很多就是利用先机;先用者得利,愈到后来的模仿者愈遭殃。根据以上三点,那麽,增强综合国力一定不等于照抄西方和全盘现代化西方化,就是彰彰明显的道理;要求我们在学西方时应该格外警惕。但极为可悲的是,这个命题的反面曾长期被国人奉为信条。这一方面是由于屡次战败失去自信和起码的判断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天然抱有性善一体观念的国人对于选民性恶的西人起初即有备而来的文化战争和阴谋缺乏任何防范意识,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就中了圈套至今习焉不察。诸玄识先生曰:西方文化征服中国,这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在国际地位及地理历史等诸方面中西之迥然不同,因此如果中国通行西方文化和利益至上感官刺激的文明,则绝不会带来美式的自由民主,只会造成极度动乱。正为这个缘故,西方用它自己的文化标准作为利器,对东方发动文化攻势,即以强者的价值观来否定弱者的生存权。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又曰: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作为西方思潮和殖民文化的载体,弃历史废传统,从激进主义到左翼文学,对抗民族主义,拥抱阶级斗争。这一进步过程,乃与西方中心论以扼杀异文明来确保西方霸权,是完全一致的。故吾人对于新文化运动能够实与的成分应该很少。
故中国应对西方的正确方向就是最大限度提高综合国力,而非全盘照抄西方化科学教纵欲文明。即前者是有限度的现代化之路以大大区别于后者的全盘现代化之路。在合宜限度内能切实增强综合国力的现代化即可以实与的现代化,全盘现代化即过度现代化,也即不得实与的现代化。所谓综合国力,包括三要素:科技工农业生产力、政治经济组织动员力、政治教育学术文化软实力。其中政治一项较为复杂与特殊,它既是一种硬实力,即政治组织动员力;又由于政治具有鲜明的文明和文化属性,是一个文明与文化的最高代表,所以它又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既然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和方向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建成西方的翻版,而是全以综合国力为目标,那麽在以上三项中就要区别对待了:在科技工业化上学西方,决定可以有效提高综合国力,又因为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是科学教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学习了这个就得到了科学教文明和现代化的精髓;而且恰好这一部分却处于儒教和中华文明的最外围,故对本有之教与文明的破坏作用最小,对文化软实力的负面影响最弱;故在这方面学西方仅就暂时权宜的救亡而言就利大而弊小从长远和全人类的生存看这当然弊莫大焉。但为了保存华夏不亡,进而在这个以实力说了算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上获得作为发言权的实力,据此引导世界走出邪途而回归正道,又必须这样做;故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故科技工农业方面的现代化在下周期之春的阶段到来之前,就一直可以得到现实的赞许;其余两个方面,则不这么简单,需要因时势不同而给以具体的评价了。关于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当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民主制度只会将中国搞乱;当中国摆脱了劣势居于了主导地位后,世界又早已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需要引领世界走出生态坏死的威胁,也就绝不能再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资本主义正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不管以前还是未来,无论制度上还是观念上的自由民主,都注定不能得到我们现实的赞许即实与,何况文与?
中国近代化过程始于晚清同光间曾国藩领导的自强事业,即通常说的洋务运动。这个事业正是我们所说的中体西用模式改革的代表,是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落实;即主张有限度的只在军事与经济之器用层面上的近代化与西化,而在政教制度与价值上坚守固有传统;这是迄今以来最为可取的应对模式,就其改革之部分而言则堪当实与之评价也。但是由于甲午战败,救亡激情掩住了冷静理智而急于求成的年轻精英们转而走上了更加激进的改革道路(辜鸿铭先生称康党为雅各宾派),这就是戊戌变法,可看作中国的第二个近代化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即是变更政教制度,其最后目标是君主立宪。这已经是一个足堪动摇中体的方案,它主张不仅在科技经济军事之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而且要在政教制度与价值上接受西方普世文明。西太后虽然终止了变法,但紧接着而来的新政却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的多数主张一一落实,甚或过之,荤荤大者厥为废科举(戊戌只是改良科举,废八股改考策论)建学堂以及预备立宪,故新政与戊戌实际大同小异,都属于过度的改革而不堪实与之名也。清朝即亡于其末期过度改革的新政。梁漱溟先生曰:“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都是消极无为的。以这样消极无力的政治,至清末忽然举办许多新政,如开学堂,兴实业,练海陆军等等,拿许多钱办许多事,本身无力却过于用力,所以非崩溃不可。清廷皇室之倒,即倒于办新政。”(乡村建设理论全集第二卷2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一版)辜鸿铭先生于西历1908年上书反对新政,先生曰:且我中国今日民生凋敝,士气不振,若不体量民力,一意汲汲于筹饷练兵,慕奇功,求速效,职之愚诚恐此不足以御外患,而且必重伤民生,适足以致内乱耳。古人有言,兵犹火,不戢将自焚也。(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辜鸿铭文集下册218页海南出版社1996第一版。此书集中阐述了先生对于当时中华如何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全面主张,乃是中体西用方案的最佳表达)先生此言不啻前知。此书上于光绪戊申西历1908年,三年后宣统辛亥西历1911年,即有双十事变及民国之代清;而清廷即直接亡于受新思潮影响之新军的倒戈也(双十之事即是新军倒戈;十三省独立几全是各省新军倒戈所致,后来袁世凯之倒戈终至清帝禅位,袁世凯则新军之最大势力。)故辜先生于上书中汲汲于保守内政之定制,而将仿行西法之外事限制于一合宜的范围;即先生曰:内政宜申成宪,以存纲纪而固邦本;外事宜定规制,以责功实而振国势。先生力言吾国制度之大纲要领远胜于西洋自由民主之乱政,故决不可变更而从西制;至于势至今日西洋文明中吾国当仿行举办者,唯其制器之法如电报轮船铁路等及相关之事,如练新军、开矿、设专门学堂等,即是通常所说之洋务也。故辜鸿铭先生之应对方案实即中体西用之洋务方案也,不过先生对此方案之阐释最为正大与明晰,因先生对于中西文明之了解双双已达最深刻之程度故也。辜先生在《中国牛津运动的故事》一书之末列举了四种对西方文明的应对方案:两种是全面保守中华文明,不做任何变通,一是义和团积极进攻的扶清灭洋方案,二是托尔斯泰甘地式消极退守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案。两种是变革方案,一是张之洞的内外双重道德(个人道德一仍吾国旧贯,国家间道德则学西人)加洋务方案,另一个即先生提出的内外不分的道德(个人道德遵守君子标准,国家间道德则遵守王道标准)加洋务的方案。所以先生不应被误解为托尔斯泰甘地及清流式的全面保守态度,先生是主张在器用上学西洋的中体西用方案,不过先生所坚持者为真正的中体,张先生的两重道德论理势体用二分论已在价值层面放弃了王道的立国之本,皈依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体已经动摇破损,已非真正中体矣。
导致清廷覆亡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废科举,这一下子失去了天下士人的心,将许多人推向了革命党那一边。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在上层士人精英中发起的运动,底层并未参与支持,后者对此甚至是不解和反对的。故得罪了士人可不是件小事。当然导致清廷倾覆的罪魁祸首还是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和革命党(说孙的革命党是中国的雅各宾派更合适),若无此,帝制或仍得以延续,则中华文明将不至有随着帝制倾覆而来的灭顶之灾也。孙先生少年时代长于国外,接受的全是西式教育;故其人已经西化;其所提三民主义已将西体替换下了中体,从而为一西体西用的方案,在价值制度和器用上都已全面以近代西方为主体;虽尚保留一些传统因素如对旧道德表示尊重,仍悬一王道大同的理想为最终目标,但仅作为西方思想的补充与支援价值而已。故三民主义可视作科学教自由宗教义在中国的一个微有变化的品种。相应地,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辛亥革命必须视为共济会所策划发动的在全世界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孙搞革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洪邦就是共济会组织。清帝退位,若没有中西交通中国士人思想已严重西化和因不断挨打而失去了判断力对中文明丧失了信心的大背景以及三民主义的蛊惑,这就会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易姓,中华政教绝不会随之覆灭。然而世事大变了,民国肇建,首先就是改元:废除阴历(中华正朔夏历的伪称),实行阳历(西方正朔格里高利历的伪称);剪辫子(中华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故终生不剪发,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以前垂髫,之后束发;西夷之俗断发)易西服(中华之正服深衣大领右衽长衣宽松,西夷之服则小领对襟短衣紧身)。政治上制定宪法,搞多党制,开议会,选总统,民初真是娼妓和政客的黄金时代啊。梁漱溟先生曰:在清末民初模仿旧民主之下,所引致社会风气的堕落、政治上的种种无耻,到了曹锟赂选总统赂制宪法(西历1923年)已达极点。(全集第三卷411页)其实贿赂是民主制度的常制,乃欧美古今之通病,今日犹烈,并非中国民初所独有也。蔡元培的民国教育总长甫一就任即宣布废除各级学校的祭孔;紧接着就废除中小学教育以及师范中的读经科;最后是废除大学的经学科,将十三经分割入文史哲科,从而在民国的教育体制中,取消了清末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成立了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模式。尊奉德赛二先生打倒孔家店在文化价值上彻底皈依西方全盘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的政教背景下展开了并获得了它持续至今的深远影响。看吧,这就是孙先生在驱逐鞑虏后所复的中华!这哪是真正的中华?驱逐了清帝后要复真正的中华,无非是改正朔易服色,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立一新王朝的正朔(民国奉西方正朔),易回明时的服制(依据民国服制条例的规定,国服两套,一套是清人的长袍马褂,一套西服)和发式(民国剪辫子改行西人断发发式),其余政教之中体与洋务之西用皆一仍其旧可也(事实则是民国政教全面改行西制)。故这个口号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欺骗,这个口号下的辛亥革命就是一个颠覆中华文明的弥天阴谋!孙的这个革命口号完全是以种族作为区分夷夏之标准,完全背离了春秋大义。依照夷夏之辨的正旨,全面坚守中华文明的清朝就是正宗的华夏,奉西方正朔全面皈依西方文化的民国是不折不扣的夷狄。从此中华文明全面崩溃,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与内乱外乱达四十年之久,政治经济走不上轨道,民生一天天凋敝;令我中华保国保种保教保文明的事业走入歧途此情势下的中国随时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本欲废旧教旧文明以保国保种,可是恰恰事与愿违。遭受了巨大挫折。故对于辛亥革命,实与何可得哉?必绝之也。此乃往昔严重恶业所招致的极其错误的应对。故孙文实乃近世祸乱中华的第一罪人,而国共两党一奉之为国父,一奉之为革命先行者,真乃颠倒之甚也。若袁世凯辈只得屈居其次。首先,袁氏一班人是在革命党起事以后,十三省相继独立民国已宣布成立,眼见清廷大势已去,迫于时势而叛清,并非主动有意为之也。再者,此辈人物一以身家利禄为心,并无一定之主义,更无一定要全盘西化之主义,故若无西化与三民主义之毒的深入人心,袁氏一定会成立一新王朝,必定仍尊中华圣教,故吾人对袁氏之复辟帝制及后来张勋之助清帝复辟,实抱着深深之同情。故无主义的袁氏不是中华文明随清帝禅位而遭灭顶之主因也,此必归于提出全面用夷变夏主义的孙逸仙先生。说孙中山革命党一班人是中国近代史之大罪人,因为我们后来看到清朝帝制和政教的维持对于中华民族保国保种是多么重要;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曰:“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以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环绕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辛亥后,中国果然陷入了长期割据和内乱;这又引来了日人的入侵,险些亡国。所以在强大的外患面前当时的全体中国人最正确最智慧的选择就应该是继续扶保清朝,象日人那样尊王攘夷,而绝非是排满与革命,应该继续耐心地走最正确合理的中体西用的和缓改革之路,而不是急于求成结果却必然适得其反的激进革命之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选择了较康党更为激进因而更为错误危害更大的排满革命的道路,不能不说是这些人由于深深落入西方文化阴谋的圈套而变得极为弱智以至不能看清事情的基本真相的结果;吾人也不得不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是西方对我族文化战争的巨大胜利。梁漱溟先生曰:是再就辛亥革命来看,大清帝国是这样大,其统治又是这样久,又非遇到对外战争失败那种机会,乃竟于短短三四个月内,轻轻就给推翻,讵非怪事此无他,你若以统治与被统治两大阶级各为其命运而作最后决斗来看,自然所解不得。那是没有这样容易的。你若晓得:他本来未构成阶级统治,全国之中本没有两面确定相反的立场,社会内部形式流动散漫,而救国的民族立场又超过一切;此时革命主力寄于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通于统治之上层,代表清廷统治各省之封疆大吏,及其所恃为统治之具的武力,原不难于一转念间而赞成革命。则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一个月而大势已定,三四个月而完全解决,又何足怪!(《中国文化要义》全集第三卷223至224页)可见清廷覆灭的主因确是由于士人不能再耐心的走和缓改良之路,都转而赞成以推翻帝制行西式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所以这完全是中国士人中了西方文化阴谋的圈套的结果,是由西方外因导致的惨重内乱和错误的道路选择。
说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必会导致中国分裂与内乱,北京政府时期之民国就是最佳最有力的证明。这期间一直就是在实行的多党代议立宪的民主制度,然而中国政治经济最不上轨道的阶段恰是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实在中国综合国力最弱的时期:政治不上轨道,国家陷于分裂,军阀连年混战;无人关心也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故工农业生产力都在一天天倒退,发展根本谈不上;民生日益凋敝,城乡都无起色,破坏最严重的是乡村;国家处于分裂和混战状态,其政治经济组织动员力已经是负数;而政教和价值都全面用夷变夏,国家又如此不上轨道,所以文化软实力更是大大的负数;三个方面比较辛亥前都差许多,这正是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制的直接后果啊。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废除多党代议民主制度,改行国民党一党训政,这以后的国事才稍稍有些起色,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十年。经济上在1929年以来席卷欧美世界的巨大经济危机中,中国不但未受影响,反而奇迹般保持高速增长;外交上成功的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文化上有复兴儒家传统的新生活运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眼见就要成为现实,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入侵所打断破坏。但是仰赖黄金十年的打下微薄家底以及国民党的继续训政,中华民族挺了过来,没有亡国灭种。当时若行的仍是民主制度,则中国之命运实在不堪设想。北伐所以能成功,南京政府治下的民国之所以有些起色;当然要归功于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反省。奋斗多年,离当初革命的目标却越来越远,孙先生隐约感觉到自己承袭西方高唱自由权利的旧民主而来的三民主义对本来即非常散漫之中国社会不啻是一副毒药,不能治病反而是雪上加霜;这时俄国革命成功送来了新民主,孙先生经此触发恍然大悟,于是提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师法布尔什维克改组国民党,大大加强党员的服从精神,试图以党建军建国。正是在这吸取了共产宗精神的新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北伐才得以成功,由此而来的后期民国才稍有起色。但是这样三民主义就成了中西和自由共产的杂拌,本身就是一个混乱,所以注定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将中国从混乱中带出来。事实上,北伐一完成转瞬间新军阀又出现,全国又陷于分裂。故孙先生的后期反省还是远不能将功补过。
在辛亥之后,中华政教既已随清帝禅位而全面崩溃,而在当时强大的业力下,复辟帝制又已经不可能;所以这之后的正确应对方案就应与此前是全然两样了。以前是要尽量保守中体,现在则需要以毒攻毒。这前一个毒字确切来说就是同属于西方文明的作为欧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对立面的苏俄式共产主义集权军国体制。蒋先生的国民党一方面太留恋传统,一方面学习苏俄不够坚决,所以终于未能收拾实行欧式自由民主的北京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其在大陆的统治就亡于作为过度民主自由之结果的拥有武装之反对党的武力(这在欧美都是绝不能容忍的,而蒋政权却不得不长期容忍之)以及一帮掌握了媒体败事有余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舆论攻势之下。对于蒋政权在华夏最危难的关头延华夏国族于不坠的伟举,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现实上的赞许;对于其欲复兴中华文化承继中华道统的努力且当给以文与即义理之赞许。但是,也要指出,蒋政权对于中西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模糊态度终不能将中国带出由辛亥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故其不能竞争过对于苏俄之路完全认同的中共,也就是必然。吾人对蒋政权之失败,只能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了。
主要基于富强而来的西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其结果则是其他民族的亡国灭种(这就是西夷之文明与伪普世价值骨子里损人利己本性的验证),中华文明绝无此事。故从历史经验而言,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可怕实已胜过了其军力与政治经济等硬实力。可以说清朝的覆亡以及民国四十年的混乱不上轨道摇摆于亡国灭种的边缘都是西方文化阴谋与侵略下吾人应对失据自毁自乱的结果。戊戌及西后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无一不是西方文化软实力作用下的产物。前三者就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以及民国之持续几十年的混乱,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激进知识分子则成为民国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伪普世价值就像纸老虎,当我们迷于表面看不清其实质的时候,他对我们就很可怕很有破坏力量,成了真老虎和洪水猛兽。当我们看穿了其实质不再迷信它时,它就没有了任何力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辜鸿铭先生曰:若夫西人之学,其道固有不足法,而其学又不可不知也。又曰:呜呼,我不知西人之学,亦无以知吾周孔之道之大且极也。(辜鸿铭先生《广学解》,《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231页到234页)先生之言正谓此也。当吾人已经从事完精深全面如实的中西学术比较之后,必然得出与先生相同之结论:“西人之学其礼教则以凶德(礼经曰不亲亲之德谓之凶德也,言西人礼教只知敬天不知敬人亲亲)其行政则以权利为率,其制器则以暴物为用,是其学之为害亦甚矣。”(辜先生《广学解》)故必对吾中华文明怀抱不可撼动之信心,对西方蛮夷之教则毫无盲目崇拜之妄念;亦由于知己知彼而悉达其对治之道,从而以最佳的方式与最小的代价来应对这个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怪物。唉众生无慧且无福,故最早出现也是最佳的中体西用方案稍稍实行未见大效旋被抛弃(其实,这些年轻的雅各宾党哪里知道作为世界文明中心与重心的中国他的转型那里会像日本那样轻易,又那里会像日本那样迅速见效!)而群趣于激进实为自杀的维新与革命,且屡次偾事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而却总是执迷不悟。只能归于先世恶业之所感以致应对失据。令中华对于西方文明的应对走上了危险痛苦至极的弯路。
革命派与立宪派将科学教自由宗教义引入中国的结果就是民国持续四十年的内乱与外乱,这是自由宗教义在综合国力处于劣势的国家中实行所得到的必然结果;并非如通常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缺乏文化启蒙的基础所致。新文化运动诸人就是按后者理解的,所以他们就企图用科学民主的西方文化来全面启蒙中国上下;这样做的结果又大大削减了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民族的凝聚力从而大大降低了综合国力,使实行民主制的基础更加薄弱,国家因此更加混乱。蒋中正先生等对五四诸人自始不抱好感,深知这般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说孙文是摧毁中国文化的第一大罪人,那麽蔡孓民就是第二大罪人,五四诸人就是一帮小罪人,孙坏了中华的政治制度,蔡坏了中华的教育制度,陈李胡周诸人坏了中华的价值信仰;这些人合起来就一起摧毁了中华的政教和文明。
五四唯一可以实与的地方是引入了社会主义思潮,按:引入社会主义不必全盘反传统,不必打倒孔家店。从本部分的1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其体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身家国天下关系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相一致的,是社会主义的同调。而其体的另一部分(见性价值信仰方面)正可纠正对治苏东样板的社会主义文明中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协调的科学教唯物无神论的人生信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破坏作用。所以有智慧的作法就应该是以儒教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佳基础,起码是支援价值。故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不管怎么说都是极为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为其开脱。为解决西方旧民主在中国弄出来的烂摊子准备了思想和组织资源。所以最后来收拾局面的是共产党。复辟帝制重建中华政教既然一时不可能,那么引入同属西方文明但却是专为对治自由宗而有的科学教共产宗来整理这个由自由宗造成的乱局就是顺势而为的合理选择了。事实证明,中共及其主义堪当此任。中共先是以党建军;新中国成立后,则以党建军建国;认准了各个阶段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应该走的路,真诚无伪地带领全国人民全力以赴。这样就为统治中国的武力制造出了一个合格的主体,从而彻底结束了民国由于武力总不能寻到一个合格主体而导致的长期分裂混乱状态,长久保持了国家的统一稳定。中国从此不再走下坡路天天只有亏损破坏,国事蒸蒸日上百废俱兴。或许只有那些从民国过来的人才能真切认识到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多么可贵与难得,所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是那一代人的真实心声。今日承平日久的人们对此是太过隔膜了,因此对于这前人得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就不够珍惜。特别是现在的自由派总想从中共手里夺权,由他们来搞多党民主,这结果无非是将中国退回民初时代,重温分裂与混乱,自由派从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果真由他们掌权,到时可真要追悔莫及了。
建国后在政治与思想上都采取了高压和严密控制的政策,马克思主义俨然成为一与政治合一具有明显排他性的新宗教,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要统一到这个新的政教中来。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有专门针对前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除梁熊马陈等少数大儒外所有其他人都或主动或被迫地宣布放弃自己以前封建资产阶级的旧信仰而改宗这个新宗教,即科学教共产宗也。后来又有反右运动,进一步彻底打击了那些仍然不肯真心改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故建国前三十年的高压专政就是一副以毒攻毒的猛药,不如此不足以治愈自由宗加于中国的膏肓之病从而结束分裂混乱重建统一秩序。从此角度观之,反右运动中那些被整治的知识分子就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同情:正是他们把自由民主的洪水猛兽引入了中国,且至当时仍执迷不悟;往昔的自由民主正是今日极权专制之因。但是话说回来,既是猛药就很容易在治病的同时也伤及了吾人自身;这就是中华的传统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烈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愿望要除去一切异己的信仰。所以本来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对治自由宗之毒,但事实上却是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话语对中华传统的贬称)不分青红皂白一起消灭,且越到后来越偏于后者,这就是迷失了自己的使命,犯了错误。猛药不能常服,若病已愈,当即停止。所以改革开放后,在政治与思想上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就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了。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建设成就是巨大的。三十年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灵活放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上则改造经济制度,根治水患,兴修水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自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增长2.3倍,年均增长3.25%;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10%左右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文革十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也有6.62%,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普遍传闻毛主席不会抓经济,事实是,毛主席的雄才大略与高瞻远瞩最突出的表现领域就是经济,毛主席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过程。比较一下,英国的现代化涉及一两千万人,美国的现代化涉及六七千万人,而中国则涉及五到八亿人。如此体量巨大的现代化却是在自力更生的模式下进行的,这在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充分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语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非仅是中共的自我表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自足的,而非寄生与外倾的,这是一种较殖民资本主义远为健康道德因而是可以广泛推广的模式,为一切弱小民族的自救提供了样板。
七十年代末,利用美国欲以中国牵制苏联因而允许中国出海参与世界市场的难得机遇,中国果断地实行了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改造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创造性地发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这种更加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新体制来迎接由国内循环转入世界循环的新形势;政治方面,则坚持原有的体制不变,仅在治道细节方面加以改动;以此坚守社会主义的根本从而有效应对激励竞争的国际环境并保持国内的统一稳定。这一完美配合的政治经济新模式威力巨大,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短短三十几年下来,中国走完了欧美三百年所走的路,在科技的各个主要领域都站在了世界前列,并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任务至此已近于完成,以后很快就要转入新的阶段了。
我们说中国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理由如下:一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特征是跨国私人金融大资本对于民族国家经济的掌控,特别是跨国私人大资本对民族国家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欧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货币发行权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政府在美联储的股份是零。所以美国政府所发行的美元每一分都是从由几个私人家族合伙开办的美联储借来的,是要付利息的。现在美国政府所欠天文数字的债务中大部分是欠美联储的,达五十万亿之多,欠中国的只有三万亿左右。中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还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在全球并不多见,所以中国人民所用的人民币也不用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那样还得给跨国的私人银行家付利息。中国在这个最根本的特征上不合资本主义的标准,所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二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亦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中华在宋明时代已有很发达的市场经济,固不能因此说宋明之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同理,也不能因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就判其为资本主义社会。三中国的国有经济成分还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土地也还是国有。四中国的政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多党民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的一党执政制度。三四两点也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无。
毋庸置疑,新中国对于传统的背离与对于外来文明的接受都较民国更加彻底,并且前者较后者拥有远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人民的信仰性格和习俗在建国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新中国与老中国的距离较民国更加遥远。为了救亡图存而打造的共产主义全民军国机制竟是以彻底牺牲老文明为代价,新中国经历的现代转型竟是一种文化自杀式的转型,这一切在文革期间达到顶点。文革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但是五四对传统价值信仰的摧毁还仅停留于精英层面,但是文革把这彻底贯彻到了最底层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全体中国人连最底层的农民都背弃了三教成了科学教的信徒。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是否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我们在此要追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真需要如此决绝地与传统决裂吗?在本部分的1,我们从总体上梳理了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结论是中华文明与资本主义全然背道,而与社会主义则有诸多共通之点,特别是两者的根本目标——全人类的和谐大同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在中华文明里才能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在中国救亡图存的现代化阶段,中华传统乃是建设社会主义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支援价值;而从人类的长远未来观之,则中华文明乃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归宿。本部分1中提到的社会主义文明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与价值信仰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使得这种文明不具稳定性。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倒向资本主义就是有力证明。唯物主义无神论信仰从根本上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相悖;从长远来看,这只能导致混乱,不能导致和谐。五四与文革彻底摧毁了传统信仰,建国后长期单一的唯物无神论教育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科学教独霸全民无信仰的国家。人心之无据、吏治之腐败几居全球之冠,此皆与全民缺乏基本的信仰底线因而堕落到只信金钱有莫大关联。故缺乏传统价值信仰支持的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也是危险的。据此我们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待传统的态度是欠妥当的,在文革中更是完全错误的。老一辈的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诸先生在此期间一直致力于调和社会主义与传统之关系,希望我党对传统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如冯先生提出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努力落空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这要追溯到三个小传统:一是中国近代的激进革命传统,自康党到五四特别是后者,都主张彻底用夷变夏;二是共产党自身的小传统,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到苏联东欧的国家实践,都采取了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共产党宣言主张与一切新旧传统彻底决裂,苏东对其当地的传统文化如东正教和天主教实行了严厉的打压。三是中国两千年老传统中的非主流如法家和造反的小传统。这三个小传统对待大传统的态度无疑都是有问题的: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表明,造反时反儒可以,造反成功之后,还是要用儒家治天下。反儒反传统的法家亦只有一时之用,终究要复古更化。正是受这三个小传统的影响,中共在其执政的前三十年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采取了欠妥乃至错误的对待方式。
改革开放后,我党改变对传统的态度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也可说,新中国的后三十年是我党逐渐回归传统的历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提出,就是令党回归传统的根本动力。
因为所谓的中国,追溯到根本还只能是文化中国。党的施政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理想、和谐社会再到中国梦,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味道。党对自己的定位也从反封建的先锋队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国后,国内的战乱平定了,但中国的外部则是一个世界战国的形势,所以这既不同于以往的打天下时代,也不同于古代天下已定的形势;所以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成果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现在绝不能丢弃,另一方面,则要同时提倡儒教。我们要靠前者来保持强大组织力以应付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靠后者来凝聚国家民族施教化改善人心与吏治以达到国内的长治久安。所以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主动接续传统,就是极为智慧的正确选择。在长久的未来中,中国和世界将是儒教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儒教的中国和世界。只有儒教社会主义才能贞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宽泛名称的内涵;依此,才能将后者消极退守捉襟见肘的本地价值改造为前者积极进取充满自信的普世价值。
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口号是欠妥的:这个口号表明口号的持有者是站在中华传统之外的立场将中国文化视为一自己之外的客体而依据另外的标准作切割打散后的零碎性吸取,随之而来的问题实多:首先,这缺乏对于自己民族传统作为一个主体和一个活的不可任意切割的有机整体的尊重;从究竟的角度说,中华文明作为全地唯一的夏型文明乃是从本性里所开出的最为合乎正理与道德也是最为优美的文明,因此我们的传统尤其是经典就全是精华,没有糟粕,我们去什么?没有糟粕,我们偏要去,结果去掉的只能是精华了。其次,这与我党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之身分相矛盾,对于传统文化之传承者的中共,传统文化就是其内在文化生命的一部分,也就不能够用对待异己者的办法去切割,因为对一个活物,一切割它就死了;若真将传统视为内在生命,甚至就找不到分别精粗的标准了。这也与洋为中用的口号相矛盾,既然要洋为中用,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个不折不扣的洋就是客,不能反客为主,用来做评判中的标准以及去粗取精的主体。再者,即使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外在标准来看传统文化,其中能成为社会主义障碍的也几乎没有。所以糟粕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五四和布尔什维克小传统下将大传统妖魔化的结果。例如中国一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追求均平的反私有制传统,从五帝三代的井田制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再到宋元明清的宗族公有制是这一传统的三个主要阶段,历代大儒多念念不忘恢复井田,这本来应该视为社会主义的深厚渊源而加以表彰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强大支援价值;但事实上,三代被妖魔化为奴隶制,宋元明清则被涂抹为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的封建私有制。这样对待传统究竟有何好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五四疯狂自虐的惯性罢了。我们承认,虽然中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的地方很少,但是毋庸置疑,其中的许多东西与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是有距离的。对此我们只要提倡那些与当下需要相应的而悬置那些与当下需要距离较远的就好了,根本没必要因为当下用不着就去批判之从而丢弃之,这样一种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作法其危害之大诚不可说。圣贤垂教是为千秋万世谋,谁能保证当下用不着就永远用不着呢?此即春秋公羊通三统存二王后之意;前王之制虽然暂时不再用以治理天下,但由于是前代圣人所创其中必有至意存焉;故封二王后客而不朝令承祭祀守旧制以待后王取法。受科学教达尔文主义直线进步观蒙蔽的今人于此春秋大义早已隔膜,所以对于传统才那样傲慢缺乏敬意,对于政治文化竞争中的失败者才那样赶尽杀绝缺乏宽容。所以在我党已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自任之今日,理应抛弃这一浸透着五四遗毒的的口号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41:27 | 显示全部楼层
4中华文明复兴长期方案

从本周期的冬季开始一直到下周期的春季结束,都可以看作中华文明为了曲成地保守自己的文明自性而连续地应对西方文明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退却阶段与复兴阶段。用体用模式来描述这一过程就是: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中体西用—中体中用,两端是中华文明,中间就是应对西方的过程。从同光自强运动开始到清朝禅位属于前一中体西用阶段,自辛亥革命至今属于西体西用阶段;下面很快要迎来中体的逐渐复兴了,故即将进入后一中体西用阶段,此后进一步去西用复中用,最后结果就是中华文明的彻底复兴,即进入中体中用阶段也。本来起初自强运动的中体西用就是最佳应对,若坚持不懈,时机来临可直接复中用而达中体中用;五阶段模式的西体西用以及后一中体西用都不必有。故辛亥革命让这个应对过程走了巨大的弯路,徒多了许多委曲。往者已去,来者犹可追,但愿吾人以后的应对不要再犯这样大的错误,少走一些弯路。上面的五阶段模式中不管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西用都不稳定,前者不稳定的原因已如上述;后者不稳定则是由于这缺乏传统基础且在文化软实力上成为负数故大大降低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的缘故;故皆为权宜性过渡阶段。其中自最初应对到中体重兴之前属退却阶段,自中体重兴之始至大同实现属复兴阶段。
复兴大约是退却的逆过程,两者大致呈现两侧对称;所以可以退却的过程来预测复兴的步骤。退却过程是这样的:先是科技经济洋务,再是政治制度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再是教育制度蔡元培在民初的教育改革最后是价值信仰新文化运动文革。作为退却的逆过程,复兴只能从从某些先知先觉的个人和团体的价值信仰开始,因为这是最先可行的一步。紧接着就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在国民教育中恢复中学之主体地位;实行这一步的困难也不大,但有了这关键的一步,中华文化的复兴就顺理成章了,而只有中华文化才能为以后的中国与世界的大转轨提供最深厚的动力。此后下一步是在政治方面复兴传统,重建中华政教;最后是在科技生产方式方面,带领世界复兴中华的正当方式而去现代化。退却过程由外而内,复兴过程由内而外,正数理之自然也。我们已经在本部分的1论证了全面复归中华文明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前途,所以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是在坚持和推广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有次序分步骤地复兴中华文明。据上文这就可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中华价值信仰的复兴:老文化运动
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现代化初期伴随着文化的西化,但是当经济有了起色随之而来就是传统价值的复归。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民国政治经济都不上轨道一天天在走西坡路的窘况,国家统一稳定,国事蒸蒸日上,毛主席领导的四个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拥有了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民族的自信。按理这期间就应该有一个回归老文化的潮流出现,但是这却被文革人为延迟了。不过文化复兴的历史潮流是人为阻挡不了的,一旦政治环境稍稍宽松一些,久已积压在人们心头的对传统事物的热情立即就爆发出来了,改革开放不久就有声势浩大的气功热、易经热等。随着之后中国的迅速崛起,复归传统的趋势已变得势不可挡。现在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支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鼎足而三的重要思想力量,儿童读经运动、正体字和古诗文运动、汉服运动、书院、祭孔等标志着大陆民间儒家信仰的复兴已经初具规模,政府则采取积极态度与民间良性互动。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正在经历一场与退却阶段那场新文化运动对应的老文化运动。
第二步中华学术教育体制的复兴:重建中学之主体性
参照晚清的《奏定学堂章程》制定各级学校的新教学大纲,以《奏定学堂章程》为代表的晚清学制是中体西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教育教育理念的具体落实,多有可取之处。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全面复兴蒙学经史一体的原本国学教育,将教育从西体西用向中体西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复归。这中间最要的就是复兴中小学以及师范教育中蒙学经史一体的国学课程和大学中的“经学科大学”以及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基础课程的经学课。同时鼓励民间私塾书院的设立和发展,与教育有关的一些改革也应在此阶段同时进行如恢复正体字文言文、恢复各级学校的祭孔、制定合乎本阶段特征的国服等。这一阶段应由国家支持在民间成立中国儒教会,以民间宗教社团法人的资格和组织化的形式来推动老文化运动,从事儒教重建和复兴中华文明的事业(此条可参见蒋庆先生《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还可以在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具体治道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官员选拔培训制度,修改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逐渐在其中贯彻和维护儒教价值。另外,国家应立即采取有力合理的措施扶持拯救濒危的中医,这是关乎整个民族身体健康和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万不可轻忽。
现在第一步已初步完成,正是实施第二步改革的最佳时机。
第三步中华政教的全面复兴:确立儒教为国教,实现儒教社会主义政治,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一个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宗旨的外来意识形态不可能长期作为独立立国之本。这只能是一时之用,马克思主义应该融入渊源深厚的中华传统。当教育改革已行之数十年之后,老文化运动继续在上下全面扩展它的影响,中华文化已成为新一代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就是在政治体制上全面重新恢复儒教国教地位的时候了:将尧舜周孔之道写入宪法做为立国之本,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建立儒教司法制度、现代科举制度、太学制度、虚君共和制度等,各级党校团校行政学院都以儒教经典取代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材。这时一些与立儒教为国教相关的改革就要配合进行了,这即是恢复对于一个文化和文明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正朔、服色和建筑式样:恢复中华正朔,废除西历及耶元纪年,恢复夏历并以孔元纪年;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在传统典礼中全面恢复中华衣冠和发制;在民居等一切建筑上不仅是寺观书院建筑全面恢复中华原本的式样和体制。
同时要继续深化教育学术体制的改革。基础教育方面,一个是在数学科中去掉属于西方几何的部分,要充实中国传统数学内容,比如珠算和九章算术。珠算较按计算器计算,不但速度快,而且准确,出错率低。常言说手巧心灵,珠算通过十个指头的灵活运动,可以很好的促进学生的心脑发育。中国的传统数学不但与印度数学西方数学并列为世界三大数学体系,而且在真理性和实用性方面都大大优越于西方数学。比如欧几里德几何学,既无什么实用性,因其理论前提存在根本性漏洞所以又无真理性,故令全民族的所有孩子都学之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以演绎性的偏微分方程为主体的西方现代数学,很难用到计算机上去。而以算法为主旨中国数学则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许多数学家都已经预言,计算机时代的数学非中国数学莫属。故中国数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然面临着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复兴,除在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加强传统数学的教学研究外,在基础教育中也要恢复传统数学的教学,因为在我们的历代官学和私塾中都有算学。基础教育改革方面另一个需要做的是,要增设中医科。小学阶段可令将中医四大经典素问灵枢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背熟,初中高中课上要对经方派的理论实践加以讲解和传授。这样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基本就做到具备了相当于印度五明的教学体系。首先五明就是印度传统基础教育的五科内容,古代印度的孩子小学一入学都要背诵学习五明大论。在中国的教学体系中经学当内明,蒙学又称小学当声明即文字之学,小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了因明,因为在属于小学的组词造句属对写文之中也包括了逻辑训练。中医学当医方明自不待言,而算学武术画学乐教合起来就相当于五明中之工巧明。我们这里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医学,在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中,医学不是普遍都有的内容。但是医学或曰医方明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些的。因为语文和食分别是一个文明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最深内核,对于一个人也是最根本的两件事,医学是身心健康之本,所以基础教育中没有医方明是有缺陷的,我们把它补充上去,也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高等教育方面,在复兴经学科的基础上,进而复兴中国学术规范中的其他学科。将现在放入哲学中的子学、放入史学系文学系的史部集部之学、放入法律系的中国刑律之学、放入艺术系的国画国乐、放入数学系的传统算学等等以及被西医同化的中医学院和大学都从西学的统摄下独立出来,成立与经学并立的史学、子学佛教道教、科学科学者分科之学也,下设文学、医学、理学、工学、农学、法学、商学、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和相应的学院按:唐代学校和科举即设有经学书学算学律学史学诸科;宋因唐制,而益以画学医学;故其学科设置虽未详备,然大端已具,将西学的科目加西字以为区别:西文学、西理学、西工学、西农学、西医学、西法学、西商学。中学的学院中要严格以中国学术规范来治学,严禁采用西方学术规范。这一步的宗旨就是中西分开中学独立,为了贯彻的这个宗旨,应该将属于中学的学院合起来单独成立大学。这样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大学就有两类:一类是中学大学,一类是西学大学。两类大学中都要有经学院,所有专业学生都需上经学课。有此中学就能全面复兴了,而中学的全面复兴就为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做好了最重要的准备。
从一步到三步就是中体的重建过程,完成了第三步可以说中体的恢复已经完成,又回到了中体西用。此后就应该按照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次序,首先以中华文明统合周边原中华文化圈的诸国(诸夏),建立区域朝贡体系;进一步统合以前未曾被中华文明泽及的耶回印度教及拉美非洲诸国(夷狄),最终实现奉中华为共主的全球天下体系。
在平天下用夏变夷的同时,以上教育改革实施多年以并后,全体中学都真正地活了过来,就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教改时机大约当在实现区域朝贡体系之前后:以中统西。这时要将中西两类大学重新合并,但是这一次却是以中国学术规范为标准,以中国的学科体系为构架的合并,中学大学的体制不变,将西学大学的院系打散并入中学大学的相应院系专业,不再立中西之名。比如神学院入子学院立耶教系,西文学系并入科学院文学系,西史学系并入史学院,西理学院中数学系并入科学院理学系算学专业等等,最后是将西医学院并入科学院医学系。不仅是将西学大学并入中学大学,治学规范也要彻底改变,就是要改以中学规范来治西学,就如同今日全面以西学规范治中学一样。在这个阶段中要用中学彻底全面地消化统摄西学以及印度学术,这就为将来实现中华一统的天下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
第四步中华科技经济形态的复兴:带领世界走出工业文明
在这一步中国将在科技经济方面带领人类走出无限增长的工业文明的噩梦,全方位实行去现代化,摧毁科学教,全面复兴儒释道三教的统治。用中华文明全方位地滋润世界,用夏变夷,迎接大同的到来。
当中华建立起其全球权利的时候,世界也到了毁灭的边缘。因为此前世界各国仍然在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路上争先恐后地向前飞奔。中华既已获得全球权利,至此方有条件和能力来安排天下体系,带领世界走出生态坏死的危险。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这个未来的全球天下体系都需要以周礼为蓝本:中国政权上承于天于天下行封建,中国为天子之国,他国为诸侯之国,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他国政权的合法性则来源于中国政府,中国有权决定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有权干预其政治经济;各国首脑及主要官员都需要由中国来任命。依照周礼,不仅诸侯是出于天子之分封,而且各国之卿等主要官员也均由天子任命,未得天子任命而由其国君自己任命之卿称小卿,其区别至严也。以中国为中心,天下各国分为九服,各服有不同的对于中国应尽之义务。如朝贡等。各国亦据其身份拥有不同数量的军队以及其它待遇,不得超过规定。礼乐征伐自中国出,各国不得专伐专封。中国拥有压倒优势的军力,故不惧他国之不服也。柳诒徵先生曰:周之制度,小则比闾族党,行政皆民选之官,大则候卫要荒,率土守王朝之法。其相维相系之妙用,均散见于《周官》。故熟观《周官》,则知周之封建,虽分权于各国,而中央政府之政令固无不达于诸侯之虞。其组织各国而成一大国(按:即天下),俨如今人所谓有机体,绝非后世苟且补苴之制可比也。(《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05页)这样的天下制度完全超越了民主理念下的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在这里,天下有了义理和秩序,不再是混乱的世界战国。这也不同于以武力征服消灭他国而来的帝国。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罗梦册先生《中国论》曰:“一民族自治其族者为族国(民族国家);一民族统治他民族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民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正可与此相发明。按共济会所设想的世界政府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乃是持选民思想的西人所能设想的除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唯一的世界制度。
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经济与民主制度是生态危机的制度原因,不消灭这些,生态危机不可能解决。为了领导世界走出生态危机,此时要在中国恢复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方面,周礼在工业上实行严格的统计和考校制度,农业上实行土地国有和授田制度,都是有严密组织和计划的经济,故周礼从经济制度上说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其中有许多可供借鉴的资源。这个阶段初期的世界是非常紧张的,人口已增至或者超过了地球承受能力的极限,人类只有靠均平合理的公有计划经济来共渡难关。此时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发展,而是有计划地缩减工业与人口的规模;直至在一个可以持续的量度上稳定下来。这也需要改变技术形式,迅速放弃现代科技和大工业大农业,复兴传统生态科技和小作坊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这种转变现在看来难于上青天,但是有了儒释道的世界观人生观之广泛深入人心物欲人生之被放弃,人生向物质之外用心以及有力的全球计划,将是能做到的。
这个阶段,中华文明以中国与诸夏为策源地,更加广泛深入地向世界传播,其结果终至于没有了诸夏夷狄之分别,这就是世界大同。
附识 松散的政治形态包括多党代议制的假民主和中华科举制政权的高级部分直接向全民开放的真民主,适于内外环境宽松的国家;集中的政治形态包括古代秦国近代西方日本的君主制和一党专政制,适于内外环境紧张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采用法家的主张,在其国内率先实行近代化,即废除国内的封建世袭制度和井田制度,强制单丁立户,削弱家族势力,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将一个松散的封建国家改造为一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其他国家念旧保守迟迟不变,依然是松散的状态。因而法家化的秦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形势,终于籍此一统天下。中华在近代世界重新进入战国时代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晚清和民国松散的政治模式无法应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集中的政治模式,故从晚清到民国国事每况愈下。所以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完成从松散政治形态向集中形态的转型,具体说就是实现一党专政以党建军建国的政治。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初步尝试基础上,共产党的新中国最后取得了成功。未来世界将会长期处于世界战国的状态,而即使中国的天下体系结束了世界战国,但是那时全人类又将面临比今日还要严重千百倍的生态危机,所以未来几百年中在中国带领人类走出工业文明之前,世界人类的处境一直会持续紧张,没有什么宽松可言。这样,松散的政治不管是代议制的假民主还是传统中国太平天下模式的真民主,就都没有实行的基础和机会,集中形态的一党专政就会一直是未来几百年中最适宜的政治模式。在世界战国时代,我们要靠一党专政来保持强大组织力维持内部统一稳定和应付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在天下体系时代,要靠一党专政来消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计划经济,带领人类重回农业文明。一党专政本是最适于今日和未来的制度,可是在共济会的话语霸权之下,却受尽了污名,成为越早放弃越好的必要甚或不必要之恶。儒教中人士也对此问题认识模糊,大多都在提倡儒教宪政,政治努力的方向都是想废除一党威权体制。这都是大大昧于真实世事的结果。正确的做法是推进儒教与共产党的联合,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主动接续传统,已经做出了极为智慧的正确选择。民间儒教人士应该跟进,与我党配合才好。正如前文所说,在长久的未来中,中国和世界将是儒教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儒教的中国和世界。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6:56: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部分 当下复兴中华文明的具体措施

根据上文中华文明复兴的总体方案,现阶段已处于第一步的末尾,正是实施方案第二步的最好时机。故在此拟对于第二步中各项措施加以较详细的论述。

1现代化的实质及当前的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策略

现代化的实质为科技现代化与富强;故当此时中国久已完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完成了这个转型,可以说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完成;政治现代化的目的是将缺乏政治经济及战争动员力的传统国家转变为特具动员力的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的较佳模式其实是近代君主制国家、共产**家及法西斯国家,民主制国家的动员力在这四类国家中是最差的,所以民主制的佳境只会出现于少数拥有全球霸权的国家那里,对于其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制的结果一定是由于动员力的缺乏而令实行之的国家丧失赶超强国的可能,事实上多数新兴民主制国家都长期陷入内乱当中,赶超根本谈不上了)的历程之后,于现代化所剩余的唯一要务即在继续发展科技与经济;若此之外,又以为在政治领域内亦需继续现代化即实行西式民主制,则是大错(因为现时的中国,一无海洋霸权,二无世袭金融家族的影子政府,三无民主的传统与文化基础,若实行西式民主,定会像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那样速呈一派乱象而利于共济会之全面攻击,正中敌方下怀)。相反,政治的走向是逐渐去现代化或曰去西化,有效地融汇中华因素;文化方面更是要大张旗鼓的去西化而复兴中华传统。(儒教与社会主义的亲和性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要大得多,政治中中华因素的适当融入如仁政德治等及中华文化的弘扬必令民心安定,文化自信恢复,将极大地增强民族凝聚力;故非但不会降低国家动员力反会加强之。)
以下是教育政治方面复兴中华传统的关键措施。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7:05:50 | 显示全部楼层
2国民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是当下阶段的最核心任务,拟分为三部分详加论述:基础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改革、英语的问题和恢复正体字。  

2.1基础教育改革:以国学取代语文

http://www.yuandao.com/thread-54605-1-1.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7:20:39 | 显示全部楼层
2.2高等教育改革的设想:设立经学院与经学公共课
我们来看高等教育的改革。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也是因为高等教育存在着问题。要搞清楚高等教育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追溯现行的高等教育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的大学也是由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从晚清开始逐步变动的结果。这与基础教育类似,具体也是经过了四个步骤:中国原本的高等教育,清末新政设立的大学堂,民国大学,新中国大学。
我们原本的教育当中也是有高等教育的,在官学中就是太学。还有一种传统的高等教育就是书院,书院很重要。那么清末的改革就把官学和民间的高等教育即太学和书院都改成了大学堂。有些书院可能改成了中学堂或者小学堂。总之,把原有的官学和书院改成了新式的学堂体制。这种清末的大学堂,他的一个思路还是中体西用,代表中体的就是经学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特点。在晚清行新政的时候,出台了两套学堂章程:最先的那套是由张百熹主持起草的,叫做《钦定学堂章程》。这套后来被废掉了,没有通过。后来又有《奏定学堂章程》,由张百熹、荣庆和张之洞主持起草,这套通过了。张百熹比较激进,而张之洞的思路是中体西用,所以体现在这两个章程上:《钦定学堂章程》西化的程度更大,而《奏定学堂章程》就对前一个章程进行了很大的修改,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路。在《钦定学堂章程》里中体很模糊,比如这个章程的大学一级学科里就没有经学这一科,经学只是文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钦定学堂章程》里的一级学科,有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其实就是工科)、商务科、医术科七类。而《奏定学堂章程》的一级学科里不仅增加了经科,而且把经科列为第一,这是中体的重大体现。《奏定学堂章程》将一级学科列为八科,其他七科与《钦定学堂章程》相同,只是有的稍改了一下名称:政治科改称政法科,文学科仍旧,医术科改称医科,格致科仍旧,农业科改称农科,工艺科改称工科,商务科改称商科。唯一增加的就是经科,把经科列为诸科之首。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是突出中学为体的大手笔。《奏定学堂章程》要比《钦定学堂章程》好,这是因为由张之洞先生参与修订后,体现了中学为体的思路。不仅是在大学的分科上而且在小学的教法方面,它跟《钦定学堂章程》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钦定学堂章程》贬低我们传统的背诵经典的教法,而到了《奏定学堂章程》里边就强调背诵了。由于张之洞先生的修改和参与,《奏定学堂章程》比《钦定学堂章程》好了很多。在西方近代的学院是如下的建制,与清末学制有如下对应:


西方就是这样一个五大学院的体制,可以说,这是西方学术规范在学制上的一个体现,这个体制就反映了西学中既有自由又有传统的中庸精神,它以神学院代表一个渊源深厚的传统,以文史哲代表自由的见解。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东西都是自由学者研究的自由的思想,一人各提一套,所以若无神学来维护这个传统和统一思想的话,那么整个西方可能早就分崩离析了。西方学术中的神学宗教虽然已是死而不僵,然而还是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假如要没有它,整个西方可能就更混乱了。而在清朝模仿西学而建立起来的体制中,经科讲述经学,就是以这个经科来模拟神学院,以它来维护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维护我们固有的学术规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学制中至今还有神学院,那么清末的学科设置就很有道理。他是对西方的体制是很尊重的,不是像后来那样随便砍掉一些重要的东西。所以西方是神学院,我们用经学科来对应。对西方的人文学院,我们则用文学科来对应。在这里我发现了一点,清末的这两个章程在文学科下都没有设哲学门,只有文学和史学。一级学科下边是分门的,相当于后来的系和专业。在文学科下有史学类的专业比如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等,也有文学类的专业如中国文学门、俄罗斯文学门、英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等,总之数来数去没有哲学,这是一个特点。但是《奏定学堂章程》里提到日本当时的大学它那个文学科里边是有哲学的,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清朝改革时没有设哲学门。这应该是出于维护中体的需要而自觉地不设。因为西学中对中体冲击最大的除了它的宗教外就数哲学了,对于耶教,清末学制以吾国固有的儒教取代之,对于哲学则直接取消之。这都是大有深意的,远非后来的蔡孓民之流所能梦见。而西方的社会学院里就对应我们的政法科和商科,自然学院就对应格致科和工科、农科。格致科就是理科,其中有化学门、物理学门、星学门就是今天的天文系、还有算学门就是今天的数学系。西方的医学院对应我们的医科。这是跟西方大学中学院的一种对应。可见清末学制是对西方学制的一种较好的改造。
民国以后,对这个体制就大大的改动了。蔡元培于民国教育部任教育总长,颁布大学令对清末学制进行调整。把经学科取消了,这是民国学制当中最重的一笔。民国学制和清末学制在高等教育方面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把经学科取消又于文科下增设哲学系,在当时叫哲学门。蔡先生在其《自写年谱》中回忆说:“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而经科在教育体制中担当着体现中学为本的重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蔡先生说,要把它并入文史哲,并入以后经科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这实属陋见!要知道并入之后,十三经已不再是经学,而成为西学眼镜下且已被切割打散的文学、史学、哲学了。取消了经学科的体制就已经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体制。我们对蔡先生、民国学制以及五四确要重新反思了,特别是要对民国学制做重新反思。把经科并入文史哲当中去,就非常危险。本身西方就不是这样的,西方有神学院来维系一个传统,来抵消文史哲的离心倾向。那么好,我们蔡先生把相当于神学院的经科给取消了,想以文史哲来维系社会的人心,这必然事与愿违。因为文史哲,特别是文学与哲学,它的本性是一种个人的自由学问,它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局面,所以想用这个东西来做教化的主体,是完全错误的。哲学的兴起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近代西方,都是伴随着宗教衰落和信仰危机出现的。而哲学本身即是宗教衰落信仰危机的原因之一。把经科取消建立起来的民国体制就导致了我们近代思想混乱的出现,八十年来思想、政治、经济上的混乱其根源就是这个取消了经科的教育体制。所以取消了经科、废止了读经确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而为今天的人所忽略:废止了经科就标志着我们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规范,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蔡先生搞的这个体制本身是问题很大,学习西方也没有学好,本来人家到今天都是有神学院的,蔡先生却自作聪明地将这个“神学院”给取消了,落得一个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结果。总之,蔡先生以及他建立起来的北大以及后来全国模仿北大而建立起的这样一个北大模式的教育学术体制,其意义和影响之重大,是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太模糊了。在蔡先生刚去世后,梁漱溟先生写的一篇纪念文章《蔡先生与新中国》①中说:
实在说二十多年来社会风气的转变,人才学术的盛衰,殆系于先生一身,真不是什么轻易的事!蔡先生给社会的影响,本不仅二十年,然而我却从二十多年说起,则是为了先生自民国五年后长北京大学,那深且巨的影响,实发生在此的原故,••••••始于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这新风气,怕无人能否认是自北大发动;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则民五以后蔡先生来主持的结果也。风气的创发,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为,例如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都是些先锋,然而他们都是由于蔡先生的引进与护持的,其功还在蔡先生。……讲到学问上,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敢随便说蔡先生如何如何;讲到社会他给的影响,则二三十年来,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明明因他老先生而变化迁进,并且从这变化迁进影响到社会的一切,影响到政治以致国家前途,••••••
蔡先生及其北大体制影响非常大,这个梁先生已说得很到位了,至于这个“大”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却要重新思考。蔡先生对中国辛亥后这八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的影响,可以说要数为第一人,这是今天的人所没有认识到的。也就是说教育学术体制跟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关系,我认为前者是根本性的原因。今天的人总是说五四、说新文化运动,实际新文化运动和北大比较起来,它只是一个次要的事情。本身新文化运动就是蔡先生入主北大以后所孕育出来的,就是在北大这个体制里孕育出来的运动,这个运动以后所给予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还需靠北大体制去施加。假如无北大体制做依托,首先它不会发生,也不会有这么持续深远的影响,它早已随时间的迁流而烟消云散了。所以这个体制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思考近现代历史的时候,首先会想到政治家,比如说蒋介石和毛主席。进一步会想到思想家,比如说新文化运动中那些站在前台唱戏的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等。但是幕后的人被忽略了,幕后的人就是蔡元培。蔡孓民先生他是幕后的导演,是民国以后学术变动、乃至政治经济变动的主导演。所以说那些政治人物和学术人物的影响都还不是最重要的。蔡先生是这些变动当中最重要的人,也就是说他要负责任。如果这个变动是好的,我们就给蔡先生以褒扬的评价,如果这个变动是走入了歧途,那么蔡先生就是中国走入歧途的总向导。到底这是正途还是歧途,历史是无法重复的而且太复杂,怎么评价我们真的很难下定论。中华民族要复兴也许先要走入低谷才能复兴,中国文化要复兴也许先要被取消才能复兴。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不能一味地去颂扬蔡元培先生了。他搞出的这套教育学术体制是到了该变动的时候了。
这一套教育学术模式一直影响到了今天。也就是说解放以后的教育学术体制跟民国比较起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仅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民国清末的体制模仿英美较多,到了新中国建立时就全面学苏联,改革开放后又学欧美。解放以后,学苏式的那套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向是:理工分开,文理合并。这样改革开放前的高校,就是许多只有工科的工科大学和工学院再加上一些包含文科和理科的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局面。改革开放后又变了,又重新学欧美。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时兴并校,出现许多新的综合性大学。比如清华在解放后成为一个纯工科大学,现在又恢复为文理工都有的综合性大学了。所以我们现在这套高等教育体制跟民国仅有略微的不同。今天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演变来的。
在蔡先生以取消经学为主旨的教育改革后,就大局已定了。中国的教育成为一种特殊的绝无仅有的现象,那就是,这是一个比西方还要现代和纯粹的单一科学教模式。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耶教与科学教的兼容模式。这个模式运行了百年之后,其弊病已暴露无遗。学西方的中国教育其弊病比西方老师那里还要严重得多,恰因为中国比西方更现代更唯科学化。蒋庆先生谈到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科层化的、量化的管理模式。这绝对是科学教时代的特色。量化管理就是说要对教师一年当中上多少课时,发表多少篇文章,每篇文章是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的,都有量化考评。量化管理就是把教师看成是打工的,实行机械化、群羊化、贤不肖一刀切的管理。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教师自由讲学的精神,学问创造的激情,学术风格的追求,教师间自发形成的对教师学行的清议,以及学校对教师人品的景慕,对教师智慧的赞扬,对教师个性的鼓励,对人文学科的尊重,都是谈不上的。这样教师就成为打工仔,成为被科层化的官僚党委衙门所管理的对象。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很难有人文学术的真正繁荣。第二点就是商业化。今天的教育都是以知识的求取为目的,学知识就是为了学生个人将来的就业和生活。就业和生活成了学校教学的主要目的,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圣贤之道的弘扬,在学校教学理念中是谈不上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重理轻文。前两个问题可能是中西共有的,重理轻文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出于近代救亡的需要而导致的弊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虽然这种话不说了,但重理轻文还是没有改变。一直到今天,整个中国的大学还是重理轻文,积习难返。从清末以后,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救亡,就是培养出能制造利炮坚船的人才,所以理工科在教育体制中就受到了特别的重视。长期重理轻文,加上基础教育和整个大环境的严重西化,这样培养出的人很难说对中国文化有什么信仰,这些人的魂也已是洋魂,是洋魂洋材了。中国大学就成为向西方的大学、研究院提供人才的一个基础部了,这对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建立与弘扬,都很成问题,对国家民族是很不利的。重理轻文导致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变得愈加严重,西方的先进科技是与极其放纵的生活方式一起传进来的,我们的教育根本对此缺乏抵抗能力,两三代的知识精英整体严重堕落。
要培养学生的华魂,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就得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在清末学制中的大学,为经科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学院,有专门学经的人才。除此之外,其它各个院系专业的学生就都不学经了,而且理工农医类的课程都没有任何文科内容。但这并不会发生多少问题,因为清末学制的基础教育从初级小学堂到中学堂毕业一直把读经讲经作为最重的功课,十四年下来已经把十三经背得烂熟并粗通经旨了,所以按照清末学制培养出的大学生即使是理工出身也不会缺乏中华魂和人文素养。不过现在还是觉得各个非经科专业都不再学经有些欠妥当,不如继续用一点时间学一学为好。但是民初一下子废除了中小学的读经,而高等教育除了废除经学院之外其余一仍其旧,今日的问题就由此而来。我们今天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全面恢复经典教育,高等教育不仅要恢复经学院,而且要设立经学课,使之成为各个其它院系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我们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目标也是先回到中体西用的状态。努力的目标第一步就是复兴经学,具体有两方面,一个就是复兴经学科及其相应的建制,要在大学里,在文史哲之外再设一个学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经学院,也可以把它叫做书院。另一个是把四书五经作为基础课程,向全校的学生开设。书院的职能,一个是给经学院的学生讲授十三经,一个是给全校学生开设四书五经课。对书院不能实行科层僵化的管理方式,所以这种书院是要有其名要有其实的,也就是说不能像今天的中国文化书院人大国学院那样的仅有这样一个名称,实际上还是行科层制的管理之实,这就不行。我们给他一个中学的名称,还要给他以真正的中国传统的实际,也就是说,不再采取西方科层制的僵化管理模式,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自由活泼的充满人性的管理模式。废除数字化管理和官僚化管理,废除量化考评,充分尊重学问创造的激情、学术风格的追求以及学者个性的发扬。也就是说,在书院里,是以施教者为主体的,书院的主讲应该有很大的权力,就像当年民国时期还保留的“教授治校”的传统一样,让这些主讲者自己管理自己的书院内部的事务以及他的教学,等等。也就是说,书院的用人权应该操在主讲,而不是操在上面的学校。由主讲凭己意延聘书院的师资,打破依照文凭职称来取人的制度。
第二步就是在复兴经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复兴中国学术规范中的其他学科。成立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子学、科学下设文学、医学、理学、工学、农学、法学、商学、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的中学大学。以达到中学彻底脱离西学的统摄而独立。第三步,当中学真正全面地活过来以后,要进一步以中统西。这时要将中西两类大学重新合并,中学大学的体制保持不变,将西学大学的院系打散并入中学大学的相应院系专业。治学规范也要彻底改变,就是要改以中学规范来治西学。这两步实施的时机大约要到在政治体制上恢复了儒教的国教地位之后,就不是本阶段改革的任务了。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7:24:36 | 显示全部楼层
2.3英语的问题:取消全民强制学习

国家用行政力量将英语提高到至高无上的程度,自小学入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到博士毕业以及工作以后,强制性地全民学英语,大学生毕业、硕博研究生入学、毕业以及职称评定,英语为必考,却不考汉语,英语可以一票否决。英语的地位已高高凌驾于我们的母语之上。其为害之大难以想象。
强制全民学英语已经成为西方遏制中华复兴的最大软实力,就本质而言是西方对中国隐蔽然而威力巨大的文化侵略,是我们自己中了西方阴谋卷套的结果。这有两大作用,全都是大大有利于西方而损害了中国:其一以英语这种垃圾语言来大量消耗中国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减缓或者拖住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其二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由,行巧妙扩张西方势力之实,以西方的伪普世价值取代替中华传统文化,大大增强了西方文化软实力和降低了中华文化自身的软实力。
2.3.1英语文是垃圾语言文字
我们可以给出四个理由证成这一结论。
1)英语一类的西文语文一致,导致它不具有传承人类智慧经验的功能,在空间上易造成人群分裂。
为什么说英语等拼音文字是垃圾文字?为什么说汉语文最优秀?我们可以指出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文字是用来传承人类智慧的,它不但需要被当时人看懂,更需要能够被千百年以后的人看懂。汉语由于语文脱离,所以其书面语能够长期保持不变,几千年中的变化都很小。四千多年前的尚书尧典舜典,那些书上的字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字,只是字义可能古今有所流变;我们借助训诂和注疏,还是能够看懂。英语这类西文可不行,它是表音文字,与口语直接挂钩。口语变了,文字就变。所以英文几十年一变,一变再变,,几十年后看起来就很困难,几百年以后就看不懂了。今天的英国人读大约八百年前的乔叟的著作,就如同看外文,单词的拼写形式全都变了,根本就读不懂。莎士比亚的著作,可能比我们读《尚书》还要困难。所以英文的圣经都是几十年要转写一次,我们见到的最新英文《圣经》是在十几年前重新转写的标准美语的版本,它需要不断地改写,因为几十年以后,读着就很费劲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说拼音文字是垃圾文字,因为它根本不具有传承人类智慧的功能。
西文的语文一致,还是造成欧洲分裂至今不能统一的重要原因。欧洲中世纪各个蛮族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那时的欧洲还能在拉丁文和天主教之下维持一种统一。后来路德带头搞裂教,耶教分裂成了天主教与无数大小派别的新教。还是路德带头翻译了第一本德文圣经,此前的圣经只有拉丁文的。随之拉丁文也就被各国抛弃,都相继推行记录自己民族语音的文字,这些语文一致的文字大大加深了欧洲的分裂,可以说各种民族文字的推行,是欧洲近代形成一个个那样坚硬排他的民族国家的主因。欧洲在与口语不一致的拉丁文时代,尚能保持某种程度的统一与和平;在语文一致的民族文字时代却严重分裂,斗争乃至战争不息,至两次世界大战达到战争的顶峰,欧洲和欧洲文明险些自毁。
可见语文一致并非什么优长,而恰是垃圾语文的特色。人类两种最优秀的文字——中文和梵文都是与时代口语脱离不随之而变动的。中国文化能够自远古至今传承不替,中华文明可以说在历史疆域人口诸方面都有着世界第一的体量,汉字在时间空间上对人群的巨大抟聚作用,于此功莫大焉。五四以来,学界提出汉字拉丁化、拼音化,这绝对是共济会的阴谋。其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不懂自己的古书,彻底斩断我们民族的传统。尚不止此,若真地消灭了汉字,采用与口语一致的拉丁拼音文,文字跟口语直接挂钩,那中国不知道要出现多少种语言文字!这样以来,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何在?湖南人河北人从此说与写的是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如此,中华天下如何统一?只能是分崩离析。共济会的阴谋多么阴险,而那些中了圈套做了共济会应声虫的人又是多么愚蠢可悲!
2)英语一类的西文直接以多音节表义,构造性很差,是效率最低也是最难学也可以说是永远也学不好的语言文字。
梵文的基本表义单位是词根,汉语的基本表义单位是字。梵文词根与汉字一样都是单音节的,梵语与汉语都属于单音节表义的语言因此梵文的语法是以词根为核心而展开,而汉语的语法即训诂之学,也是围绕着字进行的。近代以来的由模仿西语而来的汉语语法体系,乃以词为基本单位,这根本就是生搬硬套张冠李戴舍本逐末。对此北大徐通锵教授的字本位理论深有所见。所以梵文的词根就与汉语的字相当。词根这个译名并不恰当,这是西方人的翻法。因为西文中只有词没有与之相当的单位,所以只好依附于词而另造一个新名。词根今人也有翻为界的,不过其正翻当是字也真谛三藏译《俱舍论》卷第九云:“偈曰:邻虚字刹那,色名时最极。释曰:若分析色,极于邻虚;故邻虚是色极量。色极量即物质不可再分之最小单元也。称为邻虚尘,此是旧译,新译极微。时量亦尔,极于刹那。最短之时间止于刹那也。亦即刹那乃时间之最小单元,即时间量子也。名量亦尔,极于轻字如伊短音。字乃语言之最小单元也。即此乃最小的表义单位,若再加分析,则为纯音,语言即归于乌有矣。是知语言亦有其量子,即是字。可见真谛法师是将梵文中表义的最小单元,即上文所说的词根翻译为字的。这个短音的伊(i)在梵文中确实是一个词根,其义为去。语言的表义单位与书写单位基本一致,有大体的对应关系。如汉语的每一个特定声调的声韵相拼出的单音节就对应着一串同音字,看字典的拼音检字表可知。梵文有声语言中的词根也是由声韵相拼成的,一定要有韵母,声母可有可无,总之,词根就是由一个韵母为核心在其前后不加或加上一个或多个声母构成,这与汉语无根本区别。而且,与古汉语一样,韵母上也一定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变化。梵文的书写单位与西文不同,是以梵字为基本单位的,梵字以声母为基础加上韵母略号及其它的声母略号构成。如汉字一样,梵字之间等距书写,在由字组成的词与词之间不空格。在词根与梵字之间也有大体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梵字往往就是一个词根,也就是说,梵字本身就是基本的表义单位,但是这一点当梵文被转写为罗马体以后就看不出了。罗马体转写的梵文失去了梵字这基本单位,成了与西文一样的由字母组成词,词与词之间要空格。也许只有靠转写,梵文才能显得象是西文的亲戚。看原本的梵文,二者迥非一类,一目了然。西文的书写单位与其表义单位也是一致的。西文的书写是由字母组成词,词是西文的书写单位,所以词与词之间要空格,而西文的表义单位也是词,二者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字母对应音素,字母平列组成单词就对应有声语言中由音素直接组合而为最小的表义单位——词。所以西文书写直接由字母平列为词,也就表明西语中的表义单位是直接由音素组合而成的。在近代印欧语系的研究中,西人受到梵文有词有词根的启发,也在拉丁文希腊文乃至英文法文中发现了词根,其实这是东施效颦,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我们说词根是梵文的基本表义单位,因为一切梵文词句都可还原到其词根表中去,运用梵文的语法规则将词根加以变化就构成一切词句篇章,所以词根确是建筑梵文大厦的最基本的砖石。但是对西文能如此说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无论是拉丁文希腊文还是英法等文,都没有一套规则让我们仅凭词根就构造出所有的词句篇章,事实上,所有的西文的语法都是围绕着词来展开的。这就说明,西文中的词根与梵文词根在各自语言中的地位根本不同。词根不是西文的基本表义单位,西文的最小表义单位是词。而且在遇到梵文之前,西人从不知有词根之事。那麽词根在西文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可想而知: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是别人有我也要有的摆设罢了。汉语梵语表义的基本单位是两级,都是有字有词,其中的词都是由一经造出就可永远不变的既有的字所构成,而且这些由字构成的词的词义根据字义就可知晓,不需另外学习。西文中表义的基本单位只有一级,没有字只有词,所以每一个新事物新概念出现都需另造新词。英语则以多音节表义,也就是说英语的基本表义单位直接是多音节的单词而不是象梵文那样是词根,象汉语那样是字。单音节表义的汉语与梵语组合性构造性都极强;他们常用的基本表义单位的个数也差不多,都在两千左右。用这两千左右的字或词根用既有的单音节表义单位按既有的规则组合成词就可以表达三世十方无穷无尽的任何概念和事物。而英语不存在字或词根这个单位,直接以词表义,那麽相比汉语和梵语而言,也就没有什么构造性和组合性了。基本上每出现一种新事物都需要新造全新的音素(字母)组合去表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和梵语都是起初就已经完全成熟圆满的语言,而英文一类的西文就是永远幼稚不可能成熟的语言。对于学习者而言,只要掌握了有限的几千汉字,汉语的学习基本上就算大事已毕,以后尽可以不变应万变了。西文可不行,不掌握十万二十万的单词,根本不能用。想一想,学习者需要记忆几万个乃至十几万完全陌生的符号,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即使如此,还是有着大量的生词根本不认识,所以也仅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勉强应付,一到自己不熟的领域,还是看不懂那些书上的单词如同遇到了外文,也就真正隔行如隔山了。汉语书绝不存在隔行了就看不懂字词的问题。因此有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德语等,却从未闻有专业汉语之事。在未来,整理完全失去本源与统摄陷于彻底分崩离析状态的西学,使天下学术重回有统,就只能是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重任了。相形之下,汉语是多么好学好用,而英语等西文是多么难学,英文词汇总量已达百万之巨,这是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掌握的,所以英语可以说是永远也学不好的语言。
所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汉语的优势和西文的捉襟见肘,可一目了然。所以吾人仅凭语言的差异,也可断言,西方必将衰落,东方必将迅速重回主导地位。英语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构建庞大繁杂词汇库的过程,目前已达百万之巨,仍将无限膨胀。语言为世间安立运作之枢纽,维特根斯坦亦以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掌握语言就是掌握文化。所以当西方文明对于其一个个象毒瘤一样无限膨胀的庞大词汇库再也不能驾驭的时候,也就是西方文明到了崩溃的时候了。而对于自己的语言永远能够掌握裕如的中国文化,也就注定是青春常葆的文化。梵语久已退出官方语言的地位,现今在印度已近失传,所以印度文明也已经基本中断。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保护我们这种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不受西语的污染和错误改造,恢复她原本的面目是有着多么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保卫中华文明的根本一招。那么我们的取消现有的已被西语严重改造的语文而恢复蒙学经史的原本汉语文教育,就确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根本措施了。
因为汉语强大的组合性和完美构造性,汉语可用尽量少的音素来表达事物和概念。所以现代汉语中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的词是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三音节即以上的词仅占百分之三。英语缺乏构造性,对新事物都需要重新构造字母音素组合去表达。这样随着事物的增多,英语单词会越来越长。据统计,在现代英语的六万基本词中,单音节与双音节词仅占百分之十,三音节及以上者占到百分之九十。表达相同的内容,用现代汉语所需的音节数仅相当于用英语的三分之一,因此即便英语的语速要比汉语快许多,这大大影响了听的准确性;同样的内容用英语说出所用的时间还是要比用汉语长至少一倍左右。表达相同内容的文字材料西文也比中文长得多。有这样的说法,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文字材料中,即使盲人也能立刻就能找出用中文打印的那一份,因为总是中文的最薄。直接用多音表义无构造性令词句太长除了影响表达速度之外,更严重的是它影响思维速度。可怜啊,随着知识爆炸,使用西文的人思维速度反而还越来越慢,所以不仅是无限膨胀的词汇量令西方人难以驾驭,一天天见长(音常)的词语也让他们越来越难以应付这个日益繁杂的知识科技的世界了。因使用单音表义具有完美构造性的简洁的汉语而思维速度最快的中国人在这个时代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唯独汉语和中国人不惧知识爆炸,看来中华文明的复兴必是不可阻挡了。据此可以断言,如果美籍华人大部分回国,美国科技优势的丧失将要比一般预测早得多。
3)英语文的可辨别性很差
另外英语中无元音与之结合的辅音(梵语谓之半音)太多,语速又那样快,故容易听错。汉语根本没有半音,全是响亮的音节,语速又慢,故不易听错。而字母文字的可辨认度较图画式的方块字显然要差许多。对于同把汉语和英语做外语的人来说,看英文书显然要比看汉文书费劲,看手写的文字就更是如此了。
4)英文的拼写不规则使其成为表音文字中最差的一类。
另外,说英语语文一致,但其发音与拼写又不完全一致。它有不象俄文梵文与汉语拼音那样,发音与拼写精确地一一对应。这样英语就有西方拼音文字的全部缺点,而又不具有语文精确对应的那一类拼音文的优点。以上的三条缺点是西文所共有的,而语文精确对应的拼音文的优点是会说这种语言的人只要学会拼写规则,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背单词的拼写,就可以读懂其文字。这个优点还是很大的,让学习者省去了大量背单词的时间。在基础教育中,比如俄国的孩子可以很早就进入阅读,而英国孩子和按照新法教学的中国孩子则迟迟不能进入阅读。早进入阅读,对智力开发大有好处;老是不能读书,大大影响了智力发育。我们上文说过,英文至少要有两万单词中文要两千字才能读报,英美的孩子要掌握这两万英文单词的拼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今天中国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到小学毕业要求掌握两千五百字但事实上多数孩子达不到;这样今天的中国和英美的孩子大约都要到小学毕业才能达到读其母语报纸的水平。据说美国的教育比中国更失败,好多孩子到初中还不能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写不出一封简单的书信。小学阶段的四则运算也掌握不了,简单的十以内加减乘除都不会算。因此引入中国孩子玩的对二十四扑克牌游戏,结果大见成效云云。而俄国孩子最迟到三年级已经能顺利做到这一点。张志公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才提倡恢复先大量集中识字的古法。而英美孩子要想迅速进入阅读,舍大量集中识字也别无它法。但是中国孩子的任务是两千,而且是每一字都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极好认的图画一样的汉字;而英美孩子的任务是两万,且是拼写并无一定规则的字母文字。英国孩子在三百年前甚至一百年前,可不须要记这么多,那时的总词汇量有没有两万还是个疑问。这是认和读的问题,比起写来还好,因为必竟是表音文字,看到书上的单词读音总还可以懵个大概。拼写不规则给写带来的困难来更大,因为拼写规则很复杂并且还有许多例外,因此将读音依照规则还原为正确的拼写是做不到的,只有靠死记硬背。看来英文拼写不规则所带来的问题在今天知识爆炸时代尤其严重起来,难有解决的妙法了。
有了以上的论证,那麽我们认为英语文是垃圾语文就不是故作贬低之词而是颠扑不破的定论了。事实上,英语等西文是开化未久的西方蛮族东拼西凑补缀牵合出来的极为低劣的蛮夷语文,是人类语言迷失其高级本源退化至极的产物,其作用终究是要导致用之者的文明之崩溃,谓其非垃圾语文不可得也。西文如此不堪,其与梵文的差异不啻天渊,近代的西人却非要说两者的关系最为亲近,将两者硬扯在一起称印欧语系,这些人的脸皮也太厚了吧!

2.3.2全民学英语是对中华民族智力财力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英语是如此的难学,其常用单词两万,次常用单词六万,没有两万词汇量别想读报,没有三万单词别想把周刊读通。要能读专业书籍,进行科学研究,不掌握八万十万的单词是不行的。而我们的英语教育,到博士毕业,学生掌握的词汇量充其量在一万上下,根本达不到读报的水平依笔者自己的经验也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大学生研究生四级六级甚至八级都考过了,根本比英美国家小学生的水平还差得远。所以我们的全民学英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在做无用功。学习外语,花费了大量时间占总学习时间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可是除了用于通过考试之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真得很难说出有什么其它用处了。以笔者为例,笔者的语言天赋当不在差等之列,中考英语曾居全县榜首,直到大学每次考试都是全专业第一,可是硕士博士读下来,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去学习英语,笔者的水平还是远远达不到实用的程度,中国日报还是读不通,直接读英文哲学原著就更做不到了。所以基本上从不看原著,都是看译本。外语对笔者而言确实没有派上过实际用场。所以,这就是对全民族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假如把这些时间用于读翻译的著作以及从事科研,不知要多出多少成果。

   全民学英语还是对财力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国家用于小学初中英语教育的经费每年就高达1000亿人民币,而20年中全国的希望小学仅募得52亿。仅在义务教育阶段从教的英语教师即达百万之众。一个网络作者说:“英语教育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产业链。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学习者达几亿。包括各种培训学校,补习班;五花八门的考试、测验;种类繁多数以万计的英语课本、参考书、辞典,各式各样的教育器材,等等。英语考试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毒瘤,正在吞噬着国家的巨量财富。”(《英语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刀子》)
   

2.3.3全民全程学英语,严重伤害了母语的学习,是全民族汉语文水平总体严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晚清《学务纲要》云: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初等高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均以汉文讲授,一概勿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必俟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考取中学堂后,始准兼习洋文。计学生入中学堂时,年不过十六七岁,口齿不患不灵。各省官私所设初等高等小学堂,均应一体遵办,均不编洋文功课。惟童子正在幼年,仍以圣经根柢为主,万不准减少读经讲经及中国文字钟点。至于在初等小学时,断不宜见兼习洋文。(《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6页)马一浮先生亦主张英文几何之类,不必人人习之。从幼年即开始学英语,大大干扰了母语的学习。也可以说是外语与母语的两败俱伤,母语和外语都不能学好。国人的汉语水平每况愈下,除语文课本身的原因外,同步学外语对母语造成的强大干扰与伤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象辜鸿铭先生那样的语言天才,普通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学好两门语言。所以双语环境对于多数普通资质的人来说,并非一般想象的那样是语言学习的好环境,其结果是两门语言都是马马虎虎。有一个事实是,伟大的作家很少出现于双语的国家和地区。所以仅就学外语的正途而言,也绝非是学习的年龄越早越好。中国的精英们提出:三至七岁是学习英语最佳年龄段,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甚至有零岁方案,从胎中教起等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没有任何依据,是为美国的文化侵略张目的骗人说辞。语言是建构一个人心灵的基本材料。若在生命早期,有两套语言同时参与心灵的构建,这两套材料于幼儿的心中不断竞争冲突,这样的结果将是心灵塑造和语言学习的双重失败。以上所引晚清学务纲要之所以谆谆强调: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各省官私所设初等高等小学堂,均应一体遵办,均不编洋文功课;在初等小学时,断不宜见兼习洋文;均是有鉴于此。过早兼习洋文,定会抛荒中学根柢。也就是说过早学外语,一定会动摇学生心灵中的中学根基,造成一个不中不洋甚至崇洋媚外的心灵;也会大大伤害母语的学习,使母语教育的水平下降。所以晚清教育给出的外语学习时机是较为合理的。十六七岁(即十五六周岁)相当于现在的高一高二,这时经过小学十年的学习,中学的根柢已经稳固,又还没有过学习语言的年龄。这时学外语就不会伤害汉语了,因为汉语已经牢固掌握;也不易再造成崇洋心态,因为忠君爱国思想和对圣教的尊敬也已经深入内心。若方法得当,这时学外语的效率应该是很高的。
    我们的大纲规定: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实际上在英语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催动下,许多地方特别是城市都自发地从一年级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学。这显然是过于早了。其必然会有的两个危害:崇洋和汉语水平下降,都已经很明显很严重。我们的基础教育本来就存在教做人的缺失与教语文教知识的失败这样的大问题,太过早学英语真是雪上加霜了。
2.3.4全民学外语大大阻碍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
英语与现代化与先进科学技术没有必然联系。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公报宣布,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有49个。而这些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大部分是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甚至还接受了西方的宗教和文化,但是只方便了人才流失,我们根本看不到这对他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有多少帮助。所以英语只是一门语言工具,它成为世界通用语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并非由其本身的优点造成的。由上文可知,英语不仅不是优秀语言,反而差不多是最劣质的语言。而且随着知识爆炸的进展,它的先天致命缺陷将愈加凸显暴露无遗,英语将日益成为科技创新、学术研究和交流的严重障碍,这种愈形严重的缺陷终将迅速导致美国科技优势的丧失,英语对于英美将愈来愈成为沉重的文化负担。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现在它还与先进科技联在一起,如今我们还要继续四化的征程,我们当然要学习它,但是不需要全民学习。
反对取消全民学英语者的主要理由是: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际学术论文是用英文写成的。互联网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际交流资料也是用英文写成的,而且全球绝大部分的发明创新都来自英文世界。所有的先进技术都掌握在英美国家手里,我们不会英语怎么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呢?这恰恰是我们反对全民学英语的理由。因为这里混淆了学英语和全民学英语这两个概念。人的语言天赋有着极大差别,而且英语的劣质性导致要精通它必须花极高的成本。所以合理的办法显然是让少数人专门学习,终身以之,学通学精,然后由他们系统及时地组织翻译,普通科研人员只须读译文即可。因为科技方面的内容是最适合翻译的,最能译的准确,又不是文学需要体会原汁原味的美感,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自己去读原著。日本在这方面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参考。这样全国人不知要省下多少宝贵的时光,可以去做多少学英语之外的有益的事情!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可以因此大大增加用于科研的时间,一定会多出成果。这确是我们搞四化的最佳选择。
相反,全民学英语一定会对四个现代化造成障碍。首先,根据上文,这一方面浪费了大量时间,影响了科研出成果。更严重的是它导致汉语水平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呢?错别字病句连篇,字写得极难看且认不得。而语言能力与智力思维力的关系至为密切。一个母语水平差到这样程度的人很难说他有多高的智力和思维力。也就是说全民全程学外语导致全体中国人的智力水平总体严重下降,搞科研的人也不例外,其智力水平较钱学森先生那一代用较今天合理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要差许多。智力水平差了,又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样就将令我们与许多本来可以做出的科技创新无缘,也就大大地拖了四化的后腿。
2.3.5全民学英语大大削弱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上文已言,过早的学外语,将导致心灵塑造和语言学习的双重失败。也可以说是心灵培养汉语学习外语学习的三败俱伤。在儿童的幼年时期,最佳的就是给他一套极精华的集语言教育做人教育知识教育为一体的材料,阅之读之诵之书之,深入其内心,成为其心灵的原始编码,这样就为他一生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做人知识三方面的全面的基础。这是我们古人的做法。
我们今天的做法正是前面一种。因此现实中的情况就是英语教育是失败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学英语纯是在做无用功。语文教育是失败的,中国人的母语水平每况愈下;心灵教育也是失败的,现在我们的成年人有问题:他们没有信仰,只信金钱。因为人生向上找不到出路,就一任情欲之下流。娼良难分,好人坏人难分,犯罪率日高,极端行为日多。婚姻家庭危机,离婚率日高,古人闻所未闻之种种性乱日见流行,家庭暴力、代沟等日趋严重。我们的孩子也有问题,他们不懂做人,是非不分,没有规矩,懒、散、乱、差;他们无感恩心、无孝心,所以家长难做、孩子难教;校园暴力、早恋在校园里泛滥。这些都是心灵教育失败的结果。而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不得不归于我们的几乎与汉语同步的全民英语教育。
最为严重的是给英语如此高的地位,大大助长了国人的自卑自贱和对美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败坏了国民对于国家的忠心,降低了民族凝聚力,极大地减损了文化软实力,让我国在世界霸主发动的文化战争面前处于极大劣势。若少有风吹草动,如经济出现衰退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国内局势即可能不稳,甚至有内乱的危险。美国对中国的国内舆论和局势具有很强的操控力,其国民狂热崇拜美国的中国就象一只风筝,线是拿在美国手里的,只要美国稍一动作,中国的舆论和局势就要随之而动。相反如果我们的国民不再崇拜美国,象在毛泽东时期那样,则美国的一些小小阴谋伎俩又其奈我何!
加上以上对于硬实力的影响,所以全民学英语会大大降低我们的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2.3.6解决办法
现在应该取消全民学英语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祸国殃民的荒谬政策了。可喜的是,国家已经在对英语进行调整了。今年开始试点,预计在二零一七年取消高考的英语科目。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待的是:
1)取消小学和初中的英语课甘肃甘谷县已经在全县推行包括取消小学英语课在内的伏羲班模式教育,并且要象晚清《学务纲要》那样严令禁止在小学初中开设英语课。
2) 高中及大学以上开英语选修课。
3)彻底取消中考、高考、大学生毕业、硕博研究生入学、毕业以及职称评定考试中的英语科目。
4)各种外语人材当于外国语大学中培养之。要对现有的外国语大学进行改革,加强中文的科目;于英语等外语细分各种专业,务必包罗完全,使学生各专一门,学通学精。毕业后从事于译书或外务均可也。
5)国家设编译局,广置各种专业,外国语大学学生毕业之后即入相应专业从事于译书。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撤换下来的大批英语教师,可以将其派往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依照我们上文设想的模式,转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这样实为一举两得,一来妥善解决了这些英语教师的出路问题,更妙的是,将这支事实上是在帮美国对我国实施文化侵略的庞大队伍一举转化为在世界各地弘扬我们中华优秀文化和文明的大军。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7:27:09 | 显示全部楼层
2.4恢复正体字

语言文字实在是一个文化和文明的最深层内核绝不能仅仅把语言文字看作一种表达工具,在近代中华文明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冲击力的强大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由外向内,中华渐次失去了其科技物质文明形态、政治经济制度、教育学术制度、最后是价值信仰,只有汉语汉字虽然受到很大损伤文言被废除了汉字被简化了,但毕竟保存下来了,没有丧失,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官方语文。变动一定是从外部浅处最容易的部分开始,语文总是最后才变汉字革命汉字拼音化及简化运动是中华文明退却到最后才发生的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后续反应,也最难变;这个事实就说明,语言文字在一个文明中的位置最深最靠里正因为文字是一个文化和文明的最深内核,所以文化文明才都以文命名。好像在物质生活习惯上,我们的衣、住、行的方式都变了,只有食的方式没变,还是中国的。最近舌尖上的中国风行海内外,看来是中华文化复兴即将走向世界的徴兆。行就是出行,显然在最外面,首先西化的也就是这个方面,火车、汽车、轮船等是最先引入的。住的房屋比交通工具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它更靠里,西式建筑在晚清也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城市生活。衣比房屋靠里,因为它是直接贴在身上的,到民国衣制才大变。食是最靠里的,因为它要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化为我们的血肉。这最里面的也最难变,所以饮食习惯至今不变。历数我们的文明,能大体保持下来的就剩这两个东西了:精神方面是我们的语文、物质方面是我们的饮食。假如这个最深的内核也丧失了,那么一个文明将万劫不复。所以当1935年和1956年南京政府和新中国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中华文明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汉字革命包括简化字运动、拼音化拉丁化运动。革命者,革除其命也。正是一波强于一波的西方文化冲击终于达到了我们文明的最深处,其最深内核也行将不保的表现。从商朝中叶至今,汉字历史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商朝中叶到秦朝的一千余年,是汉字的演化期,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演变,至小篆基本定型,小篆可视为汉字定型化的始宗;第二期秦朝到清末的两千余年,是汉字的超强稳定期,汉朝隶书定型、晋朝楷书定型,小篆、隶书、楷书笔画仅微有差异,不过为三种不同字体。直到清末,三者并行,以楷书为主,一直未有变化。第三期清末到1977年(是年公布第二批简化字,旋即作废),是为汉字革命期。自1956年后,大陆地区进入简化字时代,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总表就是汉字革命的主要成果。汉字在第二期保持两千余年稳定不变,其间有盛世有衰世,汉字都未受到影响。这个事实说明,楷书出现后,汉字已达到高度的圆满成熟,没有再改进的余地了。汉字革命完全是近代中华民族失去文化自信的产物,是过度西化之尤,无任何合理性,实与决不可得也。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这是中国人失去文化自信后整整一个时代的共同意识。我们的精英们先是发明并推行注音字母,后来又实验希腊字母,最后选定了拉丁字母。殚精竭虑,一心要用拼音文消灭汉字。但是一下子拼音化又做不到,于是就先简化,作为向拼音文的过渡。1923年钱玄同发表《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这是我国第一个简化汉字提案。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简体字表》,收字324个,因时任政府考试院长的戴季陶先生为汉字请命,旋即取消。建国后,汉字简化运动才真正得到国家政府的推行。1954年12月,在国务院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原来的想法是用八十到一百年时间把通用汉字分批次全部简化。1956年,第一批简化字方案实施。1977年曾公布第二批简化字,稍一推行很快就取消了。至今近四十年过去,仍不见新一批简化字出世。可以认为,1977年第二批简化字的取消,就标志着简化字运动乃至拼音化运动以及汉字革命运动的结束。现在,没有人再提汉字拼音化了,汉字进一步简化似乎也久已淡出了人们的议题;相反,恢复正体字的呼声日高,正体字早已在民间悄然回归。汉字终于挺过了难关,今天的人们日见明白,汉字拼音化是走不通的死路,汉字简化是有百弊无一利的极其危险的自己瞎折腾。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现在是我们更正简化字这个历史性错误的时候了。
汉字简化的三个主要理由:一易识易记利于扫盲、二可减少汉字总字数、三书写简便快捷,前两条都不合事实甚至适得其反。说简化字比正体字易于识记全然没有道理,因为人对图画式的方块字的认识和记忆都是整体性的,绝不是分析成一划一划的。所以一个二十划的字绝对不比一个五划的字更难认,一个三划的字也不会比一个十三划的字易记。正体字由于笔画分布的范围宽广,使字与字之间的区别特征明显;简化字把大量常用字的笔画都减少到了十画以下,大大降低了字与字之间的差异度。所以事实正好相反,正体字恰恰比简体字易于识记。减少字数的实效,除规范异体字外也适得其反。因为我们并不能因为有了简化字而彻底摆脱正体字,也将永远无法摆脱或消灭它,所以汉字简化的结果事实上是汉字的总量又增加了两三千个简化字。第三条书写简便虽有点儿效果,却也因为计算机的普及而近乎失去了实际意义。
但是为了这一点点今天已近乎失去实际意义的书写简便,我们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这就是:打乱了造字的原理,混乱了汉字系统,损害了汉字的表义功能、因字形简化造成误写误识;减损了汉字原有的外形美感;损害了圣贤造字蕴含的纯正义理;严重创伤了汉字两千多年来基本稳定的历史链条,割断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破坏了汉字文化圈的文字统一,造成了世界范围的汉字双轨并行的状态,也从而出现了自秦书同文以来文字使用最混乱的局面。
简化字的制定,相当草率随意,缺乏系统性和逻辑一贯性,打乱了汉字的造字原则,给汉字系统造成了极大地混乱。正体字严格按照六书中前四种前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系造字法,后二种转注假借属用字法来造字,有着秩序严整条理井然的表音与表义的部首系统,但是简化字制定的随意性破坏了六书中前四书的造字原则,打乱了汉字的部首系统。刘丰杰先生在《復繁體字利弊辯議》一文中说:一个“又”字,竟然取代了原来的十多个偏旁。如“漢”简作“汉”、“轟”简作“轰”、“聶”简作“聂”、“雙”简作“双”、“對”简作“对”、“聖”简作“圣”、“鳳”简作“凤”、“戲”简作“戏”、“僅”简作“仅”、“鄧”简作“邓”、“疊”简作“叠”“鷄”简作“鸡”、“觀”简作“观”等。这大大破坏了六书的造字原理,除原本就是正体的圣字外,这些新造字依据说文圣属会意字,是象形指事,还是会意形声?只能说都不是。又,禮简作礼,禮原本会意,而礼则非象形指事,亦非会意形声;而为纯符号。又,糞简作粪,亦全无道理,全不合六书也;正体糞从米異,谓糞乃米变异而来也;今粪字从米共,则会出之意大与字义相反,诚极其荒谬也。简化字不再严格按照六书中前四书来造字,使有的汉字成为不合六书任何一书的纯随意性符号,有使汉字垃圾化的危险。汉语书写系统有严密之构造性,严格说要分为三个层次,即文字词也。此与梵文又相类,梵文之基本结构亦为三层,即词根词干与词也。文即由指事象形二书造出之单体字,大体相当于部首。字即由会意形声将单体部首组合造出之合体字。词则由文与字组合而成。故汉语之构造性不仅体现在由字造词这个层次,即在字本身也有严格之构造性,非全体由笔画直接造出也。这中间有文这个层次,即先由笔画成文,再由文成字也。汉语书写系统有如此严密之构造性,为其学习掌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与垃圾式的直接由字母(字母相当于汉字的笔画)成词的毫无构造性可言的拼音文怎可同日而语?而近世以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包括中国自己都对汉字群起而攻之,其理由竟是汉字难学,黑白竟至如此颠倒之甚也。简化字不再严格遵循六书原理,有向无构造性的拼音文靠拢的倾向,所以我们说简化字有使汉字垃圾化的危险。以下是刘丰杰先生举出的简化打乱部首体系的例子:金食言之原字保留,作偏旁时却分别简作钅饣讠;原單简作单,但戰却简作战;原咼简作呙,但過却简作过;陽被简作阳,但楊却简作杨;溝简作沟,而講却简作讲;霸和灞均末简化,却唯将壩简作坝;原備、鞴等同旁,而唯備简作备;无论作为繁体还是简体,登、噔、蹬、噔、澄、磴、镫、凳,都保留了登的原字,但却将鄧简作邓、将燈简作灯;等等不胜枚举,这都严重地破坏了汉字部首系统的统一性。还有就是随便取一个早已存在的正体字去代替另一个音义都无关的字。如以圣代聖,说文:圣,汝颖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从又土,读若兔、鹿、窟。以沈代瀋,沈原音晨,与沉为异体字。以价代價价原音介,义为善。以宁代寧,宁原音住,宁立之宁义为久。还有,听原音银,张口笑也,被用于聽的简体;猎,原音希,被用于獵的简体,但山海经中本有兽名猎獵,于是简体版只能注音加以说明:猎(音希)猎。另外一种情况是用一个同音的正体字去代替另一个字。机原是木名,被用于機的简体;异原义是举,被用于異的简体等等。这些都大大给整个汉字系统带来了混乱。
简化归并了大量同音字,大大损害了汉字的表义功能。汉语是一种单音节表义的语言,看字典的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可知,声韵合成的音节不过四百上下,这里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音节会对应许多个义项。汉语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是,以四声增加单音节的表义功能。但是即使给音节加上四声以后,一个特定调的音节还是要对应多个不同的义项。意义的区分在有声语言中就到此为止了,在书面语言中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这就是给这些义项各造一个汉字,这一串音调都同的字互为同音字。所以同音字大大有助于加强汉语的表义功能。但是在拼音化的大背景下,盲目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是从表义性到表音性,从复杂到简单的进化,这真是极其混乱的思维。因为按照现代进化学说,明明从简单到复杂才是进化,如生物进化是从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进化到复杂的多细胞生物;社会进化是从简单的原始社会进化到日见复杂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宇宙进化是从简单的星云进化到复杂的星系。这里竟然将文字从复杂到简单叫做进化,而且这种简化并不与其传达信息功能的加强同时,而确是大大损减了其有效准确传播信息的功能。这显然是退化,而绝非进化。将无比优越的汉字代之以低劣的垃圾式的拼音文,也绝非进化,而是大大的退化。简化字为了达到加强表音性并减少字数的目的,大量采用了同音兼代,就是取消原是同音字的两个或以上字中笔画较多的字,将其义项归入另一个笔画较少的字。如将後来落後先後之後并入皇后太后后羿之后,将生薑之薑并入姜姓之姜,将头髮理髮之髮并入出发发生之发,将徴兆徴祥之徴并入出征征伐之征,将雲雨之雲并入人云亦云之云,捨弃之捨并入房舍之舍,穀米之穀并入山谷之谷,睏睡之睏并入困难之困,發佈佈道佈景之佈并入布疋布衣之布,遊行之遊并入游泳之游,拜託之託并入托起之托,颤慄之慄并入栗树之栗,老闆(经营之主人)之闆并入木板之板,鐘錶之錶并入外表表面之表,一疋布之疋并入一匹马之匹,米麺之麺并入脸面之面,揹东西揹负之揹并入背反背诵之背,裏外之裏、被裡这裡之裡都并入乡里里程之里,瞭解瞭望之瞭并入了断之了,蘋果之蘋并入苹草之苹(蒿草)等。同音兼代其实是古人早已摈弃的假借方法的回流和将错别字合法化,是倒退而非进步。还有一种归并同音字的方法是将两个字同时简化为一个笔画较少的新造字,如将原正体字髒(不干净义)和臟(脏腑义)均简化为脏严格说来髒(不干净义)和臟并不同音,一为平声一为去声;这样的归并太无道理,凭空又造出个多音字来;且用同一字既表五臟又表肮髒,大坏义理,烧火冒煙之煙与菸草之菸均简化为烟等。总之同音字的归并大大降低了汉字表义的精密度和准确性,甚至败坏了汉字的义理,也给汉字系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混乱。
简化大大加剧了形近字之间书写混淆的问题。简化的当初,只考虑减省笔画了,不意制造出了大量的形近字,大大降低了汉字的可辨认度。这个问题在印刷体中还不明显,在快速手写时就非常突出了。刘丰杰先生指出:如将“貝”简作“贝”,在快速书写中很容易混淆于“欠”字;同时,原“見”字简为“见”,有时也会与这两个字混淆难辨。另外,快速书写中,“风”和“凤”、“陈”和“阵”、“车”和“东”、“马”和“写”、甚至“几”和“12”……等之间,都可能产生含混难辨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决不仅此,难以尽举。部首的简化,还会使许多与其相关的字,在快速书写时混淆难辨。如将原“言”字旁参用行草简作“讠”,就很容易与“水”字旁部的许多字产生混淆,此可例如:(计汁)、(许汻)、(订汀)等多达几十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常用字。借用信息理论來看,繁简利弊说到底还是个信息编码原理問题。如果不影响通信质量(有足够的抗噪能力),信息编碼当然越简单越好,以利于通信容量和通信速度的提高。如果简化编碼影响到抗噪能力或通信质量,“加大消息的多餘性”就难以避免。如果选择了抗噪能力差的简化编碼,也就不可能不影响到通信质量。(刘丰杰《復繁體字利弊辯議》五、简化字书写简便中的缺点)
简化减损了汉字原有的外形美感。汉字的创造除要合于“六书”原理外,也包含着很强的外形美原则。正体汉字就象一幅幅各具韵致的图画,单个字匀称均衡充实饱满,布局成篇则疏密相间错落有致,都给人以深深的美感。因此只有汉字文化圈产生了书法艺术,日本的梵书艺术也是衍生于汉字书法艺术。在印度并未闻有书法之说也。简化字只顾减省笔画,严重地破坏了这些原则;因此不管是单个字还是布局成篇,美感效果都比正体字差多了。如,厂(廠)、广(廣)、圹(壙)、气(氣)、忾(愾)、矿(礦)、旷(曠)、犷(獷)、邝(鄺)、扩(擴)、飞(飛)、尸(屍)、产(産)、浐(滻)、铲(鏟)、护(護)、沪(滬)、泸(瀘)、汇(彙、滙)卢(盧)、炉(爐)、严(嚴)、俨(儼)、礼(禮)等简化字,就破坏了正体字原本的均称,显得头重脚轻,重心不稳,严重失衡。東、見、貝、頁、風、車、貞、馬、鳥、倉、尞、侖、專、門、氣等正体字原本中心饱满、整体均衡;其简化字东、见、贝、页、风、车、贞、单、马、鸟、乌、仓、了、仑、专、门、气,则变得中心空虚,整体失衡。而这些字都是部首,因此这些美感缺陷就衍生到无数由他们组成的合体字中去了。刘丰杰先生指出:简化字普遍减少笔划的结果,恰恰是削弱了原正体字成行成篇组合时所具有的疏密深浅对比,及从而产生的节奏乃至律动关系。这种缺陷在书刊报纸等大块版面上似不甚明显(较之正体字版面会整体降低色度),而在以较少的文字组成书名、标题、产品装潢上的商品名或牌匾等时,便尤其显得松散、平淡、缺乏疏密对比和视觉力度,当然也就缺乏美感。现在,被简化的相当多都是常用字。汉字使用频率调查结果,一等常用字1010个,次等常用字490个,补充常用字500个。而我们又恰恰提出“优先简化常用字”的原则,这就使笔划少的字相遇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出现审美遗憾的概率也就会更高。(刘丰杰《復繁體字利弊辯議》八、简化字损害了汉字的形式美)
简化字损害了正体字中蕴含的纯正义理,大有害于世道人心。语言文字与世间法的关系至为密切,一方面它是人心业力的最深层表现与反映;另一方面又对世道人心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一种文明就是一群人的共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就是塑造和维持这种共同生活的枢纽,维特根斯坦曾力主不存在私人语言,这是正确的;语言从来就是公共的,对于个人而言,语言从来都是早已先在的不知何始的共同生活给予他的,而不是他自己任意发明的。所以上文说语文是一个文明的最深内核,其根据在此。语文作为文明的核心,它一方面是私人乃至教育学术和政治经济这些公共生活的最深发动者和决定者,另一方面这些深浅不一的公私生活也会或迟或速地影响到语文本身。而所谓的生活,无非就是人心的动作,也即是造业。所以一切公私生活即世间法或世道的根本还是人心。那么语言与生活以及文明的关系也可以归结为它与人心的关系。这种关系即是上文所说相互地影响和决定的关系。语言文字是人心业力的反映,所以它会随着后者的变动而变迁。汉字之所以在秦以后至晚清的两千余年中保持不变,除了它本身的原因即已经发展至圆满成熟境界无甚改进的余地外,也与这两千余年中华文明本身也处于超级稳定状态、世道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化人心都无大变化有关。在吾人的春夏秋冬周期学说中,这个阶段正是一个完整的秋九月阶段。晚清以来,世道大变,依周期说自鸦片战争始历史进入冬的阶段,即世界由中华主导的小康世进入西方主导的据乱世,西方文明如同洪水猛兽不可阻挡,所到之处淹没吞噬一切。人心也大变了,恬淡淳朴的古风保不住了,纵欲的洪流随着西方人到处泛滥。世道人心大变了,语言文字也不得不变。文言被取消,代之以西化的白话,正体汉字被简化了,代之以作为向西方化和拼音化过渡的简化字。汉字从正体到简体的变动反映了世道人心从小康向据乱的变迁。世道大乱,人心不古,所以简化字的特点就是全方位的混乱和圣贤造字义理的损伤,前者已在上一条详述,这里谈义理受到损伤的问题。
義与义。義,说文曰:己之威義也。段注:義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故文王我将毛传皆曰義善也,引申之训也。说文:从我从羊。段注:威儀出于己,故从我。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谓仁必及人,義必由中断制也。羊者,与美善同意。按:義的本义今由儀字表之,今所用仁義之義为其引申义。此为会意字,从我是因为義与仁相对,仁者爱人,以他人为重心;義则一出于自己衷心之裁断,以我为重心。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什么事情都讲中道,不偏在一边。西羌之俗尚義(故羌亦从羊也),故偏于自我中心损人利己;东夷之俗尚仁,又偏于舍己从人中心无主。又,南蛮尚智,北狄尚礼;总之四夷皆有所偏,只有中国六艺之教的文明得五常之全,合于中道而无所偏。義从羊者,依段注表義即是善即是美也。又依说文,羊祥也。故心行合義,必与吉祥之事相伴随。故此字中实蕴含有《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庸》大德必得禄位名寿之德福一致的中华文化根本原理。简化的义字当从乂和弋而来。三者今读音全同。说文:乂,芟(按;今云割)草也。从丿丨(捺)相交。段注:象左右去之,会意也。乂为刈的本字,刈,割也。说文:弋,橜也。象折木牙锐者形,厂象物挂之也。今义字当系由乂与弋合并而成,或曰将弋字除点外之部分以乂替换而成。乂与弋,一为割除一为摧折,故今之义字即隐以割除剪除摧折为道宜也。本来義字确有以智慧裁断之意,故咋一看今义字以乂弋为之似乎不无道理,亦合同音相训的原理。但细思之,则大不然:为其暴戾之气过重也。古之義字多么吉祥,今之义字多么凶暴。与此相应,中华古人的天下是多么祥和,今之天下多么乖乱。科学日炽,杀机愈广,极足悲也。且古之義字从我是强调克制自己,今之义字无我故必顺习气制裁他人。美国式的正义就是今之义的典型。那么义在六书中属哪一种呢?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一点显非表音,说是表义,又说不出表何义。仁義二字可谓中华文化之最关键的两字,今将義简化为义,不能不对世道人心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简化义字还是一个部首用字,所以这种乖戾之气也就随之进入到了所有用义做部首的字里;如仪、议等。又,侖,条理倫次之义。今将侖简化为仑,从人匕,如此一来则仑又为一不合六书之垃圾字,从人匕,并不能会出条理倫次之义。匕之古义虽为饭勺,然此义今已废,今义为匕首。侖为一重要部首用字,以之为偏旁者不下数十之多,今仑从匕,凭空添了不少杀气。人倫、倫理之倫,論議、論理之論今皆改从仑,细思之可惧。     
禮与礼。禮,说文: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段注:禮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禮字从示。豐者,行禮之器。禮,于六书为会意。禮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甚是重要,中国文化是仁義之道,也可以说是仁禮之教:一切中国制度,皆归于禮,而所以行之者,则内心恻怛质直之仁。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字却被随意简化为礼,则尊重之意全失。礼,形声乎,会意乎?皆非也。故为一不合六书不知所从来的垃圾文字。乚,说文:匿也,象迟曲隐蔽形,读若隐。按:今读若義。这个乚,做声旁,不能表禮之音;做表义部首,不能会出禮之意义。禮本光明正大据于庙堂之上者,科学教反传统时代则已沦落为藏匿于民间者,故今之礼字才以乚代豐乎?这些字真是在有意侮辱斯文啊——如此尊贵光明神圣之禮乐文化却被造字者暗示为见不得人之事!又,禮与義,字形皆饱满均衡,具有美感,正善美合一之表显,令人一见而生爱好向往;而简化后的礼与义,则生硬失衡,面目可憎,无形中已令人隐起厌恶之心。又按:日文中亦将禮简化为礼,中文禮字的简化当系模仿自日人。其实近代以来中文受日文影响很大,许多现代词语都是从日文中传来的,如社会、牺牲、团体、影响、机关、组织、运动、冲突、代表、舞台、报告、困难、观念、民主、科学、唯一等等,不胜枚举。(参見晚清《学务纲要》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条。张百熙集45页)
许多人会感叹礼仪之邦,今已不存;这不能不说与将正体之禮儀简化为礼仪有关也。礼成了要藏匿起来的不光彩的事情,仪里又有如此重的暴戾之气,如何还会有禮儀之盛呢?要想重回禮儀之邦,当自恢复礼仪之正体字始。
墳与坟。与此相关的还有将墳简化为坟,与墳同声旁的字有賁、憤、噴等,都按照部首一贯的原则简化为贲、愤、喷,只有墳被简化为坟,这不得不说是造字者之显意识或潜意识的有意为之。坟,会意字,从土从文,不仅要斯文扫地,还要将斯文彻底埋葬入坟墓也。这正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打倒吃人礼教之义理观念之贯彻,而后来就直接导致了文革破四旧更加彻底全面根除传统道德思想之做法。
聖与圣。说文:聖,通也。从耳,呈声。段注;聖从耳者,谓其耳顺。按:聖,形声字。从耳者,谓其耳顺,所谓声入心通,正观音耳根圆通从声音通道之法门也。故聖者,全体参通天地人三才之道者也。引申义段注云: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聖。说文:圣,汝颖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从又土,读若兔、鹿、窟。圣原本是一与聖字风马牛不相及音义皆无关之正体字,不知何故,竟被随意拿来替代了中华文化中如此尊贵的聖字,这难道不是故意欺文侮聖
吗?圣代聖后,亦成为一不合六书之垃圾字。因为聖圣二者音义皆无干,故非转注假借也。
用又土会意又不能会到聖之义上去:胼手胝足致力于地的劳作与通达三才之道何干?
親与亲。说文:親,至也。从見,亲声。段注:至部曰,到者至也。到其地曰至,情意肯到曰至。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親。按:親从見者,只有到其地才能亲见,故以見表至之義。父母至親,情之最至,亦身之常見而常親近者也。今将親简作亲,見字没有了,只余声旁。故今日之人其身与亲身分居两处甚至相隔万里,常不相见;亲情也仅余其表,失去衷心肯至之意了。故有台湾学者说親而无見还叫親吗?也有人说,恢复有見之親字,比提倡常回家看看,更加重要。
愛与爱。说文:愛,行貌也。从夊愛(去掉夊)声。段注:心部曰,愛(去掉夊),惠也。今字假愛为愛(去掉夊),而愛(去掉夊)废矣。愛,行貌也。按:今愛字本是古愛(去掉夊)字加夊造出的形声字,又以之代替了古字,古字遂废。而简化的爱字则把愛字的心去掉,将夊以形近之友字代之。于是去本愈远。正体之愛字只是较古字多一夊,并未少什么。简体爱字则去心,易夊为友;于是本字大受损伤。义理亦随之。正体之愛是发自内心地去利益一切万物与众生,孟子曰:亲亲仁民而爱物;说文:慈者,愛也。爱与慈皆是最广之通名,并未有任何对象范围之限制也。简体之爱字,则明确画出范围,以友为限;爱只及于朋友周礼地官大司徒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此外无与焉。若以友为动词,以友解爱还是一样。因为友爱还只是兄弟朋友之间的事,远非无缘之慈爱与**限之博爱也。辞源:友第三条,亲爱,友好。多用于兄弟之间。友于: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后常友于连用以称兄弟间的友爱。友悌:兄弟相亲爱。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正正体之愛与简体之爱所以异也。中国文化为君子文化,故其愛为真正之博愛,普及于天下之人民与万物而**限。西方文化为小人文化,其爱全是有界限与范围的,是brotherhood,即团体内部之友爱,无真正博愛,故将brotherhood译为孝经之博爱,只是误译;中文友爱限于兄弟朋友之间,故正当翻为友爱也。君子之博愛与小人之友爱其结果大有不同,行前者则天下和谐太平,行后者则天下相争,相杀相害,不至毁灭不止。故一爱字,其于天下之治乱,关系有如此之重也。
護与护。说文:護,救视也。从言蒦声。今简体护字亦形声字,从扌户声。查简化字总表中言部之字,除託并入托外,余皆仍从简体之讠,只有護字改为从扌。这不能不让人深思。盖在古人,重理轻势,故凡事皆欲晓之以理而不愿以势力为之;今人重势轻理,故觉动口讲理只是徒然,以实力说话犯手做之,方是真理。前者是中国古人讲仁義道德的王道,后者则是今人只信弱肉强食的夷狄之道。故今护字废言从手,深刻反映了世道之变迁,其造出施行以后,又不得不对人心造成重大之影响也。
另外,汉字作为一种图画式的文字,它与世道人心的关系,除了其中所蕴含的义理之外,其字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汉字的字形会因人心业力的变动而改变,也会对世道人心发生深远影响。上文已谈到的简体字字形变化的总体特点是变得生硬尖刻、中心空虚、重心失衡,这显然是据乱世人心业力的反映。反过来,在这样的文字的日日熏染下,必会加重人心之失衡,世道之混乱。
子曰:必也正名乎。庄子曰:春秋以道名分。名言确系世间安立与运转之枢纽,故正名之义大矣哉。此实际治世之宏纲,亦转物之玄枢。故名正则世治,名不正则世乱。吾人今日欲拨乱世返之太平,必以废不正之简体而复正体之字为先也。

汉字两千余年的超级稳定统一,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和开拓进展,居功至伟。文字的稳定统一帮助中华文明度过了一次次难关,一回又一回重新走向盛世和辉煌。文字的稳定统一,使中华文明所化的区域越来越大,九州之内同风共贯,并远播异域,成就了包括朝鲜、越南、日本在内的汉字文化圈和包括范围更广的儒教文化圈。在空间上,中国居于中心,为汉字与儒教之宗主;之外是与其毗邻的兼行汉字与儒教的汉字圈,汉字圈之外,是不行汉字只行儒教的儒教圈。从这个事实也可看出,文字在一个文明中的确居于最深的核心位置。文明化度总是先外而后内,儒教圈已行儒教而未行汉字,可知教在外而字在内也。对于造就时空都居世界第一的体量巨大的中华文明,稳定统一的汉字起到了至为关键性的核心作用。但是近世以来,汉字的稳定统一受到了重创;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汉字失去稳定,阻隔了历史文化传承,有使中华文明走入歧途甚至中断的危险。汉字简化的大背景是中华文明在近代想要全面转型,也就是全面向西方看齐而走向一种新文明,故此文字也要学西方的拼音化,汉字简化原只是作为向拼音化的过渡。所以简化的理由说来说去就是那点即使有也会很快作废的眼前好处,根本不见深远的眼光和长久的打算。因此简化当初根本没有考虑文化传承的问题;毋宁说,在当时人们的内心深处,隔断传承正是他们百计以求的事。结果,那些当时作为表面上堂皇理由的好处或者在当时就未收到,只是自吹自擂;或者很快过期作了废;但是通过对正体字的伤筋动骨的改造加上废除文言,隔断历史文化传承这个未能明言的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摆在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几十年的简化字白话文教育,已经造成普通受教育者甚至古代文化专业研究者的语言水平大大下降,前者看不懂古书,所以基本不看;后者看古书也很困难,所以在原著上下功夫的人少之又少,都是看概论的概论,然后自己再玄论悬空而论一番了事。不读古书的结果就是今天的人们不管是普通大众还是文化精英,都对我们的文化传统非常隔膜了,传统对于多数人而言,在感情上是不相干甚至厌恶,在理智上是不了解甚至满是妖魔化的误解。少数对传统有感情的人,对于传统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还在深深的蒙蔽之中。对此有人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可以把古书全部转成简化字,再翻成白话文,这样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我们的回答是这绝不可行。简化字白话文都有先天不足和致命缺陷,从理论上都不可能做到翻译的结果能够基本准确地再现正体文言的信息。吾人上文已详论简化的随意性已经打乱了整个汉字系统,从而要在简化字和正体字之间对译又不丢失信息和造成信息混乱,是不可能做到的。用词汇和语法都已严重受到西文和近代日文污染的白话文去翻译文言,其结果会如何更是显然的。再有,即使理论上可行,这样一个影响千秋万代的巨大工程,今天的人能胜任吗?今日的古代文化研究者其语言文字功底和中西学术修养普遍薄弱,他们甚至都很忙,所以要在今天做这件事,其质量绝不敢保证。最重要的是,这将大大加深今日已经很严重的文化断裂;转成简化字白话文的古书不能起到让我们接续传统的作用,相反,其作用更多的是蒙蔽和歪曲。这与其说是文化继承,不如说是文化毁坏。从此中国人将彻底告别正体和文言,中国从此将不可逆转地走入一个新文明,简体字白话文就是横在新文明和老文明之间的鸿沟。而这个新文明,本已经严重歧出和夷化,在更加彻底地斩断与老文明的联系而独立存在之后,未来将如风中秋叶,迷失了理想和方向,中华文明将很快失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复存在了。即使没有全译古书这件事,照今天这样下去,时间久了结果还是一样,简体字白话文终将成为新老文明之间的鸿沟,我们终不免要失去根基和滋养,中华文明终不免中断的危险。所以恢复正体字文言文就是关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兴衰存亡的大事,是我们最劳少而功多的无二选择,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接续先人的智慧和理想,中华文明才能治愈其内伤回复其正轨,从而继续其绵延拓大的永恒生命。
汉字失去了稳定,还使汉字文化圈失去了文字统一,直接导致了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的瓦解。近世以来,越南和朝鲜都先后废除汉字改行拼音文字,日本则推行限制汉字使用,日本和中国大陆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对汉字实施了简化,港澳台和广大的海外华人则仍旧使用正体汉字。这样,就出现了世界范围内汉字双轨并行的状态日本的汉字简化没有伤筋动骨,简化字只有百余,故仍可视为正体字系统,也是自秦朝天下书同文以来文字使用最混乱的局面。这种文字不统一的混乱局面是与国家的分裂与天下体系的崩解相伴随互为因果的。在汉字稳定统一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不仅拥有中国的统一,而且拥有朝贡体系。汉字失去了稳定统一,中国先是失去了藩屏,进而自身也长期陷入分裂至今。台湾现在仍是我们最大的心病,香港虽然顺利回归了,但如今却日益显出离心的倾向;如今我们维护中国本身的一统都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又如何能同诸夏进而兼夷狄呢?中国的经济和硬实力迅速崛起了,但是软实力的滞后已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复兴的瓶颈。文字和文化的分裂,已经成为中国统一和走向世界复兴原有朝贡体系和建立全球朝贡体系的最大障碍。只有恢复正体汉字和儒教传统,才能从根本上结束中国乃至诸夏汉字和儒教圈诸国文字和文化的分裂状态,这样,一中国乃至同诸夏进而兼夷狄,也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了。在今日网络高铁的地球村时代,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力度远非昔比。故只要我们的路走对了,祖先传下的无比优越的文字和文化将令我们比任何时代的古人都更加接近于平天下理想的实现。日韩都曾在文字上推行去中国化,但是两国都在近年不约而同地复中国化:日本大幅增加了规定使用汉字的数量,二战后占领军司令部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也要求日本进行文字改革,采用西化的罗马字标记。所以1946年颁布的《当用汉字表》仅收录1850个字,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值,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日本又开始反省限制汉字使用对社会的影响,1981年日本文部省从实际需求出发,将《当用汉字表》改为《常用汉字表》,并增到1945个字,且解释称“我国长期使用的汉字假名混合文体,是对我国的社会文化最有效、最适合的表记文字,今后也有必要不断充实”。此后计算机汉字录入技术的变革,几乎清除了“汉字繁琐论”的最后障碍,当初主张罗马字化的学者也开始改变立场,放弃早年主张。与此同时,日本人的汉字使用量也迅速增加,推动近30年没有修改过的《常用汉字表》不得不在2010年再次改版,大幅增加196个字。韩国则恢复了汉字的使用和教学。朝鲜从二十世纪初的日占时期开始将四百多年前世宗朝创制的朝鲜文扶正为正式文字,逐步废除了汉字的使用。二战后朝鲜被分割为两个国家:北朝鲜和韩国,所以世宗创造的拼音文字在北朝鲜被称为“朝鲜文”,在韩国被称为“韩文”。区别是:韩国的“韩文”至今还允许少量夹用汉字;而“朝鲜文”在1948年和1954年两次‘废除’汉字,不允许夹用汉字,现在的朝鲜文已经是纯朝鲜文了,而且中国东北吉林省的朝鲜族自治区的学校也使用纯朝鲜文。可是到了2005年,历史又发生了有趣的逆转。200529,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并且提出了《推动汉字并用方案》,为了发展韩国的传统文化,促进与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积极交流和推动韩国观光事业的大力发展,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以解决韩文难以清楚的表明汉字含义的历史难题。方案指出:凡地名、人名、历史用语等不写汉字就容易发生混乱的语汇,均在韩文后面注明汉字。为了给中国和日本的观光者提供方便,将逐步在道路交通标志上实行汉字和英语双重标记。此外,还将同教育部门协调改善汉字教育体制,前韩国总统金大中说:“韩国的各种历史古典文章和史料仍以中国汉文书写,如果无视中国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历史传统,有必要实行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韩国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居民都强烈呼吁加强汉字教育,要求全面恢复使用中国汉字。2014年,汉城教育局发布声明,正式要求小学校开始学习汉字。有必要说明,韩国恢复使用的汉字是正体字。看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汉字文化圈的恢复已经在望。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汉字的宗主国,恢复正体字可谓顺乎天而应乎人。
    简化字本来就是向拼音文过渡的权宜之计,本非用于行之千古。故其前途只有两个:不是进到拼音文就是退回正体字。既然现在已无人怀疑走向拼音文是死路一条,那么今天就必须考虑我们的文字该何去何从了。我们不能总因循迁延下去,简化字早已经是个问题,托是解决不了的,拖得越久,问题越大。八识规矩颂云去后来先做主公,神识是一个有情的最深内核,有情之死亡,先从它识坏起,神识最后变坏离开,是为去后;下一生有情之复生也,则神识先来住胎,然后依次发生在外之诸识,是为来先。文明作为一个大生命,语言文字是其最深内核故一个文明之自然毁坏,语文在最后;而文明之复兴也,必先复兴其语文,如今吾人欲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先治愈其最深内伤也。现在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简化字是近世以来中华民族应对西方文明所犯诸多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现在是到更正这个错误的时候了。
若政府真下了决心,废除简体,恢复正体,并不会有太大困难。想一想当年推行简化的时候,没有什么过渡,一下子就进入了简化字时代,整个社会都照常运转。所以今日要废简复正,如果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施,就一定会顺利成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考虑如下步骤:实施当年所有课本先改正体,三年内所有印刷品全部改为正体;书写方面先提倡正体,不做强制要求;十年之后,改为硬性规定。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7:29: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宗悦 于 2014-7-21 17:30 编辑

3改革官员选拔培训制度

目前全民性的信仰空虚和道德滑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甚至要威胁到中华民族生存了。正如蒋庆先生所言:现在是十亿中国灵魂在飘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
长期的全盘反传统和科学教唯物无神论教育终于结出了它的硕果:中国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中华民族成为唯一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传统思想都以为人之上还有上天,人行为的善恶与其个人家族未来的福祸有着密切的关联,敬畏上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三教共通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生原理。书云:对越上帝;易经系辞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太上感应篇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又云福祸无门,唯人自招;就是这大原理的一些典型表达。但是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却成了封建迷信,科学教无神论认为没有什么上天,人也只是一个一死百了的纯然的肉体性存在,因果报应更是子虚乌有之事。于是中国人失去了任何敬畏,行为也失去了基本底线。唯物无神论所弘扬的唯有肉身一死百了的断灭拔无因果的见解成了今日一切邪恶的总根源,于世道人心破坏至巨。官员腐败问题是全民性无信仰和道德败坏的一部分,有人邓晓芒刘清平竟然把腐败归罪于儒家的孝道以及亲亲相隐的直道伦理,真是有眼无珠。唯有肉身,所以物欲的满足成了人生的最高和唯一的追求,一死百了,故躲得过法律制裁,就万事大吉无所畏惧;这才是今日腐败愈演愈烈以至于不亡党就亡国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每个王朝的末期虽然也都有官员腐败的现象,但是比较今日,其程度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就近而论,在清朝最后的日子里,在那个传统信仰还在同时科学教唯物无神论还远没有如今日深入人心的年代,其腐败程度虽已达到整个清朝的最高峰,但并不及今天的万分之一。国家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国民全体性的无信仰和道德败坏,官员全体性的腐败,这个国家已经很危险了。维稳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维稳的经费早已超过了军费。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旨哉斯言。一心向钱看的国民上下都逸居而无教,在上者忙于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在下者必然怨恨。但经济还在发展,矛盾可以暂时隐藏,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或者停滞,社会矛盾就会爆发。所以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在繁荣的表相下面隐藏着巨大的乱象啊。
何况信仰真空已经令耶教等外来宗教乘虚而入,目前已有一亿左右的耶教信徒,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耶教徒的迅速增加有使中国耶教化成为西方的中国的危险。中华民族缺乏自己的信仰,使民族精神处于低迷状态,很容易发生媚外的心理;这些都令我们目前的文化软实力已经处于极大的负值,让我国在世界战国体系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于是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另一个因素。不仅如此,信仰真空还为各种邪教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至今还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今年又发生了全能神邪教事件;证明政府弘扬科学反对邪教做法之失败。因为科学恰是信仰真空之因,后者又是邪教盛行之因,又如何能用科学来遏制邪教的泛滥呢?政府希望通过科普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素养来抵制邪教,可是试想,能通过科普使人民的科学素养水平超过吉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那些教授博士们吗?事实上,**初兴时,吉林大学做了它的基地;笔者的一个同乡就是在吉大读书期间信上的**,做了铁杆信徒。他在吉大读到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来为了躲避政府的通缉去日本搞计算机去了,至今不敢回国。当后来大兴的时候,清华大学又做了它影响全国的策源地。所以想通过科学来抵制邪教注定要失败。儒释道等传统正教不兴才是邪教和外来宗教失控的根本原因。在儒释道较为兴盛的台湾,邪教和外来宗教远没有大陆这样大的市场,青海无之类的邪教大陆人趋之若鹜,在台湾并无多少人理睬之。所以正当的做法和口号应该是弘扬正教反对邪教,中华传统正教才是邪教和外来宗教的克星,真正弘扬传统正教,一定能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正如前文所言:唯物主义无神论信仰从根本上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相悖;从长远来看,这只能导致混乱,不能导致和谐。故以唯物无神论为基础而摧毁了传统价值信仰的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也是危险的。所以,以上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复兴传统教化,重建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体内容的传统价值信仰。重建起传统价值信仰,就可以使中国人的灵魂有所安顿,不再四处飘荡;就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恢复行为底线,结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的混乱状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重建起传统价值信仰,就可以极大地振兴民族精神,彻底涤荡一切崇洋媚外的心理和行为;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外来宗教特别是耶教和各种邪教的泛滥,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总之,重建传统价值信仰,就彻底消除了以前唯物无神论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之间的巨大不协调和内在矛盾冲突,为社会主义找到了最适宜的基础,从而令社会主义文明内部达到了高度协调一致,因此长期稳固,蓬勃发展。
董子天人三策之初策中说:“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而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故欲兴教化,在全社会重建中华价值信仰,当自为政者做起也。如果整个官员阶层上上下下都已经成为传统价值的真诚信仰者和践行者,那么传统价值在整个社会的复兴就指日可待。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为政者带头接受教化。子曰为政以德,又曰修己以安人以安天下,大学曰修身为本。都是强调以身作则。今人殉从一贯向外找求之习气,谈到以德治国时,政府和官员们大多想到的是以教化人民为务,往往忘记自身也。
改革官员的选拔培训和考核制度,就能够切实地落实使官员接受传统价值教化的任务,达到在他们的心中重建中华价值信仰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官员的选拔包括考核标准,历来是一个社会人心学术走向的指挥棒。抓住了这个,就可掌握教育与世风。汉朝以来的传统中国,就是主抓官员的选举,大部分教育是由社会自办的。但是由于抓到了官员选拔标准这个关键,虽然有从选举到科举的变化,而标准一直是儒教价值保持不变,所以教育和教化也一直都在儒教之下非常稳定,就是很自然了。也就是说,官员的选拔标准一直采用儒教价值,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儒教社会的关键原因。所以晚清之废科举太学,就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它就注定了儒教社会的结束。我们今天要在全社会复兴儒教价值,那么在官员的选拔上恢复儒教标准是非常关键的和极其有力的措施。这好比一个人的生死大穴,一旦点中,整个局面必然随之改观。
科举制度是学治德治和真民主。子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中国古人的政治是德治,又是学治,两者相互配合,是让有学养有德行的士君子居于治理之位,而且政权的高级部分直接向全民开放,四民之子都可以凭真才实学应考,一级一级考下来,中进士者,前三名授付六品,其余一律正七品。许多人都留在朝廷任职,而且升迁很快,所以一旦考中进士,就等于拿到了进入统治中枢的许可证。这些有学养有德行的士人是代天行政,是要向天和全体人民负责的。所以这种直接向全民开放的又以贤能为标准的政治是真民主,与现代多党代议制的假民主不可同日而语。现代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是财治和欺骗性的假民主,其背后是财富集团,是为这为数极少的一部分人服务的政治。在政党政治下,高级官员皆出于执政之党,人民只有选择让那个党上台执政的投一票的权利,根本没有直接进入政府行使自己参政权力的机会,是政党带人民而议政;故曰代议制也。既然是多党,必然会被利益集团所分割,不可能代表全民,这就是赤裸自私的集团政治。代议制名义上是大众统治,实际上是财富金钱的统治。故科举制是真民主,现代代议制是假民主。
然而不管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都是过于松散的政治形态,适于宽松的内外环境;在今日中国仍然面临强大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都是不适合的。一党专政仍然在很长的未来中是中国制度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希望能把科举制和一党专政做出一个很好的结合。这就是实行多级考试选拔制度。全民科举直接对全民开放,但是通过者只能授以级别最低的事务官职。这可以通过对今日的公务员考试进行改造而实现,比如最重要的是将考试内容改为以四书为主,以及取消现在占总分比例很高因而给黑箱操作留下很大余地的面试。科举考试自其开创以来,就是严格实行全由笔试决定的方式,加上后来发明的糊名制度和誊写制度,在实践上极有效的杜绝了营私舞弊的可能性,最大限度保障了考试的客观公道。所以不管是哪种科举,都要杜绝面试这种主观随意性极高的形式。党内科举,各级官员升迁之前,要通过严格的四书五经考试,这种考试的水平要高于全民科举,而且随着级别的提升,水平应该越高。考虑到立即实行有困难,现在可先以在升迁前的党校培训中加入群书治要和四书选讲来代替,于前一种科举实行到一定程度后续行。
以上是官员选拔制度方面,还可以象姜昆先生在今年的政协会上提议的那样,要长期对高级官员和现行行政干部进行以儒教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轮训。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复兴经宴制度。
实行现代科举制度,加强官员的传统文化教育,虽然未必一下子就让传统价值深入这些早已过了可塑性年龄的人的内心,但这是一个强大的指挥棒,会对整个社会的人心走向发生关键性的导向作用。传统文化一定将会备受重视,上下定会掀起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特别是会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起到很好的配合推进作用,教化的推行会在整个社会蓬勃展开。这样,从长远观点来看,这必会为解决腐败问题找到治本的办法。靠严厉惩治只能收效于一时,培养出大批有真诚信仰德才兼备的人材并通过有效的选拔办法将这些人吸收到政府中来,从而根本杜绝腐败的泛滥,才是长久之计。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信仰真空和社会道德失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为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i�s-�        �/�        -family:宋体;color:black'>英语则以多音节表义,也就是说英语的基本表义单位直接是多音节的单词而不是象梵文那样是词根,象汉语那样是字。单音节表义的汉语与梵语组合性构造性都极强;他们常用的基本表义单位的个数也差不多,都在两千左右。用这两千左右的字或词根用既有的单音节表义单位按既有的规则组合成词就可以表达三世十方无穷无尽的任何概念和事物。而英语不存在字或词根这个单位,直接以词表义,那麽相比汉语和梵语而言,也就没有什么构造性和组合性了。基本上每出现一种新事物都需要新造全新的音素(字母)组合去表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和梵语都是起初就已经完全成熟圆满的语言,而英文一类的西文就是永远幼稚不可能成熟的语言。对于学习者而言,只要掌握了有限的几千汉字,汉语的学习基本上就算大事已毕,以后尽可以不变应万变了。西文可不行,不掌握十万二十万的单词,根本不能用。想一想,学习者需要记忆几万个乃至十几万完全陌生的符号,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即使如此,还是有着大量的生词根本不认识,所以也仅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勉强应付,一到自己不熟的领域,还是看不懂那些书上的单词如同遇到了外文,也就真正隔行如隔山了。汉语书绝不存在隔行了就看不懂字词的问题。因此有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德语等,却从未闻有专业汉语之事。在未来,整理完全失去本源与统摄陷于彻底分崩离析状态的西学,使天下学术重回有统,就只能是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重任了。相形之下,汉语是多么好学好用,而英语等西文是多么难学,英文词汇总量已达百万之巨,这是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掌握的,所以英语可以说是永远也学不好的语言。
所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汉语的优势和西文的捉襟见肘,可一目了然。所以吾人仅凭语言的差异,也可断言,西方必将衰落,东方必将迅速重回主导地位。英语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构建庞大繁杂词汇库的过程,目前已达百万之巨,仍将无限膨胀。语言为世间安立运作之枢纽,维特根斯坦亦以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掌握语言就是掌握文化。所以当西方文明对于其一个个象毒瘤一样无限膨胀的庞大词汇库再也不能驾驭的时候,也就是西方文明到了崩溃的时候了。而对于自己的语言永远能够掌握裕如的中国文化,也就注定是青春常葆的文化。梵语久已退出官方语言的地位,现今在印度已近失传,所以印度文明也已经基本中断。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保护我们这种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不受西语的污染和错误改造,恢复她原本的面目是有着多么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保卫中华文明的根本一招。那么我们的取消现有的已被西语严重改造的语文而恢复蒙学经史的原本汉语文教育,就确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根本措施了。
因为汉语强大的组合性和完美构造性,汉语可用尽量少的音素来表达事物和概念。所以现代汉语中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的词是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三音节即以上的词仅占百分之三。英语缺乏构造性,对新事物都需要重新构造字母音素组合去表达。这样随着事物的增多,英语单词会越来越长。据统计,在现代英语的六万基本词中,单音节与双音节词仅占百分之十,三音节及以上者占到百分之九十。表达相同的内容,用现代汉语所需的音节数仅相当于用英语的三分之一,因此即便英语的语速要比汉语快许多,这大大影响了听的准确性;同样的内容用英语说出所用的时间还是要比用汉语长至少一倍左右。表达相同内容的文字材料西文也比中文长得多。有这样的说法,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文字材料中,即使盲人也能立刻就能找出用中文打印的那一份,因为总是中文的最薄。直接用多音表义无构造性令词句太长除了影响表达速度之外,更严重的是它影响思维速度。可怜啊,随着知识爆炸,使用西文的人思维速度反而还越来越慢,所以不仅是无限膨胀的词汇量令西方人难以驾驭,一天天见长(音常)的词语也让他们越来越难以应付这个日益繁杂的知识科技的世界了。因使用单音表义具有完美构造性的简洁的汉语而思维速度最快的中国人在这个时代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唯独汉语和中国人不惧知识爆炸,看来中华文明的复兴必是不可阻挡了。据此可以断言,如果美籍华人大部分回国,美国科技优势的丧失将要比一般预测早得多。
3)英语文的可辨别性很差
另外英语中无元音与之结合的辅音(梵语谓之半音)太多,语速又那样快,故容易听错。汉语根本没有半音,全是响亮的音节,语速又慢,故不易听错。而字母文字的可辨认度较图画式的方块字显然要差许多。对于同把汉语和英语做外语的人来说,看英文书显然要比看汉文书费劲,看手写的文字就更是如此了。
4)英文的拼写不规则使其成为表音文字中最差的一类。
另外,说英语语文一致,但其发音与拼写又不完全一致。它有不象俄文梵文与汉语拼音那样,发音与拼写精确地一一对应。这样英语就有西方拼音文字的全部缺点,而又不具有语文精确对应的那一类拼音文的优点。以上的三条缺点是西文所共有的,而语文精确对应的拼音文的优点是会说这种语言的人只要学会拼写规则,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背单词的拼写,就可以读懂其文字。这个优点还是很大的,让学习者省去了大量背单词的时间。在基础教育中,比如俄国的孩子可以很早就进入阅读,而英国孩子和按照新法教学的中国孩子则迟迟不能进入阅读。早进入阅读,对智力开发大有好处;老是不能读书,大大影响了智力发育。我们上文说过,英文至少要有两万单词中文要两千字才能读报,英美的孩子要掌握这两万英文单词的拼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今天中国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到小学毕业要求掌握两千五百字但事实上多数孩子达不到;这样今天的中国和英美的孩子大约都要到小学毕业才能达到读其母语报纸的水平。据说美国的教育比中国更失败,好多孩子到初中还不能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写不出一封简单的书信。小学阶段的四则运算也掌握不了,简单的十以内加减乘除都不会算。因此引入中国孩子玩的对二十四扑克牌游戏,结果大见成效云云。而俄国孩子最迟到三年级已经能顺利做到这一点。张志公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才提倡恢复先大量集中识字的古法。而英美孩子要想迅速进入阅读,舍大量集中识字也别无它法。但是中国孩子的任务是两千,而且是每一字都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极好认的图画一样的汉字;而英美孩子的任务是两万,且是拼写并无一定规则的字母文字。英国孩子在三百年前甚至一百年前,可不须要记这么多,那时的总词汇量有没有两万还是个疑问。这是认和读的问题,比起写来还好,因为必竟是表音文字,看到书上的单词读音总还可以懵个大概。拼写不规则给写带来的困难来更大,因为拼写规则很复杂并且还有许多例外,因此将读音依照规则还原为正确的拼写是做不到的,只有靠死记硬背。看来英文拼写不规则所带来的问题在今天知识爆炸时代尤其严重起来,难有解决的妙法了。
有了以上的论证,那麽我们认为英语文是垃圾语文就不是故作贬低之词而是颠扑不破的定论了。事实上,英语等西文是开化未久的西方蛮族东拼西凑补缀牵合出来的极为低劣的蛮夷语文,是人类语言迷失其高级本源退化至极的产物,其作用终究是要导致用之者的文明之崩溃,谓其非垃圾语文不可得也。西文如此不堪,其与梵文的差异不啻天渊,近代的西人却非要说两者的关系最为亲近,将两者硬扯在一起称印欧语系,这些人的脸皮也太厚了吧!

2.3.2全民学英语是对中华民族智力财力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英语是如此的难学,其常用单词两万,次常用单词六万,没有两万词汇量别想读报,没有三万单词别想把周刊读通。要能读专业书籍,进行科学研究,不掌握八万十万的单词是不行的。而我们的英语教育,到博士毕业,学生掌握的词汇量充其量在一万上下,根本达不到读报的水平依笔者自己的经验也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大学生研究生四级六级甚至八级都考过了,根本比英美国家小学生的水平还差得远。所以我们的全民学英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在做无用功。学习外语,花费了大量时间占总学习时间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可是除了用于通过考试之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真得很难说出有什么其它用处了。以笔者为例,笔者的语言天赋当不在差等之列,中考英语曾居全县榜首,直到大学每次考试都是全专业第一,可是硕士博士读下来,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去学习英语,笔者的水平还是远远达不到实用的程度,中国日报还是读不通,直接读英文哲学原著就更做不到了。所以基本上从不看原著,都是看译本。外语对笔者而言确实没有派上过实际用场。所以,这就是对全民族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假如把这些时间用于读翻译的著作以及从事科研,不知要多出多少成果。

   全民学英语还是对财力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国家用于小学初中英语教育的经费每年就高达1000亿人民币,而20年中全国的希望小学仅募得52亿。仅在义务教育阶段从教的英语教师即达百万之众。一个网络作者说:“英语教育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产业链。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学习者达几亿。包括各种培训学校,补习班;五花八门的考试、测验;种类繁多数以万计的英语课本、参考书、辞典,各式各样的教育器材,等等。英语考试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毒瘤,正在吞噬着国家的巨量财富。”(《英语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刀子》)
   

2.3.3全民全程学英语,严重伤害了母语的学习,是全民族汉语文水平总体严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晚清《学务纲要》云: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初等高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均以汉文讲授,一概勿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必俟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考取中学堂后,始准兼习洋文。计学生入中学堂时,年不过十六七岁,口齿不患不灵。各省官私所设初等高等小学堂,均应一体遵办,均不编洋文功课。惟童子正在幼年,仍以圣经根柢为主,万不准减少读经讲经及中国文字钟点。至于在初等小学时,断不宜见兼习洋文。(《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6页)马一浮先生亦主张英文几何之类,不必人人习之。从幼年即开始学英语,大大干扰了母语的学习。也可以说是外语与母语的两败俱伤,母语和外语都不能学好。国人的汉语水平每况愈下,除语文课本身的原因外,同步学外语对母语造成的强大干扰与伤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象辜鸿铭先生那样的语言天才,普通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学好两门语言。所以双语环境对于多数普通资质的人来说,并非一般想象的那样是语言学习的好环境,其结果是两门语言都是马马虎虎。有一个事实是,伟大的作家很少出现于双语的国家和地区。所以仅就学外语的正途而言,也绝非是学习的年龄越早越好。中国的精英们提出:三至七岁是学习英语最佳年龄段,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甚至有零岁方案,从胎中教起等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没有任何依据,是为美国的文化侵略张目的骗人说辞。语言是建构一个人心灵的基本材料。若在生命早期,有两套语言同时参与心灵的构建,这两套材料于幼儿的心中不断竞争冲突,这样的结果将是心灵塑造和语言学习的双重失败。以上所引晚清学务纲要之所以谆谆强调: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各省官私所设初等高等小学堂,均应一体遵办,均不编洋文功课;在初等小学时,断不宜见兼习洋文;均是有鉴于此。过早兼习洋文,定会抛荒中学根柢。也就是说过早学外语,一定会动摇学生心灵中的中学根基,造成一个不中不洋甚至崇洋媚外的心灵;也会大大伤害母语的学习,使母语教育的水平下降。所以晚清教育给出的外语学习时机是较为合理的。十六七岁(即十五六周岁)相当于现在的高一高二,这时经过小学十年的学习,中学的根柢已经稳固,又还没有过学习语言的年龄。这时学外语就不会伤害汉语了,因为汉语已经牢固掌握;也不易再造成崇洋心态,因为忠君爱国思想和对圣教的尊敬也已经深入内心。若方法得当,这时学外语的效率应该是很高的。
    我们的大纲规定: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实际上在英语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催动下,许多地方特别是城市都自发地从一年级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学。这显然是过于早了。其必然会有的两个危害:崇洋和汉语水平下降,都已经很明显很严重。我们的基础教育本来就存在教做人的缺失与教语文教知识的失败这样的大问题,太过早学英语真是雪上加霜了。
2.3.4全民学外语大大阻碍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英语与现代化与先进科学技术没有必然联系。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公报宣布,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有49个。而这些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大部分是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甚至还接受了西方的宗教和文化,但是只方便了人才流失,我们根本看不到这对他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有多少帮助。所以英语只是一门语言工具,它成为世界通用语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并非由其本身的优点造成的。由上文可知,英语不仅不是优秀语言,反而差不多是最劣质的语言。而且随着知识爆炸的进展,它的先天致命缺陷将愈加凸显暴露无遗,英语将日益成为科技创新、学术研究和交流的严重障碍,这种愈形严重的缺陷终将迅速导致美国科技优势的丧失,英语对于英美将愈来愈成为沉重的文化负担。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现在它还与先进科技联在一起,如今我们还要继续四化的征程,我们当然要学习它,但是不需要全民学习。
反对取消全民学英语者的主要理由是: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际学术论文是用英文写成的。互联网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际交流资料也是用英文写成的,而且全球绝大部分的发明创新都来自英文世界。所有的先进技术都掌握在英美国家手里,我们不会英语怎么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呢?这恰恰是我们反对全民学英语的理由。因为这里混淆了学英语和全民学英语这两个概念。人的语言天赋有着极大差别,而且英语的劣质性导致要精通它必须花极高的成本。所以合理的办法显然是让少数人专门学习,终身以之,学通学精,然后由他们系统及时地组织翻译,普通科研人员只须读译文即可。因为科技方面的内容是最适合翻译的,最能译的准确,又不是文学需要体会原汁原味的美感,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自己去读原著。日本在这方面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参考。这样全国人不知要省下多少宝贵的时光,可以去做多少学英语之外的有益的事情!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可以因此大大增加用于科研的时间,一定会多出成果。这确是我们搞四化的最佳选择。
相反,全民学英语一定会对四个现代化造成障碍。首先,根据上文,这一方面浪费了大量时间,影响了科研出成果。更严重的是它导致汉语水平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呢?错别字病句连篇,字写得极难看且认不得。而语言能力与智力思维力的关系至为密切。一个母语水平差到这样程度的人很难说他有多高的智力和思维力。也就是说全民全程学外语导致全体中国人的智力水平总体严重下降,搞科研的人也不例外,其智力水平较钱学森先生那一代用较今天合理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要差许多。智力水平差了,又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样就将令我们与许多本来可以做出的科技创新无缘,也就大大地拖了四化的后腿。
2.3.5全民学英语大大削弱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上文已言,过早的学外语,将导致心灵塑造和语言学习的双重失败。也可以说是心灵培养汉语学习外语学习的三败俱伤。在儿童的幼年时期,最佳的就是给他一套极精华的集语言教育做人教育知识教育为一体的材料,阅之读之诵之书之,深入其内心,成为其心灵的原始编码,这样就为他一生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做人知识三方面的全面的基础。这是我们古人的做法。
我们今天的做法正是前面一种。因此现实中的情况就是英语教育是失败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学英语纯是在做无用功。语文教育是失败的,中国人的母语水平每况愈下;心灵教育也是失败的,现在我们的成年人有问题:他们没有信仰,只信金钱。因为人生向上找不到出路,就一任情欲之下流。娼良难分,好人坏人难分,犯罪率日高,极端行为日多。婚姻家庭危机,离婚率日高,古人闻所未闻之种种性乱日见流行,家庭暴力、代沟等日趋严重。我们的孩子也有问题,他们不懂做人,是非不分,没有规矩,懒、散、乱、差;他们无感恩心、无孝心,所以家长难做、孩子难教;校园暴力、早恋在校园里泛滥。这些都是心灵教育失败的结果。而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不得不归于我们的几乎与汉语同步的全民英语教育。
最为严重的是给英语如此高的地位,大大助长了国人的自卑自贱和对美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败坏了国民对于国家的忠心,降低了民族凝聚力,极大地减损了文化软实力,让我国在世界霸主发动的文化战争面前处于极大劣势。若少有风吹草动,如经济出现衰退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国内局势即可能不稳,甚至有内乱的危险。美国对中国的国内舆论和局势具有很强的操控力,其国民狂热崇拜美国的中国就象一只风筝,线是拿在美国手里的,只要美国稍一动作,中国的舆论和局势就要随之而动。相反如果我们的国民不再崇拜美国,象在毛泽东时期那样,则美国的一些小小阴谋伎俩又其奈我何!
加上以上对于硬实力的影响,所以全民学英语会大大降低我们的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2.3.6解决办法现在应该取消全民学英语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祸国殃民的荒谬政策了。可喜的是,国家已经在对英语进行调整了。今年开始试点,预计在二零一七年取消高考的英语科目。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待的是:
1)取消小学和初中的英语课甘肃甘谷县已经在全县推行包括取消小学英语课在内的伏羲班模式教育,并且要象晚清《学务纲要》那样严令禁止在小学初中开设英语课。
2) 高中及大学以上开英语选修课。
3)彻底取消中考、高考、大学生毕业、硕博研究生入学、毕业以及职称评定考试中的英语科目。
4)各种外语人材当于外国语大学中培养之。要对现有的外国语大学进行改革,加强中文的科目;于英语等外语细分各种专业,务必包罗完全,使学生各专一门,学通学精。毕业后从事于译书或外务均可也。
5)国家设编译局,广置各种专业,外国语大学学生毕业之后即入相应专业从事于译书。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撤换下来的大批英语教师,可以将其派往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依照我们上文设想的模式,转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这样实为一举两得,一来妥善解决了这些英语教师的出路问题,更妙的是,将这支事实上是在帮美国对我国实施文化侵略的庞大队伍一举转化为在世界各地弘扬我们中华优秀文化和文明的大军。
 楼主| 发表于 2014-7-21 17:33:20 | 显示全部楼层
3改革官员选拔培训制度
   目前全民性的信仰空虚和道德滑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甚至要威胁到中华民族生存了。正如蒋庆先生所言:现在是十亿中国灵魂在飘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
长期的全盘反传统和科学教唯物无神论教育终于结出了它的硕果:中国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中华民族成为唯一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传统思想都以为人之上还有上天,人行为的善恶与其个人家族未来的福祸有着密切的关联,敬畏上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三教共通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生原理。书云:对越上帝;易经系辞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太上感应篇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又云福祸无门,唯人自招;就是这大原理的一些典型表达。但是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却成了封建迷信,科学教无神论认为没有什么上天,人也只是一个一死百了的纯然的肉体性存在,因果报应更是子虚乌有之事。于是中国人失去了任何敬畏,行为也失去了基本底线。唯物无神论所弘扬的唯有肉身一死百了的断灭拔无因果的见解成了今日一切邪恶的总根源,于世道人心破坏至巨。官员腐败问题是全民性无信仰和道德败坏的一部分,有人邓晓芒刘清平竟然把腐败归罪于儒家的孝道以及亲亲相隐的直道伦理,真是有眼无珠。唯有肉身,所以物欲的满足成了人生的最高和唯一的追求,一死百了,故躲得过法律制裁,就万事大吉无所畏惧;这才是今日腐败愈演愈烈以至于不亡党就亡国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每个王朝的末期虽然也都有官员腐败的现象,但是比较今日,其程度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就近而论,在清朝最后的日子里,在那个传统信仰还在同时科学教唯物无神论还远没有如今日深入人心的年代,其腐败程度虽已达到整个清朝的最高峰,但并不及今天的万分之一。国家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国民全体性的无信仰和道德败坏,官员全体性的腐败,这个国家已经很危险了。维稳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维稳的经费早已超过了军费。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旨哉斯言。一心向钱看的国民上下都逸居而无教,在上者忙于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在下者必然怨恨。但经济还在发展,矛盾可以暂时隐藏,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或者停滞,社会矛盾就会爆发。所以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在繁荣的表相下面隐藏着巨大的乱象啊。
何况信仰真空已经令耶教等外来宗教乘虚而入,目前已有一亿左右的耶教信徒,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耶教徒的迅速增加有使中国耶教化成为西方的中国的危险。中华民族缺乏自己的信仰,使民族精神处于低迷状态,很容易发生媚外的心理;这些都令我们目前的文化软实力已经处于极大的负值,让我国在世界战国体系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于是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另一个因素。不仅如此,信仰真空还为各种邪教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至今还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今年又发生了全能神邪教事件;证明政府弘扬科学反对邪教做法之失败。因为科学恰是信仰真空之因,后者又是邪教盛行之因,又如何能用科学来遏制邪教的泛滥呢?政府希望通过科普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素养来抵制邪教,可是试想,能通过科普使人民的科学素养水平超过吉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那些教授博士们吗?事实上,**初兴时,吉林大学做了它的基地;笔者的一个同乡就是在吉大读书期间信上的**,做了铁杆信徒。他在吉大读到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来为了躲避政府的通缉去日本搞计算机去了,至今不敢回国。当后来大兴的时候,清华大学又做了它影响全国的策源地。所以想通过科学来抵制邪教注定要失败。儒释道等传统正教不兴才是邪教和外来宗教失控的根本原因。在儒释道较为兴盛的台湾,邪教和外来宗教远没有大陆这样大的市场,青海无之类的邪教大陆人趋之若鹜,在台湾并无多少人理睬之。所以正当的做法和口号应该是弘扬正教反对邪教,中华传统正教才是邪教和外来宗教的克星,真正弘扬传统正教,一定能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正如前文所言:唯物主义无神论信仰从根本上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相悖;从长远来看,这只能导致混乱,不能导致和谐。故以唯物无神论为基础而摧毁了传统价值信仰的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也是危险的。所以,以上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复兴传统教化,重建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体内容的传统价值信仰。重建起传统价值信仰,就可以使中国人的灵魂有所安顿,不再四处飘荡;就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恢复行为底线,结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的混乱状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重建起传统价值信仰,就可以极大地振兴民族精神,彻底涤荡一切崇洋媚外的心理和行为;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外来宗教特别是耶教和各种邪教的泛滥,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总之,重建传统价值信仰,就彻底消除了以前唯物无神论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之间的巨大不协调和内在矛盾冲突,为社会主义找到了最适宜的基础,从而令社会主义文明内部达到了高度协调一致,因此长期稳固,蓬勃发展。
董子天人三策之初策中说:“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而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故欲兴教化,在全社会重建中华价值信仰,当自为政者做起也。如果整个官员阶层上上下下都已经成为传统价值的真诚信仰者和践行者,那么传统价值在整个社会的复兴就指日可待。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为政者带头接受教化。子曰为政以德,又曰修己以安人以安天下,大学曰修身为本。都是强调以身作则。今人殉从一贯向外找求之习气,谈到以德治国时,政府和官员们大多想到的是以教化人民为务,往往忘记自身也。
改革官员的选拔培训和考核制度,就能够切实地落实使官员接受传统价值教化的任务,达到在他们的心中重建中华价值信仰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官员的选拔包括考核标准,历来是一个社会人心学术走向的指挥棒。抓住了这个,就可掌握教育与世风。汉朝以来的传统中国,就是主抓官员的选举,大部分教育是由社会自办的。但是由于抓到了官员选拔标准这个关键,虽然有从选举到科举的变化,而标准一直是儒教价值保持不变,所以教育和教化也一直都在儒教之下非常稳定,就是很自然了。也就是说,官员的选拔标准一直采用儒教价值,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儒教社会的关键原因。所以晚清之废科举太学,就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它就注定了儒教社会的结束。我们今天要在全社会复兴儒教价值,那么在官员的选拔上恢复儒教标准是非常关键的和极其有力的措施。这好比一个人的生死大穴,一旦点中,整个局面必然随之改观。
科举制度是学治德治和真民主。子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中国古人的政治是德治,又是学治,两者相互配合,是让有学养有德行的士君子居于治理之位,而且政权的高级部分直接向全民开放,四民之子都可以凭真才实学应考,一级一级考下来,中进士者,前三名授付六品,其余一律正七品。许多人都留在朝廷任职,而且升迁很快,所以一旦考中进士,就等于拿到了进入统治中枢的许可证。这些有学养有德行的士人是代天行政,是要向天和全体人民负责的。所以这种直接向全民开放的又以贤能为标准的政治是真民主,与现代多党代议制的假民主不可同日而语。现代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是财治和欺骗性的假民主,其背后是财富集团,是为这为数极少的一部分人服务的政治。在政党政治下,高级官员皆出于执政之党,人民只有选择让那个党上台执政的投一票的权利,根本没有直接进入政府行使自己参政权力的机会,是政党带人民而议政;故曰代议制也。既然是多党,必然会被利益集团所分割,不可能代表全民,这就是赤裸自私的集团政治。代议制名义上是大众统治,实际上是财富金钱的统治。故科举制是真民主,现代代议制是假民主。
然而不管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都是过于松散的政治形态,适于宽松的内外环境;在今日中国仍然面临强大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都是不适合的。一党专政仍然在很长的未来中是中国制度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希望能把科举制和一党专政做出一个很好的结合。这就是实行多级考试选拔制度。全民科举直接对全民开放,但是通过者只能授以级别最低的事务官职。这可以通过对今日的公务员考试进行改造而实现,比如最重要的是将考试内容改为以四书为主,以及取消现在占总分比例很高因而给黑箱操作留下很大余地的面试。科举考试自其开创以来,就是严格实行全由笔试决定的方式,加上后来发明的糊名制度和誊写制度,在实践上极有效的杜绝了营私舞弊的可能性,最大限度保障了考试的客观公道。所以不管是哪种科举,都要杜绝面试这种主观随意性极高的形式。党内科举,各级官员升迁之前,要通过严格的四书五经考试,这种考试的水平要高于全民科举,而且随着级别的提升,水平应该越高。考虑到立即实行有困难,现在可先以在升迁前的党校培训中加入群书治要和四书选讲来代替,于前一种科举实行到一定程度后续行。
以上是官员选拔制度方面,还可以象姜昆先生在今年的政协会上提议的那样,要长期对高级官员和现行行政干部进行以儒教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轮训。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复兴经宴制度。
实行现代科举制度,加强官员的传统文化教育,虽然未必一下子就让传统价值深入这些早已过了可塑性年龄的人的内心,但这是一个强大的指挥棒,会对整个社会的人心走向发生关键性的导向作用。传统文化一定将会备受重视,上下定会掀起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特别是会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起到很好的配合推进作用,教化的推行会在整个社会蓬勃展开。这样,从长远观点来看,这必会为解决腐败问题找到治本的办法。靠严厉惩治只能收效于一时,培养出大批有真诚信仰德才兼备的人材并通过有效的选拔办法将这些人吸收到政府中来,从而根本杜绝腐败的泛滥,才是长久之计。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信仰真空和社会道德失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为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