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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路卫】遗民与降臣:宋元之际明道书院山长的选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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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4 08:49: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提要:明道书院为南宋规制最为完备的书院,讲学于此的山长俱为一时之选,他们的文章道德曾为当世所推崇。在这些山长之中,胡崇、周应合和吴坚虽以宋臣之身经历了宋亡元兴的过程,在道德感召与现实处境之间面临着选择困境。理学的熏陶、他们各自成长背景要求他们为宋守节,宋亡时的政治形势及个人际遇的不同导致他们最终成为遗民或“降臣”。本文拟从这一现象入手,考察他们在道德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困境,进而分析南宋士人在亡国之后的不同际遇。
关键词:遗民  降臣  明道书院  山长  士人际遇

在改朝换代之际,是不食周粟以保全名节,还是委身新朝以求仕进干禄,这是每一个前朝士人必须面对的选择困境,也是后世褒贬人物的重要依据。在样的局势下,某些士人的选择往往具有争议性。道德和社会伦理要求每个士人秉持气节,忠君、忠社稷;现实处境却迫使每个士人作出自己认为恰当的选择。宋元之际士人秉持忠义的事迹广为流传,如文天祥的至死不屈,陆秀夫的身死社稷,历来被人赞颂。然而,在宋元之际改天换地的大变局中,江南士人除了选择以身殉国、成为激进型的遗民外,根据自身的处境和地位也可能作出别的选择,如有的隐逸于家,有的则不得已屈身降元。书院的山长往往品学兼备,是士人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建康明道书院是南宋晚期重要的讲学式书院之一,讲学于此的山长皆为一时之选。在这些山长中,胡崇、周应合与吴坚三人经历了由宋入元的嬗变,胡、周二人成为遗民,吴坚却成为降臣。本文拟从这一现象入手,考察他们在道德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困境,进而分析南宋士人在亡国之后的不同际遇。
一、道义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困境及三人的最终选择
朝代更替之际,作为曾担任过明道书院山长的南宋士人,胡崇、周应合和吴坚在守节或失节、能否践行理学信念以及降元出仕或隐逸等方面面临着选择上的困境。这种在道德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困境,也是众多江南士人要面对的问题。
(一)道义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困境
1.降与隐之外再无其他途径可选的困境。宋元之际士人所受的社会伦理规范约束主要来自于两宋忠君观念的绝对化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制约。程朱理学兴起后,将君臣关系上升到“君臣父子,定位不移”的高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贞节观,忠孝节义成为士人持身立世的道德准则。南宋与金、蒙的长期对峙时期,偏安江左的南宋由于失去了在传统文化上以正统自居的中原,视金、蒙为夷狄之邦,视父母之国为华夏。这样一来,胡崇、周应合和吴坚这三人对于蒙元政权的态度便不仅涉及忠君守节,也与夷夏之防相关。他们既不能拥有孔子那种“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的豁达,也不容易有“从道不从君”的左右逢源。若降元,则不仅个人名节为人所不齿,还有以华夏屈事蛮夷的屈辱感夹杂其中。若不降元,在蒙元灭宋之后,再无其他汉族政权可以求得托庇,也使得胡、周、吴三人除了隐居不仕和出仕新朝之外,再无第三条路可走。
2.能否践行理学信念的困境。理学最重视躬身践行。曾经身为明道书院山长,胡崇强调真履实践在“明明德”“新民”过程中的重要性:“盖古之学者,方其幼也,则入小学,及其长也则入大学,小学则明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习夫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则穷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达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学之小大,虽殊其为道,则一而已。” 他强调从幼时“洒扫应对进退”,到成人“礼乐射御书数”,再到“格物致知”以至于终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都离不开“真履实践”。周应合在讲授《论语》时,则论述“习”在效法圣人过程中的重要性:“盖学固在于知其理,尤在于能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用工不已之谓时习,且如知得孝弟之理,则必习为孝弟之事,无一时而不孝弟则可以学古者,孝弟之人,知得忠信之理,则必习为忠信之事,无一时而不忠信,则可以学古者,忠信之人,效之而不习,非学也。” 周应合强调为学之要在于一个“习”字,习孝悌之事方可谓之“学”,方可谓之“能求知”,“知得为忠信之理”则“必习为忠信之事”,否则是“非学也”。吴坚在讲学时则侧重操守和立志的重要性:“声色货利不足移其守,富贵利达不足以易其操,必如是而后可谓之志,由志学而立,则知己明而行之进也。” 吴坚强调操守对于立志的重要性,若一个士人“移其守”,“易其操”,那么便失去了“由志学而立”的根本。身为讲习理学的士人,践行理学所强调的忠孝节义自然是义不容辞。在亡国之际,他们如何选择又关系到是否真的坚守理学信念的问题。
3.降元出仕与隐逸之间的困境。宋亡时在朝或在野的境况,也是影响士人选择的重要背景。在朝为官的士人在是否追随太后与皇帝降元的问题上面临着守社稷还是守君的困难抉择。在野的士人则面临着出仕还是入世的困难抉择。“士有恒心而无恒产”,这是传统社会里大部分士人的真实写照。在学而优则仕的宋代社会,士人往往享受较为优厚的待遇。蒙元入主后,士人的境遇大为改变,除了殉国者和有经济能力归隐田园的士人之外,大部分江南士人在兵火之余面对的是生计的压力,出仕与隐逸在还关乎经济实力。宋亡时个人的处境和生计压力直接促成了胡崇、周应合和吴坚这三人在降与不降,出仕与隐逸之间的选择困境。胡、周二人在宋亡后,选择隐逸,却不得不面对个人生计的压力。吴坚有经济能力归隐田园却因宰相国戚的双重身份,不得不随君而降。
(二)三人的不同选择
胡崇(1204-1283),字宗叟,安徽夥县(今和县)人,先后担任太常寺丞、兼尚书右司郎官、将作大监。周应合(1213—1280),子淳叟,江州人,开庆二年(1260)兼明道书院山长,宋亡前夕曾任瑞州知州。吴坚,子彦恺,天台人。德祐元年命佥枢密院事,明年正月拜左丞相,后以国降元。
胡崇在宋亡时以在野之身归隐于家:“似道南窜,以将作大监,诏命下而宋运去矣。徒走归歙。至元二十年终于家。年八十。居官清白,死之日,家无余财,自号平心老人。” 周应合在宋亡时已遭罢职,宋亡时也是在野之身,受其子周天骥奉养而终老:“似道兵败走维扬,起守宁国,江西以瑞缺守,辟知瑞州。将治兵为固围计,与帅议不合,劾去。元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 吴坚则以降臣之身由宋入元:“德祐元年十二月命佥枢密院事,明年正月拜左丞相,后以国降元。” 可见,三人虽然都曾为明道书院山长,也都经历了宋元的朝代更替,但是面对新王朝,胡周二人选择了隐逸,而吴坚则选择了入元成为降臣。
二、三人不同选择的背景与原因
当元朝取代宋朝成为天下之主的时候,三人的选择却截然不然。这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既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也与个人的身份及特殊经历有关。
(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
胡崇、周应合与吴坚生活在南宋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年代。尤其是在咸淳十年,元军攻下鄂州后,元军顺江东下直取临安。随后贾似道率南宋主力在丁家洲与元军决战,南宋主力大部分被歼,士气丧失殆尽,以至于沿江州郡的“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德祐二年一月,元军兵临临安,谢太后在欲战不能,求和不成的局势下降元,降表上说:“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 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南宋的士人面临的选择不外乎:坚决抵抗、随太后出降、以遗民之身继续在新朝为宋守节。社会形势的变化,是出现多样选择的重要前提。
(二)三人不同的现实际遇
个人在宋时际遇的不同使得在背景和经历上有着很大相似性的三人,在遗民或者“降臣”之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1.胡崇与周应合在宋时的际遇及幕主对他们的影响。胡崇与周应合曾经被当时的高级官员吴潜、王埜和马光祖辟为幕僚。吴潜(1196—1262),嘉定十一年进士第一,在担任江东安抚留守其间辟胡崇为幕僚,最后官至左丞相,以敢于直言知名;先后因应诏陈事为权相史弥远、贾似道、丁大全等人所忌,后因在公田法、理宗立嗣等问题上遭贾似道陷害,被劾去官,卒于景定三年。王埜(?—1254)曾师从理学名臣真德秀,登嘉定十二年进士,担任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其间,胡崇入其幕府帮办军务;官至端明殿学士、佥枢密院事,封吴郡侯,后因与宰相不和,被言官弹劾而去职;居官其间,礼敬朱熹再传弟子,兴建书院以祭祀朱熹、真德秀。胡崇担任吴、王的幕僚期间,秉公执法,颇有政绩应离不开这两位幕主的赏识和支持。胡崇在为台州知州期间也留意地方教养,兴建书院。 吴、王二人虽官居高位最终因直言触怒权臣而造罢斥,胡崇最终也因直言而罢官去职,很有可能是受前者影响。周应合曾经被马光祖延入幕府,马光祖师从真德秀,在担任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建康知府兼行宫留守其间“兴学校、礼贤才,辟召僚属,皆极一时之选”。在第二次知建康府时“修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曾移书贾似道反对公田法,后官至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被言官弹劾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清代方志学家孙星衎说:“马光祖、周应合俱与权贵不合,气节迈流俗者,其于地方诸大政,兴利革弊,尤有深意存焉。”
宋朝灭亡前夕,胡崇寓居吴兴,在贾似道兵败后,被朝廷任以将作大监之职,“诏命下而宋运去矣。徒走归歙。” 周应合也于宋亡前夕恢复官职,被朝廷派往守江西宁国,后任瑞州知州,因“将治兵为固围计,与帅议不合,劾去。” 亡国之际,胡崇看到宋朝的局势已不可谓,便归隐于家。周应合在宋亡之时,已经因被罢官而隐居田园。二人在选择归乡隐居成为遗民便有很大的自主性。
2.吴坚在宋的际遇。吴坚在仕途上较胡、周二人顺利,以学官起家,累登清要,先后任昆山薄、太常博士除秘书郎、太常丞、起居郎、著作郎兼礼部尚书兼太子舍人、佥枢密院事、左丞相。吴坚在度宗时已经以参知政事致仕,在德祐年间官拜左丞相兼佥枢密院事,受命于危难,最终成为降臣也可能实非得已。
咸淳十年度宗驾崩,年仅四岁的恭帝即位,由理宗皇后谢道清摄政。德祐初由于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南宋主力已被元军击溃,沿江州郡的“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 在此危难之际,吴坚因国戚身份被谢太后重新启用。此时的吴坚已经退休数年,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不奉诏书,终老于家以独善其身,如同为宰相的留梦炎在此时被皇帝召入临安赞襄国事,但留梦炎并不奉诏,而是逃往湖南。 吴坚之所以应诏赴临安或许与文天祥应皇帝勤王诏时“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宋史》卷481)的心态类似,出于对宋朝的忠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受命于危难之际。
吴坚被重新启用为佥枢密院事时,掌握朝政的为陈宜中。陈宜中“当国遭时多艰,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将士离心,郡邑降破”, 南宋大势已去。元军沿江东下,直趋临安。因元兵压境,丞相陈宜中等先后逃走,皇帝颁布诏书委以吴坚重任之日,“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这个时候“是时宜中遁,文天祥辞右相不拜,遂以贾余庆为右丞相,朝廷愈无统矣。” 由此可以看出吴坚虽位居宰辅,在如此情形下也回天无力。南宋君臣不得不寄希望于议和。德祐二年正月,宋朝君主以文天祥为右丞相与吴坚、贾余庆等为使者,赴元军营请和,企望元军退走。文天祥因痛斥伯颜被拘,吴坚等无可奈何地回到临安,向皇帝汇报。不久,穷途末路的宋朝帝、后决定投降,再度派吴坚、贾余庆、文天祥、刘岊等为祈请使,赴元大都献表请降。同时下诏天下州郡降元。在身为祈请使赴大都的过程中,“余庆凶狡残忍,岊狎邪小人,皆乘时窃美官。 后来被文天祥面斥为卖国之臣。吴坚或许并未如贾余庆、刘岊那般谄媚伯颜,卖国求荣,否则记录中不会独缺。文天祥于途中逃脱,坚持抗元直至最终被俘不屈而死。如果文天祥在赴大都献表请降时没有中途逃脱,或许也免不了与吴坚同为降臣的命运。在到达元大都后,吴坚等“不得命,留馆中,高应松绝粒不语,七日而卒,贾余庆病死。” 宋帝后到达大都,吴坚等“伏地流涕,谢奉使无状,不能保存宋社。” 吴坚并没有如文天祥、高应松那样逃走或绝食而亡,也没有如贾余庆一般谄媚元朝。他成为这样的降臣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完成宋朝议和及请降的使命。就吴坚的降元过程看,未见其主动投降的记载,反而更多的是“随君而降”的被动色彩。
吴坚之所以未能向胡、周二人那样成为遗民,可能还有个人特殊的身份有关。吴坚娶端平名臣郭磊卿女为妻。而理宗皇后谢道清是郭磊卿的外甥女,也就是吴坚妻子的表姐。有了这层关系,吴坚多了国戚身份。吴坚没能隐逸山林而是“随君而降”,大概与皇帝的信任、重用以及国戚的特殊身份不无关系吧。
3.南宋士人对元的态度。身处改朝换代之际的南宋士人,面对蒙元新朝时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信念和自身条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的态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即身死社稷的烈士、归隐以保全名节的遗民和背弃故国改仕新朝的降臣。以身殉国的烈士由于生命的终结不会面临国亡后该何去何从的困境,继续活着的人则因为面对新朝的不同态度而成为遗民或降臣。胡、周二人因为对宋朝的忠臣、理学的熏陶和宋亡时在野之身的便利可以选择归隐。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可能将蒙元的影响完全置身事外。胡崇之子胡桂发出仕元朝,“终安吉狱掾,桂荣授将仕郎。” 周应合之子周天骥在宋朝已经出仕为官,入元后以降臣身份继续为官,为守一方,这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称道。一方面,出于生计的考虑,周应合不得不接受儿子的奉养;另一方面,周应合也讳言周天骥与他的父子关系。他的神道碑里的记载如下:“素善训子,长子天骥,年六岁敏记诵,宋有童子科,俾习之。年十一,以能文词举,后登上第,人取以为法,寰宇合一,天骥守吉州,迎以养却甘茹蔬,感慨遁迹,人不知太守为有父。” 胡、周虽然自身没有成为降臣,保全了气节,可是自己的儿子依然难以避免成为降臣的命运。
四、结语
日本学者植松正分析南宋进士入元以后的政治动向,列举的151人之中,退隐不仕者84人(占55.6%),出仕元朝者57人(占37.8%),动向不明者10人(占6.6%)。 而陈得芝对所辑得宋理宗、度宗二朝进士在宋元之际的动向作出统计:以身殉国者七十一人(21.65%),入元隐遁不仕者一百七十四人(53.05%),归降及出仕元朝者八十三人(25.3%)。 两者在统计类别和结果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可以看出改朝换代之际,殉国者及甘为遗民的进士虽然很多,出仕新朝者也不在少数。至于其他不具备进士自个的士人,出仕与隐居之间的比例尚不能知晓。士人群体在对待元朝态度上的多样性,由此可见一斑。
遗民与降臣是对士人气节的盖棺定论。前者因其尽忠前朝,不事二主而为世人所尊重,后者则因失去气节,委身事新朝而被否定。明道书院为南宋规制最为完备的书院,讲学于此的山长俱为一时之选,他们的文章道德曾为当世所推崇。在这些山长之中,胡崇、周应合和吴坚虽以宋臣之身经历了宋亡元兴的过程,在道德感召与现实处境之间面临着选择困境。理学的熏陶、他们各自成长背景要求他们为宋守节,宋亡时的政治形势及个人际遇的不同导致他们最终成为遗民或“降臣”。社会伦理的价值观使得后世称颂胡崇、周应合的遗民之志。吴坚虽名位尊崇却因为不得已“降臣”之故,其事迹被后世湮没,不得列传于官修史书,不见于其家乡地方志。古往今来,在政治现实面前,能够坚持气节的确属难能可贵,予以褒奖也无可厚非。至于如吴坚这样的“降臣”,一味的道德批判而无视其投降的被动性,难免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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